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失去台湾:宪政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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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9 05:37:43

“二二八”事件中台民的惨痛遭遇,随着全省戒严令的颁布而遭到了封锁,但在当时的大陆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作出了相当公允的评价。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这样写道:“……抑此次事件,……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谈道:“……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并指出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为自己的报导标题;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了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6月,台独先驱廖文毅在大陆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并于当年10月在上海市召开国际记者会,提出“台湾独立”。而这些抨击政府、主张“台独”的言论存在,实际上显示了当时大陆相当宽松的言论环境。
 
这种言论宽松,在当时的大陆并不仅仅限于“二二八”等突发事件,甚至包括蒋介石目为大敌的中共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发布中共军队胜利的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国军战俘认领启事,引起了国统区的恐慌。著名的新华社编辑石西民,就曾在《新华日报的回忆》中谈到,“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总之,在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新华日报》依然能够在国统区大力宣传中共的主张。


1947年12月,蒋介石宣布国内实行宪政体系(图源:VCG)

事实上,这种言论空间并非凭空存在,而是战后国民政府试行宪政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试图通过宪政和平统一国内中共、青年党和地方军阀的军队;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确声明本年内召开因抗战被推迟的国民立宪大会,制定宪法;11月15日,在中共缺席,但国民大会代表总数仍超过法定人数下,国民制宪大会开幕;12月,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制定宪法实施的准备程序;1947年元旦,蒋签署国民政府令,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1月,全国实行普选,选举出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2月25日,国民政府宣布完成宪政实施;1948年初,全国举行了立法委员直接选举,同时,各省市议会也组织了监察委员的间接选举,中华民国开始进入宪政时期。
 
在制宪行宪以及选举的过程中,蒋介石本人发挥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在制宪大会的一读会期间,国民党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颇为不满,试图将宪草重新修改回五五宪草的式样,民社党代表蒋匀田为维护政协宪草,宣称民社党将离席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自劝说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尊重宪政框架和民主党派意见,努力将宪草恢复原样;在国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为了保持反对党的名额,确保在野党实力,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大比例缩减了国民党的代表名额,确保了国大朝野的基本格局。
 
在中国青年党主席陈启天的《寄园回忆录》中,曾记载这样两件事:
 
参加制宪大会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对党代表,入场时发现会场上悬挂有国民党党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党代表蒋匀田认为大会乃全体国民大会,非一党大会,如挂国民党党旗,也应挂民社、青年党旗;建议仅挂国旗。这个意见蒋介石被采纳,在此后的行宪国民大会及民国政府场所中,仅悬挂国旗成为惯例;另外,依照国大组织法,与会代表应当宣誓,但誓词中有三民主义等字样,适合国民党代表。却不适合其他反对党。青年党代表余家菊当场表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应当立刻实现。我们尊重国民党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参加补行宣誓的理由,就是这样。”这个意见同样被蒋介石接纳。
 
据蒋匀田的《中国近代史转折点》记载,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原本对制宪前景并不乐观,张曾以为,国民党内部始终认为政协宪草违背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故张君劢在会前极其担忧国民党势必将宪草返回到五五宪草。但蒋介石最终尊重了政协宪草,并在没有中共制约的情况下通过了政协宪草,实在令他难以置信。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这样表述道:“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为了避免纠纷,部分人士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因为委员长(蒋介石)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
 
当时,中国的行宪特别是随后的选举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1947年11月2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蒋介石政府组织大量童子军,在选举开始当日,在各大城市街上游行呐喊,呼吁选民不要放弃选举机会;据《华盛顿邮报》则详细分析了选举的数据,当时全国登记选民1.65亿人,在11月24日回收有效选票为2千万张,投票率仅为10%,即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文盲基本未能参加选举。在大城市,投票率高达50%,但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投票率较低。例如广东省注册选民15351811人,广州市注册选民约70万,广州市参加投票者35万多人,投票率超过50%。
 
在选举过程中,舞弊倒票恶象重生,但这并不妨碍当时海内外舆论的积极评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亲自观看了选举过程,评价道:“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之影响。”1947年11月25日的《大公报》则称,“一般对于这次选举的观感,总认为一般选民不够热心,这可说是我们的经验还少,同时也因为这选举甚安全,毫无危险性,所以不必惊慌。”11月22日,《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中国大选开始的情形,“蒋中正先生表达了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代表大选而在中国建立可靠和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希望……然而政府如何向全国2.5亿文盲解释大选的原则和目的实在是噩梦一场。”11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选举的实况,报道称:“国民党的领导人认为,虽然人们对此次选举的热情仍然与预期地相去甚远,但他们坚信民主化的步伐迟早要走。他们说,如果中国能在50年内实现真正民主,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在写票时遇到市民偷窥,他立即转身演讲,告诉他们不记名投票的重要意义。”
 
著名党外人士胡适对蒋介石当时推动宪政的政治举措,深表赞赏,他评价道, “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大部分观察家眼中,此时的蒋介石堪称宪政的推动者和捍卫者。

撰写:王夷甫 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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