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贡品:乾隆朝塌方式腐败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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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0 21:53:50

在乾隆朝贪污是高危工作,一旦被查出就牵连广泛、惩罚严峻。

尽管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预防、惩治腐败,然而乾隆朝晚期反腐越反越腐是个不争的事实,除了他身边有个最大的贪官和珅拉了后腿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也加入到了敛财大军中。

皇帝敛财和臣子的敛财自然大不相同,和珅创造性的发明出议罪银,这些银子都进入内务府,成为乾隆的个人财产。


乾隆对贡品索求无度(图源:故宫博物院)

据统计,乾隆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80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剩余。

但这不过是对小贪官的利好,而乾隆的索贡无数带动了各级官员贪腐。

其实刚刚登基的乾隆是拒绝进贡的,他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

乾隆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

这种良好的作风止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是年正值太后六十大寿,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乾隆顺势打开了进贡的大门,他下旨说,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按《尚书·禹贡》孔安国序云:“任土作贡。”在地方上任职的督抚要员们不定时地送给皇帝一些地方特产,可以联络感情,但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且进贡物品一般都是大臣自定。然而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以及“镶玻璃洋自鸣乐锺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乾隆大概第一次看见这两种玩物,很罕见地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於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既然放开了口子,进贡就成了当时各级官员争宠卖乖的必备手段。

不过,这些贡品的费用不一定要由官员们出,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

如在进贡单上占据很大比重的长芦盐政就是由盐商购买贡品,再由盐政以自己的名义进献。至于各级地方官员的贡品只能取自地方政府的收入,或者摊派给下属,逼得各级官员不得不勒索受贿。

然而乾隆对贡品的索取是无穷无尽的,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

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不仅上元、中秋等节要进贡,还有“非例之贡”。人员也不再局限于督抚,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据统计,仅有制度可循的,乾隆时期规定总督每年进“例贡”183项、巡抚进“例贡”277项。

至于“非例之贡”名目更繁多:皇帝出巡,大臣进“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进“木兰贡”;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甚至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

乾隆皇帝自然清楚进贡给下面造成的巨大压力,但他认为进贡体现的是臣子的忠诚态度,至于钱财方面,他认为是“不必惜价”的。

例如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陪同皇太后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南巡。长芦盐政金辉不仅贡献了价值不菲的路贡,还让妻子觐见了皇太后,并且献上香扇、小菜等。

当乾隆知道不仅路贡是由盐商所出,就连香扇、小菜都是盐商所备时,对高达3.7万两的花费毫不在意,只是不满金辉竟然不是自掏腰包。于是他立刻降旨申斥金辉“些微不堪纤悉之物”都无一不出自商力,实在是“非朕意料所及,深负朕委任之意”。

为了表达“忠诚”,无论是否愿意,整个官僚体系都通过进贡夺取天下的财富。乾隆年间塌方式腐败多与进贡有关,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

乾隆一面大收贡品,一面对着严惩之下却络绎不绝的贪官迷惑不解。而让乾隆朝上下都疯狂的贡品,乾隆本人“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堆积在紫禁城中不见天日。

撰写:栾泠 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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