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失去台湾:“二二八”屠夫

+

A

-
2017-05-19 05:32:28

1946年10月,蒋介石来台视察时曾经询问台湾最高行政长官陈仪,台湾是否需要加派军队驻守。鉴于当时国军纪律败坏,严重扰民,陈仪因此力拒蒋介石加强驻军的想法。

对于陈的心思,后来构陷陈仪的国民党军统巨头毛森在其《陈仪迫汤投共始末》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因陈坚拒驻军。”面对义子汤恩伯的疑虑,陈仪甚至慨然自诩道:“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

实际上,陈仪的乐观认知,不但显示了他的自负,更表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高层,对台民的真实处境和台湾的政治危局缺乏了解。这种脱离实际的盲目乐观,使得这些人在“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很快陷入竭嘶底里地混乱甚至恐慌之中。

事件发生之初,宪兵团长张慕陶即认为,局势己演变到“叛国夺权的阶段”;1947年2月底,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则表示,“奸伪已经混入群众中,积极地在煽动”;面对台湾士绅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陈仪和柯远芬皆恐其别有用心。束手无策之下,陈仪唯有电告蒋介石,请求加派军队。


二二八惨案,蒋介石难辞其咎(图源:VCG)

当时,蒋介石正专注于国共内战,他对台湾的情况并不了解,直至“二二八”事后一周,尤其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才觉严重。蒋在3月6日的日记中叹道“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乃知自己对情势的失察,不由批评陈仪道,“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

3月7日,蒋介石作出派兵入台的决定,并在日记中写道,“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次日,他召见21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

3月9日,第21师于从基隆上岸,尽管据目前史料,蒋介石曾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但在其日记中,蒋则叹息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希望善后工作“唯有怀柔以稳”。

实际上,“二二八”事件的烽火,并没有占据蒋介石多少精力,因为他的心思不得不集中于生死攸关的国共战场。尽管蒋介石依例三令五申,但“怀柔以稳”和“从宽处理”的口号从来都没有落到实处。在秩序混乱的镇压过程中,部分国民党军人和官僚尽显自身的残暴,无故滥杀、挟私枉杀不可计数。

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的柯远芬,曾公开表示:“宁可枉杀九十九个,衹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甚至声称:“对敌人宽大,就是对自己残酷。”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因为揭发过基隆警察局长郭昭文贪污,混乱中遭到戕害;前新竹检察官王育霖因为曾经捉拿过贪腐的新竹市长郭绍宗,被其在混乱之中报复虐杀。

在这场事变中,大量无辜者惨遭屠戮,其中不乏忠党爱国者和良善之辈。中医家庭出身的制宪国大代表张七郎,早在日据时期就是坚定的中华民族主义者,但由于其曾受邀参加“二二八事件委员会”,被镇压者连同二子一起处决;嘉定名医潘木枝多年救死扶伤,素有仁爱之声,却在担任民方代表与政府军谈判时,遭到枪杀;3月13日,台南市南区区长汤德章遭国军残忍戕害,高等法院却在你数日之后判其无罪。

由于混乱,死亡人数至今难以得到精确统计。面对军队、特务在“二二八”事件中无视法纪的滥杀无辜,负责镇压的行政长官陈仪也不得不叹息道:“他们事先不请求,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

“二二八”事件沉重打击了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感,并使蒋介石身上的拯救者光环迅速幻灭。日后的台独领袖彭明敏在其自传《自由的滋味》中描述事件对父亲彭清靠的影响:“父亲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他有二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对于台湾民众饱尝磨难后认同感的流失,此时的蒋介石亦有所察觉,他不由在日记中感叹:“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总之,这位光复台湾的“民族救星”,此刻在很多台民眼里,已经无异于的屠夫。

撰写:王夷甫 森彰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