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养女戴晴大闹妇女代表大会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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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4 03:59:26

叶剑英养女戴晴在《我参加六届妇代会》一文中写道:我的长辈和老师们可以作证,我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一阵子造反派,也是因为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九年前,我开始写作,基本上遵循的也是党的号召与部署之类。此刻,我举起了手——这是数十年来我第一次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见行事。与其说执行主席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毋宁说她根本没有料到。直到台下的代表一次次喊“有人举手”,才使她把目光投向我。她请我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作为正式代表,我可以在划票之前提个问题吗?”全文如下。

戴晴因参与六四事件长期被打压(图源:VCG)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我没有践行过我神圣的权利——投票了,无论作为共和国公民,还是各种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协会会员,甚至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当我的投票,也就是说,我的个人意愿表达之成效几乎等于零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为种种标签式的演练浪费精力?

然而今年春天,在我完全不在场且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本报女性同人选作她们的代表。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不禁莞尔,因为我的怕会、逃会和一开会就打磕睡的名声已经传播得很远也很久了。而我得知后的第一个反映则是她们在拿我“开逗”——我们生活中的欢乐是那样少,拿貌似庄严与神圣开开玩笑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娱乐。

但此后每到报社,总有相识与不相识的女同事“敲打”我,我这才知道,她们这回的玩笑是藏了几分严肃的:投票前曾经有过一场辩论,在我与另一位官方提名的候选人之间。虽然她们并不认为我的当选意味着什么——她们的快乐显然是在这“易人”本身,而并不在易的结果——但在进行这项活动时,我的年龄从60岁到18岁的女同事们确乎具有了某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属久违了的自主意识。这总是比较可贵的,特别是当普通中国人早已忘了自己还有种种权利,也早已厌于各种纷争的年代。

后来我想,如果这回千名妇女代表都有这种被选出来的经历,刚刚结束的那个大会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我依然没有想好我应该怎么样去参加这个会。

记得六年前我决定出任《光明日报》的记者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采访大会”。我坚信,在一个一切都已经“内定”的场合,表演者与报道者不但在白搭功夫,而且在消磨灵性。报社主管人当时就同意了,我于是就真的数年没有采访过一次大会。

这次我本人是代表了,怎么办——对“妇界”只好稍加留意。从春天到秋天,我听到了此界中的不少议论,其中一条就是陈慕华副委员长要来做妇联主席(这本应是本届大会的选举结果)。几乎所有的谈话人都觉得,这实在是岂有此理。他(她)们认为,她担任这一职务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她本人是一位女性。

但我依然无法确定,我本人究竟以什么姿态切入这次大会。我的直觉是,象历次一样,除了吃好、住好、玩好之外,任何不中听的意见都会象海上的泡沫一样,不但无任何痕迹,也无任何意义。

我请假了。我不认为在我的一生中还有长得令人安心的工作时间,三天也舍不得。

我到内蒙古去采访,大会的第三天晚上才返京,并且立刻被召到驻地。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武断的。因为就在这三天里,我所在的中央直属团的一批知识妇女,对大会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最后还是得到了部分采纳。虽然依我之见,这些建议尚不具观念上的革命性。

躺在宾馆清洁的席梦思床上,我把几天来的会议简报飞快地看了一遍。作为一名女性,使我难于容忍的那一类内容,诸如“感激中央如此重视我们妇女”、“受到这么多高级首长接见如何热泪盈眶”、抗议“各级领导班子中,女同志比例没有保证”等等,依旧赫然印在光洁的纸上。我很难过。但是,应该说,直到这个时候,我依旧不知道在明天的选举中能作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们中央团全体去看望前妇联主席邓颖超。在路上和等候拍照的混乱中,我结识了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团中央、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一系列单位的代表。她们都是有身份、有见识的妇女,我很后悔请了三天假,未能与他们深入探讨中国的男性与女性的问题。同时,我也清楚了解到,按照经数十年锤炼已十分圆熟老到的会议程序,她们不曾请假的人也没有机会与主要候选人面对面交换意见。

其实,在这之前,就在选举的那天早晨,我们已向团长、并请她向上转达了我们希望安排这类活动的要求。但那些在上者,那些习惯性以为党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者,显然对我们的决心以及这一要求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估计不足。她们常常忘记的是,中国虽然还很穷,还有很多文盲,但毕竟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1988年。党员们,当年的“红领巾”们,甚至自己的子弟们,已多少具有了一点现代意识。

后来我得知,就在我们议论如何使大会有点内容的那天上午,陈慕华女士竟然去打高尔夫球去了。选择某种运动以充沛精力、益寿延年固然纯粹是每个人的私事,但在开始出现了童工、雏妓的国度,在小学教室坍塌、铁路年久失修的窘况中,在无数有关妇女就业、妇女儿童保护、媵妾制再度出现等重大问题急待讨论的会议期间,竟坐着数十万元一部的高级奔驰轿车,去打数百圆一张门票的高尔夫球——这相当于一名副教授两个月的薪水——实在是铁石心肠。尤其不幸的是你消费的是国家的钱,而你本人据称还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共产党领袖。

我不敢贸然投她的票。我甚至倾向不投她的票。但我还是希望对她了解得更多些,或许在选举前,她能以她在高层工作的历炼,就某些事所作出的解释,会消除社会对她不利的偏见。

选举下午二时半举行。

执行主席林丽韫完成了例行的说明后,请代表开始划票。这时,我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了手。

我的长辈和老师们可以作证,我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一阵子造反派,也是因为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九年前,我开始写作,基本上遵循的也是党的号召与部署之类。此刻,我举起了手——这是数十年来我第一次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见行事。

与其说执行主席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毋宁说她根本没有料到。直到台下的代表一次次喊“有人举手”,才使她把目光投向我。她请我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

“作为正式代表,我可以在划票之前提个问题吗?”

她请我讲。

“我要麦克风。”我说。

但会场上没有准备这东西。大会组织者压根儿没料到有人会在座位上要求作全场都听得到的发言。

“请到台上来讲。”林丽韫执行主席说。

我走上台。那天我穿了一身深蓝色针织衣裙,头发全部束在脑后。我从舞台的右端走到左端,因为在主席台的最左边,有人让出一个空位。这当儿,台下响起一片稀落的掌声。我估计同意我的这一行为的代表约占全体的十五分之一不足。

“坐下说吧。”执行主席说。

“我愿意站着。”我说,从底座上摘下麦克风话筒,拿在手里。

“你要提什么问题?”主席问。

我概述了一下这次大会的安排,指出一点不尽人意之处,即,作为代表,我们没有机会与候选人面对面交换意见……

林丽韫这时很和气地打断我:“对不起,因为时间紧,代表不能一一认识,请报你的名字。”

我报了名字,并说明是记者,台下响起一片掌声。这次掌声已不局限在我的团所在的一角,而是遍布全场,但依然是稀稀落落的。我知道,我的读者中有人当选了这次大会的代表,我觉得心底涌起一股热潮。我接下去说的是:

“对于执委候选人,我们代表所得到的介绍只有档案式的一行字,这太简单了,代表们不知道应该差掉谁(六届全国妇代会提名执委候选人315名,从中选出300名)。我作了一些调查,有人打算圈掉前边15名;有人打算圈掉后边15名;有的说姓王的圈掉两个,姓张的圈掉两个……我不能这样圈,如果这样作,对不起选我为代表的《光明日报》社同人。所以,划票之前,我想向陈慕华执委候选人提两个问题。”

会场上一片嗡声。林丽韫与陈慕华(读者请注意,选举此时还没有开始,由党派定了将被选上的陈已经坐在主席台正中)商量了几句之后说:

“你的问题和选举有关么?”

“和选举方法无关,与选举内容有关。在我没有得到陈慕华执委候选人的回答之前,我不能确定究竟在她的名字上边划※还是划△,或者什么都不划(按大会规定,※表示反对;△表示弃权;不划表示同意)。”

主席团再一次商议。这时我听见台下有人喊“下去!”,“不要回答她!”,“我们没有问题要问!”等等。与此同时,在我的身后,那些为选择拍摄角度而走来走去的记者们,则不停地拍我一下肩膀或者拧我一把,在我耳边悄声说:“太漂亮了!”“干得好!”可惜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们是谁。

这时台下已乱成一片。林丽韫凑近话筒,略略提高声音:

“同志们,同志们,请大家安静一下……”下边的原话我已不能全部确记,大意是说,大会安排没有这一程序,如果所有的代表都要求与候选人直接对话,会议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大家看这样好不好,这位代表的问题,就不要在这里提了。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下边交流,以保证我们的大会圆满胜利地进行!”话音未落,台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待掌声落下,我补充了一句: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执行主席所说的圆满胜利进行,也包含我们妇女代表大会要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有所贡献。”话音一落,也是一片掌声,但声势比刚才差得远,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林再一次阐述不要在大会上公开提问的道理,代表们再一次报以长时间热烈鼓掌。在这第二次掌声落下去之后,我说:“我服从大会执行主席的决定。”言毕放下话筒,穿过舞台,回到我的座位。

几乎每位读者都可以想象出接下去的场面:记者们涌了过来,着急地问:“戴晴代表,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立即回答了他们。我说:

“陈慕华执委候选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职务不是一天半天了。我想问的是,在你任经贸部负责人的时候,我国几乎连年外贸赤字;在你任银行负责人的时候,将储蓄利率稳住不动,使物价上胀率高于储蓄利率,造成潜在的社会动乱。由于我国政府决策透明度不高,我不知道,对于你主管的这两个领域的工作结果,你本人应负多大责任。现在你被提名为全国妇联主席候选人,也许我的阅读有限,但我没有读过一篇文章,也没有听过一次演讲,说明你对妇女问题有所调查、对妇女工作有你独到的见解。我想请问陈慕华执委候选人,一旦你当选,你将如何以你的努力保证你在这两个领域的工作所得到的国民的评价不至象前两个领域一样。”

如果她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并且还允许我再问下去的话,第二个问题是: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若干年前你的一次出访中,由于你的专机宁愿注水也不愿带一名生病的运动员,使这名青年因延误治疗而死。我认为作为妇联主席,除了应具备别的高层领导人所应具的高效、清廉、正直等品德外,更应有在这个位置上特别需要的仁慈、博爱以及对于弱者的同情与扶助。刚才说的那事不会有吧?请当众澄清。”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大陆上上千种报刊杂志,包括我本人供职的《光明日报》,都未能让广大妇女知道我作为一名正式代表在划票前对未来的妇联主席所提的这两个问题。

划票开始了。就在我们将票投入票箱,等待大会按预定程序宣布选举有效时,场内的代表们在经验丰富的妇联干部的指挥下唱起歌来:

“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洪湖水,浪打浪……”

“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他不留情!……”

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还从她自己的位子上,不靠话筒帮助,唱了一段“马儿哟,你慢些走”,发挥得极好,风韵不减当年。会场里5亿中国女性的代表又笑又唱又喝彩,堪称姐妹之情甚笃。

我当时有点伤感。这一套我太熟系了。如果在20年或者30年前,我甚至比他们情绪更激昂、叫得更响、唱得更欢。但此时已不是1956年,也不是1966年。中国不但经历了反右、反右倾、三年大饥馑,还经历了10年梦魇般的文革和10年观念重建的改革。就算我们每个人只是一个个体,你总得长大总得思索总得成熟吧?如果我们对组织我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权力中心永远停留在无限热爱、无限信任,包括目下十分流行的无限期望上,而没有丝毫的监督意识与批评意识,那么你与你的子孙永远也别想过上人的日子。你将永远按别人的指令思想,按别人的意旨行事,你将永远只能站在购买处理大白菜的长队里,对贪污与腐败空怀一腔怨愤。

我当时有点想哭,不为我自己刚刚差不多被轰下台,而为我曾经写过的和还没有来得及写的一整批中国女性:女政治犯、女重婚犯、残疾人的妻子、对自己的性权力茫无所知的女子、幼年被强暴的女孩……不错,代表们尽情欢唱好了,尽情尽职尽责地维护党的权威好了,她们的事谁来过问呢?

下一天,当选的执委选举妇联主席、副主席与常委,陈慕华按计划当选。在300名选举人中,她丢了大约40票。

再下一天通过妇联章程,全体代表中我一人弃权。我对章程没有认真研究过,但我认为以这批人目前的水准,制定不出我认为满意的东西。

通过会徽时,一名代表反对,我弃权。我不认为非得用英文字头来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组徽——我们有自己那么丰富与优美的汉字;我也不认为用三个W组成的一朵含有“女”字的带蕊的花来标志中国女性是个好主意。任何熟悉古典文学作品的人都知道“花心”这一暗喻。我们应力戒这种联想发生,因为完全有人会一见这徽便心里暗笑:“女人,不就是生育与性的工具么?”

大会到最后一刻又出了岔子。执行主席最后抑扬顿挫地宣布的一句话是:“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呜呼,中国妇女干部!呜呼,中国妇女代表!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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