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失去台湾:蜜月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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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21:43:08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并没有完全忽视台湾光复之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早在1944年4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就设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任陈仪为主任委员。对台湾的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情况作出了颇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长达四十余万字,之后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亦获得蒋介石的接纳。为了实现台湾政局的平稳过渡,蒋介石以日本驻台总督为范本,在台湾设立了完全不同于大陆诸省的行政长官制度,并由清廉著称的陈仪担任,总揽全权;为了保证台湾经济不受急剧贬值的法币冲击,蒋介石甚至允许台湾另外发行台币。


二二八事件,最终成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沉重的政治负担(图源:VCG)

然而,台湾的光复重建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并使得民众光复之后的喜悦迅速幻灭。

一方面,光复后的台湾,在日侨大批撤离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由于日治期间,日本人和台湾本地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机会严重不平等,

使得日本人的知识、技能、职位和历练都远超台湾本土人,而台湾人仅能处于低微的从属地位,当这些日侨撤走之后,台湾就面临乏人能用的窘境。

根据台湾行政公署1946年9月4日记者会上发布数据,台湾光复后,二十九万日侨被遣返,这些人多数在台从事政府教育和工程技术等高级工作,其中充任警察者达七千余人,担任中小学教师者达一万一千余人,占据了战前台湾从业者的绝大多数。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陈仪提拔了一些本土人士,但由于缺乏经验,殊难称职。而企业高级人才的短缺,更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的营运。

对此,李敖的《二二八研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殊不知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有日籍官员三万以上,另有日侨六十万人,占全岛人口十分之一,构成吏治中坚,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经验的熟手接班。当时宜兰的台湾人市长毫无办事经验,重要公文放在裤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子连处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陆公务员帮忙?”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行政长官陈仪的说法,他“一时实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现在除了邀请内地人才来台服务外,正积极训练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较高级的知识技能,使能胜任各种职务。”由此,操着陌生外省口音的大陆官僚,席卷台湾各地也就不足为怪了。据1946年11月由长官公署的统计数据,简任及简任级待遇官员中台籍仅占0.82%;荐任及荐任级待遇官员中,台籍仅占6.63%。而且即便在这些极少数的台籍官员中,大陆返台者就占据了里面的70%。

然而,由于陆台分离日久,彼此间语言、认知、观念相当生疏,这种近乎纯粹的陆人治台很快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台湾人以福佬话和日语沟通,对于大陆国语相当陌生,而中国大陆来台官员不但极度缺乏与民众的沟通能力,而且还因中日战争的缘故,对台湾的日本文化气息充满反感甚至蔑视,某些人甚至以“征服者”、“战胜者”的态度对待台湾人,并把大陆当时恶劣的官僚气息带到了台湾。

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的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对台湾人民演讲时就公然宣称“台湾人还没接受真正中华文化之熏陶,是二等公民。”赤裸裸地表达了对台民的歧视。

而陆官来台后,素质良莠不齐,很多人不但亲戚朋友皆得荣贵,而且还贪污腐败,恶名昭彰。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职员为该院院长的亲戚,占全法院职员过半数;台北县长则安插两百余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无能力,并将许多原来的人免职。据《民报》1946年10月的报道,当时的台湾,实际上“不论是官衔、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满,连下层员工都不录用。”

而自台湾光复以后,贪腐的新闻就不曾间断:贸易局勾结商人,获利一亿多元,局长于百溪隐匿变卖接收的日方物资,得款数千万元;专卖局长任维钧侵吞鸦片70公斤,私运香港变卖获利;陈仪旧属台北县长陆桂祥变卖日方物资,得款一亿多元;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担任台湾省印刷纸业公司总经理,贪污两千余万元。就《民报》一家报纸而言,自1945年国府接管台湾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短短一年多之间,贪污案件的报导就有五十件。

相形之下是台湾本土人才的窘迫境遇和难以适应。据《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描述,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待遇也极不平等,相同的工作,外省人的薪俸远比本省人高。后来成为台独先驱的留美博士廖文毅曾在1946年8月试图参选当时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本应当选的情况下,却因为当时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的暗箱操作而落选;针对当时官场污黑的习气,二二八殉难者汤德章也曾叹道:“当中国官,在心理上要做贪污的准备,我不愿埋没自己的良心。”

这种陆官的无能,以及对台籍人士的歧视和排挤,引发了无边的怨怒。《民报》于1946年10月26日的社论《祖国的怀抱》即指出:“祖国的政治文化的落后,并不使我们伤心,最使我们激愤的,是贪污舞弊,无廉无耻。”这实际上显示了蒋介石光复工作中政治治理的全盘失败。

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严重依赖,使得光复后的台湾经济严重缺乏技术、器材和市场,再加上人才短缺和治理不善,台湾经济很快陷入了危局之中。

众所周知,光复前的台湾经济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的低端供给,无论农业、工业,皆不能自给自足,完全仰赖于日本。随着日本战败和台湾光复,日台之间的原有贸易联系也随之断绝,整个经济事实上濒临崩溃。据1946年9月陈仪的表示,当时台湾主要农作物米、甘蔗、茶叶及凤梨等,每年所需的化学肥料硫酸铵约二十五万吨,但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当日台以往贸易断绝之后,台湾当年仅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硫酸铵二千七百吨,相差甚巨,严重影响了当年台湾农业的产量。而工业器材,近全自日本运来,战后来源几绝,产业萧条,不难想象。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官僚贪腐无能,以及国共战争下的政府物资劫夺,使得光复初期的台湾迅速陷入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的灾难之中。

首当其冲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1947年1月,一千元法币可以换36元台币,到了2月,就已经上涨到56元台币。迅速贬值的台币,使得台湾民众的财富严重缩水。更严峻的则是粮食价格的疯狂上涨,从1945年8月到1947年1月,台北市零售的米价竟然上涨了四百倍。狂飙的粮食价格造成了严峻的饥荒,平民无力购买米粮,只能靠番薯杂粮、地瓜叶勉强果腹,贫民则只能吃槟榔叶充饥。1947年2月22日第3版《人民导报》曾描述当时的场景:“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睹”。

与物价飞涨相伴的是贸易断绝后的工厂停顿和失业人口激增。据1946年底《台湾新生报》的数据,当时台湾的失业人口约为45万人。另据李筱峰《解读二二八》所言,当时就算有工作者,也很难领到薪水。

种种迹象显示,战后初期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往严重下降,再加上贪腐横行,普通民众的失望也就难以掩饰。种种恶政,最终激发了声势浩大的“二二八事件”。

撰写:王夷甫 森彰 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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