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成都“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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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6 02:58:01

这是发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的真实事件,近百名不足18岁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册,杀的杀,关的关,其中大部分人送峨边的沙坪劳教,困难时期被饿死于大小凉山。有关部门为了掩盖这场罪恶,先将四川省成都第二师范学校改为“成都简易师范学校”,1971年学校搬迁后又改名为成都师范学校,原二师旧址盐道街则改成为盐道街中学。此一惨绝人寰的事情,成都已无人知,故追记于此,希能留存史册。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振鹭于飞”,作者铁流。


1957年国庆游行中的反右、整风标语(图源:VCG)

忘不了的一桩往事

无声的眼泪,有声的控诉。这笔债务应由谁来偿还?被害者都是学生娃娃。60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区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农学院从成都迁雅安引发师生不满,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提意见写大字报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状,旋即被当权者定性为“重大反革命闹事案”。为此,有85人划为极右分子(其中学生56人,教授3人、讲师4人、助教11人、教辅4人、省地管干部2人、干部5人);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28人(其中学生127人,教师1人);被定为反动组织首要、主犯的有28人,参加反动组织的成员合计257人。这498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

另一件就是发生在1957年6月成都“二师”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也惊动北京高层,省市报刊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最后也是近百名学生娃娃成了牺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风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这两个事件中所卷进去的人前者十八九岁,后者十六七岁,我的朋友吴红当时只有15岁!

1982年,成都市盐道街中学班主任何志芳(女)老师,请我去为学生作了一场文学报告会,问及此事竟无一人知道。后来偶与老朋友吴红(他曾是《成都日报》副刊部编辑,后因故离职)谈到此事,他说他当年就是二师学生,清楚得很。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事件的由来

成都二师是专为全省各县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20世纪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濒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的银子,在全国十几个省会兴办师范学堂,其中成都二师办学业绩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国乃至1949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实行向全省公开招收优秀学生,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发给生活费。作家巴金、艾芜、沙汀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去的,著名教育家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先后在此校上过学或教过书,该校可谓是名满蜀中,享誉全国。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时候校园还有“五四”精神的遗风,结社结团,办刊办报,当局还不禁止。“天下兴亡,匹天有责”,是许多青年学生的报国理想。他们喜欢读报了解天下,也常常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每天报纸一到,贴报栏前都围满了学生。

1957年4月的一天,阅报栏贴出新到的上海《文汇报》,上面报道了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就要去当教师的学子们,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沸沸扬扬,人头攒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像开了锅的水。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

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与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广大学生们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并希望把声援信刊登在报刊上,遭到校方的拒绝。于是一些学生联络全川师范生,准备调查此类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

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来通知:从今年起,国家只向师范生提供9个月的伙食费,包括寒暑假在内的3个月,伙食自行解决。这个决定改变了二师建校以来的传统作法,被一些学生和常金白事件搅在一起,一时群情沸腾,反抗之声不断,有人提出上街游行,文思敏捷的徐航当即写了《告全市人民书》。

一个周末的下午,学生们晚餐后陆陆续续走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不名身份的“市民”堵住了(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划为右派的叶石先生承认:“我们通过公安机关,在居民积极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大声呵斥学生:“不许你们学生外出!不许闹事!”一些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代表要和学生辩论,很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争论中,一些辩不过学生的工人、农民代表,竟然骂学生“忘恩负义,白吃人民饭,白拿人民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师。其中骂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东桂街小学的党员教师李慎吾。他说,他代表人民教师,不许学生诬蔑新社会和诽谤干部。他大声说:“只有解放前教师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双方各不相让,参加辩论的人越聚越多。

忽然,有个学生发现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上前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面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学生奔向大门方向,“市民代表”见势退却,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学生紧追不舍,还拾起遗弃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现派出所空无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无影无踪。被激怒的学生们已有六七百人,他们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沿着几条小街狂呼口号返回学校。这本来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为,当局却不这样看,认为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不得了!很快上报中共省市委和中共中央……

寻找打击的“突被口”

学生们并不知道惹下了惊天大祸,每天仍用心读书学习。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入睡的铃声像往常一样响起时,随着各室长“到齐”的声音,灯也熄灭了,二师重归于宁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

大约夜半时分,起床解手的一个学生,发现有几辆小汽车鱼贯而入地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很快被接进了校方办公室的平房院落。这一夜办公院落的灯火一直亮着,天明了小汽车也鱼贯而出。

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早操完毕,广播里播出了:“五七级的同学们吃早饭后,都到食堂教导处,听取本届毕业生提前考试和参加教学实习的通知。”二师五七级七个班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县,有300多名学生,是该校建校以来历年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面临毕业分配,谁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纷纷带上小凳进入开会的食堂。教导主任告诉学生:鉴于今年学校的工作安排有变,本年度毕业生的考试将提前举行,然后提前进入教育实习。随后宣布了在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实习的指定学校。

但是学生们没注意到,就在随后半个月的毕业考试复习阶段的时间里,学校各班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每天都在开会(叶石当时向省委报告称:这是“为了摸清敌情,同时了解青少年阵营中左、中、右分布情况,并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副校长,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同学们并不在意,加上这位徐副校长又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还得到不少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才知道,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卫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他分子,上报市委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

工作组号召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他们同学平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特别是闹事中走上街头,参与对工人、市民、教师的施暴行为,以及冲击过专政机关(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学,工作组及班团支部按人头整理材料,并组织人对这些同学进行监控。工作组许诺,对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会留在城区。材料一份份地整理,监控一个个地落实,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平静得有点出奇,平静中流淌着不祥,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可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还在酣眠里做着《乡村女教师》(一部苏联电影)的美梦。

镇压悄悄来临

吴红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是随父亲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他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当时他刚好15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他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班长郭××,篮球打得好而被选入四川体工队打中锋。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的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篮球也打得好,获得过成都市青年绘画比赛的第二名。简××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纯净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琴房里立刻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驻足聆听,不停点头称赞……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

事隔40年后的1987年,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在她的纪实文学《鸿》(又叫“三个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谈及。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应打击的知识分子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50年代成都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完成这个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的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6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他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运动”,于是这个百分之十的任务数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完成任务并受到表扬和嘉奖。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当中共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宣布,二师学生参加东城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五七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住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进入各班的学习室后,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就是那些想争取留在城市做教师的人),开始揭发,立即凶恶地大声喊道:

“×××,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参会者争相举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现自己“靠拢组织”。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学,一下变成了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把他们撕咬得鲜血淋淋,五脏破裂。

“×××,站起来,听革命同志们的揭发批判!”

准备好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边揭发,一边煞有介事地大声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被揭发者稍不同意,他们就唾沫四溅地跳起来,指着对方鼻子说:“不许你狡辩!不许你抵赖!”并且狂呼乱叫地高喊口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每个上午,一般揪出两三个“阶级敌人”,连续揪了一二十天,揪斗的水平和气势日日加温,时时升级。学生娃娃们哪经过这种阵势的斗争,一般都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

下午就是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工作组号召革命师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保卫人民的红色江山。积极分子们根据内定右派的名单,将准备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学习室的四面墙壁上。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住所去了。谁敢反抗?一旦被污蔑为“阶级敌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来去低着头,说话声音小得像哑了嗓子的鸡鸭,任人摆弄,任人折腾。

“阶级敌人”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那里面没有床,地上铺着很多稻草,他们就睡在稻草上面,无人管你冷和热。此外,来去排队有人押着。每天天一亮就被赶出大屋,嘴里含着馒头,扛起锄头等工具,由武装士兵押着去劳动。每当这些人从各学习班走过时,人们都不无惊恐地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恐惧,忧愤,不安,悬心,像森森的寒流袭击着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们再没有歌声,再没有欢笑,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点。

当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道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刺刀的阴寒,钢盔的森冷,使阳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数九隆冬。学生们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分子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不断,时而有人振臂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完口号台下1000多名各年级学生鸦雀无声,望着主席台一举一动。忽然,人群里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分子人物的漫画。那个举画的人,十年后成为“名画家”,还出任过某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接着,挂着大纸牌,牌上写着“大同党”主犯的学生,被士兵押上审判台。一些人为显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跳上台就对着他们拳打脚踢,当场有两个“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号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的“大同党”的10多个成员,原来是58、59级的,不满20岁的学生娃娃。徐副校长以洪亮威严的声音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他们是……他们错估形势,倒行逆施,企图推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在“大同党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的口号声中,士兵们推搡着将早已五花大绑的学生娃娃,一个一个扔上卡车,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车子发动,马达轰鸣,徐徐开出校门,口号声仍此起彼伏。大会后,57级的学生仍然列队返回磨子桥,工作组要求各班对当天的大会表态,以加强“整风反右的决心”。第二天,《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成都公安局在二师逮捕“大同党首恶分子的消息”,同时配发了社论。社论说:“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行必须清算……”云云。

就这样,从7月到8月,二师“反右斗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开始是揪闹事的,接着揪没参加闹事但同情闹事的,以及表态支持小学老师常金白的,后来又揪虽无上述言行但个人主义严重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但凡被认为是有思想问题的学生,要自我检查或向党交心,再根据他们的检查交心,发现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有联系的也要揪出来。到8月中旬,学习组召开大会,听夏部长做总结报告,报告说东城区教育系统的“反右斗争”,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已经超额地完成了任务。还能来参加总结大会的二师57级同学,都在互相悄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碾作尘

1958年4月,五一前夕,东城区教育系统在锦江川剧院举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大会”,侥幸获得宽大的“内控右派”,我的朋友吴红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57二班的同学,已经减少了将近20人。这些与他从盐都来的36个同学,其中被划为右派的8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9人,加上他刚好是全班人数的一半。那个省篮球队的郭××,市乒乓球对的简××,驼背钢琴师刘××,甚至父亲是烈士的李白森,还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陈姐姐,也都被划进去了。全校1000多名学生划了100多名右派,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动分子”。

后来从知情人处听到,这次凡参加二师闹事的师生,都被集中到一处由士兵持枪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劳动。不准回学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里亲人也不敢打听寻找,否则被认定为同情“阶级敌人”,与右派划不清界限,甚至还会因此被单位追究而划成右派。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指示精神: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给工作,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做反面教员。1957年划为右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均是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单位做“反面教员”,但这些十几岁男女娃娃的小右派无单位收留,怎么办?于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于是,成都市就把他们编组成一个劳动大队,被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凉山上,做了一个没有劳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一去就是几十年。

上世纪60年代,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大凉山劳改农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饿而疯狂地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在劫难逃,大部分饿死,小部分苟活着。10年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体制松懈,这些侥幸还活着的当年“二师事件”小右派们,潜回成都,这时的成都人才忽然忆起10年前他们失去的这批孩子。他们一个身残体弱,两鬓斑白,脏稀稀地像群乞丐,跟他们同时去大凉山的同学,大多数人早已埋骨他乡,再也回不来了。

“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友人黄强右派分子,悼念死在沙坪劳改农场的男友的《祭友》诗)

二师学生中那位驼背的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才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溅一命呜呼。

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青少年右派进行所谓的“改正”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改正”通知书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就不知道他们的音讯下落了。二师的同学中至今还流传着57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的“改正”通知时,发现两个人的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做看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78年改正后才被允许做一名小学教员。

无言的结局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斗争,使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而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吴红所在班的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

不知在颐养天年的现在,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制造的这桩“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编辑: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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