接续邓小平时代:傅高义新作瞄准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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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31 01:51:46

《邓小平时代》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荣休后,准备花费十年时间写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2015年11月专程前往北京收集资料。曾长期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盛禹九十傅高义准备采访的人之一,然而当傅高义以“谈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一些情况”的名义采访盛禹九时,傅高义却绕开五六十年代的话题,径直追问胡耀邦八十年代的事:为什么和胡耀邦有过“桃园三结义”、私交深厚的王鹤寿,竟在“生活会”上揭发和批判胡耀邦;胡耀邦和薄一波在延安时是否有过过节……。本文选自独立中文笔会,作者盛禹九。


《邓小平时代》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图源:VCG)

二〇〇六年五月旅美,在波士顿参观哈佛大学,校园漫步,路过一座赭黄色楼房,导游朋友告诉我:这是库里吉大楼,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设在三楼,许多学者和“中国通”在这里研究和书写中国。他提到研究中心前主任、被称为“中国先生”的傅高义教授。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有想到,十年后,竟有机会同他见面,一席长谈。

事情是这样的:傅高义离职退休后,准备写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专程来北京收集资料。十一月中旬,负责联系这项工作的李盛平给我打来电话:“傅高义这次来京,计划停留二十天,采访十多个人,其中有你。可以谈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一些情况。有时间吗?”我答应了。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驱车来到北京大学。儿子不熟悉这里情况,在校园里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了傅高义的下榻处:一座由美国史坦富大学北大校友捐赠建造的中式四合院。走进大门,在右边中间的一间屋子里,主人已在等候。

“欢迎你,盛先生。请坐!”傅高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使我感到高兴:我们之间的交流,语言上没有障碍。

时令进入初冬,室内已有暖气,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头戴毛线帽,身穿羽绒服,脖子上还紧紧围着一个白围套,使我感到疑惑。后来,经主人的助手窦新元解释:傅先生感冒了!

对胡耀邦的三个突出印象

我们开始交谈。我首先问傅教授:“有一部《胡耀邦传》,是三卷本,看过没有?”他笑着回答:“我有了。”

“这本书是团中央四位老同志集体合作编写的,其中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部分,非常详细实在。我是一九五〇年五月调入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国青年》编辑工作,共三十二年,先后经历冯文彬和胡耀邦两届领导,感觉到这两位领导人的工作思想作风不尽相同,胡耀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我简要地谈了对胡耀邦的三个突出印象:

第一,冯文彬在井冈山时期就很有名气,他是共青团中央局巡视员,而胡耀邦不过是“少先队”里的一个“红小鬼”。(傅高义插话:“反AB团时,冯文彬救了胡耀邦一命。”)两人相比较,我觉得胡耀邦的思想比冯文彬开放成熟。五十年代初期,冯文彬在团中央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能干,善于总结工作,语言精练,抓住要点,条理分明,但不大注意联系群众。当时团中央机关在北京东城区御河桥(后改名为正义路)三号,这里抗战前是日本驻华使馆的军营,大院里还有个小院,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冈村宁次的住所,冈村宁次后来成为日本侵华陆军总司令。冯文彬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就住在这个小院里。除了机关开大会,他上台作报告,平时我们这些小干部很难有机会见到他。

胡耀邦一九五二年八月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住过的小院已拆除,改建为办公大楼。耀邦住在东城区关东店,即现在的富强胡同六号(其后,赵紫阳也住在这里)。胡差不多每隔一段时期,就来到我们编辑部和大家一起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情景:在团中央礼堂南下会议室,耀邦同志每次来到,总是笑容满面,跟大家挥挥手,然后刊物内外,上面下面,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胡耀邦谈话幽默风趣,没有一点官架子,你可以当面对他提不同意见,不会遭到打击报复。

密切联系群众,平等待人,很有气量,这是我对胡耀邦的第一印象。

其次,冯文彬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由蒋南翔书记抓宣传工作,很少听到冯文彬对报刊提出什么意见和指示。胡耀邦不一样,一上任就经常找《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的负责人开会,传递和布置各个时期的宣传思想,给报刊出题目,推荐稿件,尤其重视报刊的整体设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青年》办刊方针问题上,团中央领导层曾有过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刊物的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认为《中国青年》应为广大青年服务,要指导和帮助青年解决他们工作、学习、婚姻、家庭乃至生活中的切身问题,文章宜通俗短小,便于阅读;另一种意见强调刊物的思想性和权威性,讲究文章质量。蒋南翔主张和支持后一种意见。团中央换届后,一些新来的领导,例如当时的宣传部长项南,就提出书面建议,希望《中国青年》恢复到原来“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面貌。为此,编辑部的人曾一度苦闷,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首先站出来讲话的是胡耀邦。他支持后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青年》应该“具有政治思想的权威”。此后多次指出:“刊物应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中国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抓各个时期的思潮”。

一九六三年,由于“大跃进”以后农村出现很多问题,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青年》“面向农村,兼顾城市”。根据周的指示,我和于昆同志去湖南岳阳进行调查研究后,到湘潭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耀邦在谈话中避开周恩来的指示,又一次明确提出:《中国青年》应成为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的综合刊物”,等等。

胡耀邦为《中国青年》编辑方针反复定性,对这个刊物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期间,《中国青年》发行量达三百多万,在中国政治思想界和青年中有着重大影响。

重视宣传教育,思想开阔,着眼大局,这是我对胡耀邦的第二个印象。

第三,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有“左”的倾向。一九五二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团中央机关坚决贯彻,雷厉风行,要“打老虎”。其实,像团中央这样的行政机关,平时只有一些公务开支报销,没有什么经济大项,哪能藏得住“老虎”呢!当时,机关财务处的一个会计,由于交代不出“贪污”问题,经不住“逼供信”,自杀了。第二天召开机关大会,冯文彬亲自主持,批判和指责自杀者是“叛党”、“自绝于人民”。我感到很惊讶!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胡耀邦头脑很清醒。开始,他领队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到乌鲁木齐,知道团中央系统打了五十多个右派,大都是各单位的中坚骨干,立即指示刹车。在当时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胡耀邦无力回天,抵制反右运动,只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缩小打击面,并对已划为“右派”的下属干部加以鼓励和保护,让他们较顺利地度过难关。这些,在《胡耀邦传》里有详细记述。

胡耀邦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胆识和行动,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记得一九五四年耀邦同我和江明同志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无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这一命题,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经过文革复出后,耀邦以大无畏的勇气,平反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也是他最得民心的辉煌政绩。

二〇一四年,胡耀邦逝世二十五周年,我写了《当代中国的林肯》一文,其中写道:

“胡耀邦之所以伟大,至今被人们念念不忘,就在于他当年敢于顶住各种逆流,解救了数以亿万计的中国‘贱民’和‘亚贱民’,让他们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不仅在中国史,而且在世界史、人类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的。”

善良,富有现代意识和人性,一心为民,是胡耀邦给我最深的第三个印象。

转达李锐四句话

我把该讲的话说完,等待傅高义的提问。傅教授绕开五六十年代的话题,却问胡耀邦八十年代的事,这使我感到有些为难。八十年代的胡耀邦,早已离开团中央了。

事后才知道,傅高义这次是有备而来。此前,他去过胡耀邦的浏阳故居,同胡德华、满妹等亲友们进行过多次谈话,还看了不少有关材料和书籍,对胡耀邦一生,包括在团中央时期的基本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还有,这次来京之前,傅接受《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直白他来京的主要目的,是想“搜集一些有关胡耀邦的故事”。这一点,从高勇同志(原胡耀邦秘书)处得到证实。高勇告诉我:这次傅高义也采访了他。傅先生最感兴趣的,不是团中央的事,而是八十年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后的一些背景和细节。比如:为什么和胡耀邦有过“桃园三结义”、私交深厚的王鹤寿,竟在“生活会”上揭发和批判胡耀邦;胡耀邦和薄一波在延安时是否有过过节,如此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敏感、也是大众最想知道的内情,在我这里显然很难得到准确和满意的回答。

于是,我转移话题,谈起两天前去李锐家的事。李锐老人知道傅教授来京,特托我向傅先生转达四句话。傅高义听了,顿时兴奋起来。他拿起桌上的笔,连声问我:“李锐说了四句什么话?”

我告诉傅先生:“第一句话是,感谢你在哈佛对我的热情招待。”

傅高义立马解释:“李锐访问哈佛大学时,住在我家里。还有,刘宾雁访美,也在我家住过。”看来,傅高义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

我接着说:“李锐的第二句话是,谢谢你还记得我,向我祝寿。”接着,我告诉傅先生:二〇一四年四月,李锐九十八寿辰举行家宴,我参加了。看到餐厅里挂有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送来的一幅红色贺幛,上面写着“仁者寿”三个大字,下方署名中有傅先生的名字。傅先生点点头,面向旁边的窦新元说:“对!那次哈佛大学要给李锐祝寿,我是签了名的。”

“胡耀邦是个值得大写的人,他救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李锐的第三句话。”

在说上面这几句话时,我记起傅高义说过的一段话:“中国国内有一些胡耀邦的研究者,他们喜欢拔高胡耀邦的声誉,让更多的人尊敬胡耀邦,但那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正确地理解他,而不是拔高。”刚才,我把胡耀邦比喻为“当代中国的林肯”,现在,又介绍李锐对胡耀邦的评价,我们两个人是否都在“拔高”胡耀邦?这些观点,傅教授能接受吗?

我正思索这个问题,听到傅先生在催问:“第四句话呢?”

我赶紧回答:“李锐第四句话是,希望傅先生的大作早日问世。”又补充说:“李锐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了,但愿他有生之年能读到你的著作。”

稍后,窦新元告诉我:傅教授准备用十年功夫来写胡耀邦,目前他还有一本写日本的书没有写完。他准备这两本书的工作同时交叉进行,尽量争取早日出版。

交谈已一个多钟头,还谈及其他事。过十一点了,看到傅先生神态好像有点不适,于是我提出结束我们的谈话,随即离开了北大校园。

小议《邓小平时代》

临走前,我把自己写的有关胡耀邦的书籍和文章资料送给傅高义参考。傅回赠我一本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并当场在扉页上用中文书写:“盛禹九先生指正傅高义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市”。他的落款和书法端庄流畅,真不愧为“中国先生”。

此前略知《邓小平时代》一书情况:中文版在中国大陆两次印刷发行八十万册,是外国学者写中国领导人发行量最多的出版物。傅高义把他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他的母校──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就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来说,在读者中反映评说不一。

回家阅读这本六十多万字的“大部头”,颇多感触。作者对邓小平的人生轨迹进行了合乎逻辑和细緻的梳理,用大量的篇幅叙述这位“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怎样领导中国“转型”,“走向世界”;但很奇怪,生活在一个崇尚民主宪政国度里的这位学者,却较少提及、或极力淡化邓小平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面前,其政治思想相当保守落后,以及其工作中的诸多失误。

邓小平一九八〇年曾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自评功过:“对半开就不错了。”我猜想,这不是故作谦逊,也可能是其真诚反省。众所周知,文革前在“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中,作为“副帅”的邓小平,也是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和决策者。文革后复出,他经济上反“左”,改变毛泽东的政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在政治上依旧推行毛泽东的路线,坚持“反右派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扩大化”了;他拒绝接受胡耀邦的建议,为“高饶反党联盟”平反;还有,他极力主张反“自由化”,让胡、赵下台,以及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等等,后果非常严重,大大阻碍和推迟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因此被称作是“半个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在这些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分析和评论,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和缺陷。

尽管如此,我欣赏傅教授在书里以及其它场合常讲的一句话:“邓小平是总经理,不是总设计师。”这里说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它纠正了中国主流媒体长期宣传中的一个错误。邓小平既然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总设计师”,那么,谁是“总设计师”呢?傅教授的回答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唱主角的应该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可这两人先后被“辞职”下台。后来,在大众的不断呼吁下,经过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至今其中一个已“半恢复”名誉,另一个仍在继续封杀中。这些事,究竟说明了什么?!

傅高义为中国领导人写传记,第二个最初人选是朱鎔基;后来经人建议,他改变主意,决心写胡耀邦了。如前所述,胡耀邦和邓小平在政治理念和政策实施诸多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傅高义在写作中,将如何处理和解读这些分歧?他能全面彻底地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吗?人们在拭目以待。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北京

 

编辑: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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