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党喇叭”郭沫若:极左思潮的鼓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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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1 22:49:55

建国后的30年中,在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郭沫若非常锐敏,闻风而起,立即投入运动,于是在对待某些重要问题时他基本上被“左”的思潮所左右;又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的不同凡响,在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方面,起着令人痛心的作用。本文摘自2008年第9期《炎黄春秋》,作者张毓茂,原题为《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

郭沫若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也是书法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卓越成就。但人们却忽视了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层面。我以为,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研究郭沫若,能够拓展视野,有利于全面把握郭沫若性格结构的多重层面和复杂矛盾。也许郭沫若的诗人激情和才华过分鲜明夺目,以致把人们的目光强烈地吸引在这一层面上;或者是同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巨人的政治才干的无与伦比,致使郭沫若很难进入人们视野的中心?不管怎么说吧,反正郭沫若的政治家的品格层面,被不同人不同程度的忽略了。


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图为郭沫若(左)与毛泽东交谈(图源:VCG)

那么,郭沫若政治品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首先是他的政治嗅觉很锐敏。苏洵在《辨奸论》里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而知著”,是以观察自然气候来比喻及时把握政治现象。这是一个政治家应当具备的预见政治风云变化的能力。郭沫若在这方面有很强的政治预见性。他往往从一些端倪和预兆中预见大的政治风暴和革命运动的来临。

五四运动爆发时,郭沫若虽然远在海外,但对这个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伟大历史事件,他的反映也是极其锐敏的。他雀跃欢呼:“万岁!万岁!万岁!新生命——万岁!新少年——万岁!新中华——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解剖室中》,载《学灯》1920年1月22日,集外佚文)他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并且以诗集《女神》诗化了五四精神。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的革命高潮即将兴起的时候,郭沫若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号召青年“向前猛进!”“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在北伐革命战争的高潮中,蒋介石集团策划阴谋,准备兵变。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阴谋活动相当隐蔽,蒋介石精心制造各种假象来作掩护,当时确曾欺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们,连一些革命家一时间也弄不清这个集团的真面目。但郭沫若却从他们活动的蛛丝马迹中,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预见到革命面临危机。正因为郭沫若有这样敏锐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非常清醒,百倍警惕,在蒋介石一伙面前,佯作不知,不动声色,麻痹了蒋介石,才能打入蒋介石集团之内,摸清了情况,写出了沉重打击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如果郭沫若认识上稍有迟疑,那就一定会被蒋介石发觉。只要蒋介石发觉郭沫若是政治上的异己者,他不但要对郭沫若严加戒备,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郭沫若在那样瞬息万变的政治厮杀的险境中,不仅安然脱险,还胜了蒋介石一筹,凭的就是他政治嗅觉的锐敏。

其次,郭沫若政治家的品格,还表现在勇于实践的精神。早在少年时期,郭沫若就勇猛地投身学生运动,开始显露出勇于实践的斗争性格。郭沫若也同郁达夫等作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他渴望工农暴动,渴望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他表示:“别了,否定的精神!别了,纤巧的花针!我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刀一柄!”他不但在文章中号召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显示了他在实际的革命政治工作方面的才干。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郭沫若在革命危急关头,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消极颓唐,而是以实际斗争,反击蒋介石集团的背叛罪行;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种勇毅,那种实干,那种拼搏,绝非单纯的文艺家所能有。比如郁达夫,他可能有许多郭沫若不具备的长处,但他缺少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实践精神。他和郭沫若都到了广州革命策源地,而结局却是那样的不同,郭沫若像个弄潮儿投入革命战争的洪流中,而郁达夫却被革命过程中的“污秽和血”所吓退,畏难却步,失望地离开了广州。不仅如此,还以“曰归”的笔名在《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为题的文章,过多地渲染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污秽和黑暗。分不清哪些情况是革命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哪些是由于革命者的不成熟而出现的缺点,哪些是属于革命内部异己分子的破坏活动,因而对革命大失所望。实际上,郁达夫虽然到了广州,却没有同革命结合。举出郁达夫,当然不是把他同郭沫若做全面的比较和评价,只是就实践精神这个角度加以比照,以便对郭沫若性格中这一特点看得更清晰,更分明。

同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勇于实践精神相联系,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另一性格特点,是他对眼前呈现着的复杂政治形势和错综的事件关系,往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写导言时,就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在书中表现出的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

在广度和深度上,郭沫若的洞察力当然比不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作为政治家的一种宝贵品格,郭沫若无疑是具备的。从作品看,郭沫若这种政治品格不是表现在诗歌里,主要表现在传记文学和历史剧中。他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等作品,其中所写的历史事变,或则还在“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而郭沫若却大体“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如写四川保路风潮,处处又照应武昌斗争形式的发展,揭示出两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东京政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持久战的不可避免等等。郭沫若对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都把握得相当准确,显示出郭沫若精明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

在文风上,与这种政治内容相适应,体现为议论纵横,气势磅礴,挥洒自如,有时慷慨激越,却又蕴含睿智深邃,有时犀利辛辣中透出风趣和幽默,把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和风貌,展示得相当充分,淋漓尽致。

当然,这种“淋漓尽致”中也把郭沫若性格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不错,郭沫若政治目光敏锐,富于激情,可是这个优点往往又同偏激性和摇摆性相扭结。这个性格弱点,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艺方面,都很突出。鲁迅当年对此做过尖锐的批评。郭沫若的夫人安娜也指出,他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后来的论者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是一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习惯吧,很少再形诸文字,但许多熟悉郭沫若的人,心里是有数的。就以对待浪漫主义来说吧,郭沫若早期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他自己也以此为诩,可是当他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竭力推崇现实主义,不加分析地把浪漫主义同“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视为一路货色,一并加以摒弃(《文艺家的觉悟》)。这显然失之偏颇。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高领袖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际,郭沫若又转了回去,说:“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载《红旗》1958年第3期)对鲁迅的态度也如此。他曾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的反革命”。(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后来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鲁迅,他赶快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热情歌颂鲁迅,表示自己要“负荆请罪”。这,当然是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但出语过分夸张,说什么“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告鞭尸者》)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据《鲁迅先生纪念集》卷首《逝世消息》)。这不是过于矫情吗?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竟然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里,郭沫若简直把鲁迅说成是造反的红卫兵。鲁迅地下有知,该当作何感想?人们不能不为郭的这些迎合上意以鲁迅邀宠的言行感到汗颜。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终于有了抗战的表示和行动,这时期当然不宜于再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类的揭露、抨击蒋介石的文章;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共合作中,同蒋介石讲团结抗日完全必要,但郭沫若的某些言论和文章,比如《蒋委员长会见记》之类,就显然有失分寸,说什么蒋介石的一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决心”,而蒋介石身体的健康,竟“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这样的文字,竟然出自《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作者郭沫若之手,暴露了郭沫若政治上的偏激性和摇摆性。


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率宋美龄、郭沫若(右)等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会见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图源:AFP/VCG)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尽管郭沫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但由于他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失误也是很多的。在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郭沫若非常锐敏,闻风而起,立即投入运动,于是在对待某些重要问题时他基本上被“左”的思潮所左右;又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的不同凡响,在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方面,起着令人痛心的作用。郭沫若本来很了解胡风,可是当胡风同志被冤枉时,郭沫若不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不管胡风同志的意见正确与否,他是有权向中央提建议的,如果认为意见不正确,不采纳就是了,怎么能说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呢?接着郭沫若在文艺界的大会上大声疾呼要“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再接着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在此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也直接和间接地伤害了许多人。其中不少人曾是他的亲密同志和战友。

1950年代后期在我国开展的所谓“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当时反对这一失误的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各级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郭沫若却对“大跃进”相当狂热,他不但自己写了“养猪今日不用粮”、“太阳当成一个红皮球”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诗歌,歌颂那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在《〈大跃进之歌〉序》里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蓬勃,空前未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

1966年4月14日当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传达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时,许多人还惶恐莫解,郭沫若立即检讨“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看,郭沫若的反应多么锐敏,而且“全部把它烧掉”也成了一句谶语!与此同时,郭沫若又写诗歌颂所谓“亲爱的江青同志”,对江青肉麻地恭维,而对“文革”中落难的如邓小平等同志,郭沫若也看风使舵,大张挞伐,落井下石,说什么“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说什么“复辟罪行怒讨”。有人说“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郭沫若这些糟糕至极的政治表演,固然与极“左”的政治恐怖狂潮分不开,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同样政治恐怖条件下,不是仍然有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彭德怀、胡风、顾准、萧军……这样一批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民族精英吗!退一步说,郭沫若即使达不到上述人物的境界,他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地跟“风”,随着权势的变化摇来摆去,像个弄臣似的令人不齿。当时,不是有一些与郭沫若地位、处境相近者保持了沉默吗。

应该说,郭沫若作为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品格确是卓越超群,但其局限和失误,也不应掩饰,都应做深入探讨和认真总结,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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