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讲法制课第一人:没敢偷懒 没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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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 19:25:01

开讲中南海第一堂法制课的孙国华总结自己50多年法学研究生涯时写道:我没敢偷懒,没说假话。本文摘自2017年4月18日《法治周末》,作者武杰,原题为《孙国华:我没敢偷懒,没说假话》。


2015年6月19日,孙国华参加法学院毕业典礼并领唱国歌(图源:VCG)

从今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开学、毕业典礼上,再也没有一个身着导师服、精神矍铄的老者,指挥那些即将踏入或者离开校园的法律人高唱国歌了。

这位老者正是“中南海讲课第一人”、法学家孙国华教授。在许多人大法学生的心中,这位年近90岁还活跃在讲台上的老人,如同人大法学的丰碑和旗帜。

4月14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泰斗、法学理论大家、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主编和编写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孙国华教授,在北京因病去世。

出生于1925年的孙国华,经历过战争、革命、运动、改革,从黑头到白发,见证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起伏曲折,法学研究和法学理论的潮涨潮落。

一生与法学结缘

在人大法学院,听过孙国华教授唱歌的人,比走进过孙教授课堂的人更多。在开学典礼上、法学院的晚会上,甚至课堂上,学生们都曾一睹孙教授引吭高歌的风采。

人大法学院教授李奋飞,在人大听的第一堂课就是孙国华的,也是在这堂课上他第一次听孙国华唱歌。那是1998年,参加完人大法学院研究生面试的李奋飞打算留在学校几天,提前听听法学院的课,幸运的是,他走进的第一间教室便是孙国华的课堂,那一年,孙国华已经73岁高龄。如今已经过去19年,但孙教授在课堂上的谈笑风生,李奋飞依旧印象深刻。

孙国华自己也常常讲,“搞了法理学,把我的音乐天才给耽误了”。他的理想是成为艺术家、音乐家,但在祖国山河破碎、动荡不安的时代,为祖国学习法学是孙国华那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1925年4月,孙国华出生于山西省阳高县小集镇(现属河北省阳原县),其时,军阀混战正酣,人民流离艰辛。1941年,年仅16岁的他,告别家人,独自来到北京求学,就读于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中学教育。孙国华的学生、人大法学院教授冯玉军说,正是年少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使得孙国华教授日后学养深厚,在艺术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在许多关于孙国华生平的文章里都曾提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中学期间,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雾”,他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愤懑,当即写下了一首诗:“可怕的大雾,挡住我久未奔放的视线,使我望不见天坛绮丽的身影和北海矗立的塔尖:但总有一天,会云消雾散……”诗写完后,孙先生本以为老师会因此责怪自己年轻鲁莽,却不料老师给了他全班最高分。

这首少年时代所作的爱国诗篇及因此而赢得的“最高分”,永远成为孙国华爱国情怀的宝贵记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孙国华逐渐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抱负,这个理想成为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标尺,并贯穿一生。

1946年从汇文中学毕业后,一向喜欢音乐的孙国华原打算考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但因病“落下不少功课”,随后考取了朝阳学院司法组。创办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对于两所名校,孙国华生前曾表示,虽然两个学校的讲授重点有所区别,但是当时的法学教育工作者有一个共识--法律要远离政治,“法官只认法律,不认政治”。

但爱好音乐的孙国华仍“想在来年,再考北师大”音乐系。1947年暑假,他已参加了北师大入学资格的笔试,“就差拉小提琴”复试了,但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办壁报、组织游行等事务缠身,遂放弃“去北师大学音乐”,留在了朝阳学院。在搞“学运”的过程中,他曾两次上“黑名单”,1948年,他被捕入狱,一度被关押在军统的看守所里,连放风的权利都没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他才获释。

虽然错失了成为音乐教授的机会,但是在朝阳大学三年的学习依旧影响了孙国华的一生,他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浚哲文明’简短的四个字校训影响了我的一生。它既是法科学生成才的标准,也是我所主张的法律要以理服人、讲究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

2015年,第一批朝阳法学先贤文集正式出版,作为朝阳大学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还健在的法学家,身为朝阳大学校友会会长孙国华感叹:“我可能是最后一任朝阳大学校友会会长了,因为即便再改选也没人了。”如今,朝阳大学校友会会长真的成为了空职。

1949年,孙国华出狱后并没有回到朝阳大学,他先是被分配到由谢觉哉担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育科工作,1950年则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虽然孙国华是奔着人大的文工团而去,但是有过法律学习经验的他,最后选择接受组织的安排,进入了法律系,成为第一期研究生,在前苏联专家E·m·谢米里亨和中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教授的指导下,继续研究法学理论。

在此之后,孙国华教授一生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念。

开讲中南海第一堂法制课

“毫无疑问,孙老师是法学大家、法理学的泰斗,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是新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奠定了我国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第一位到中南海讲课的法学学者……”提起孙国华教授,他的另一位学生、人大法学院教授朱景文对于老师在法学方面的建树如数家珍。但朱景文认为这些头衔还远远无法概括他的一生。

孙国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指导研究生,先后招收过十余届硕士研究生。1986年成为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建立并主持人大法学院的法理学专业博士点,迄今已经指导或参与指导博士研究生数十名。

冯玉军介绍说,因为孙国华是人大荣誉一级教授,所以可以终身带博士生。直到前年,人大的学子们还常常能在校园里看到这位鹤发童颜、声如洪钟的老法学家,当时已经近90岁高龄的孙国华教授还在带博士生,“他们这一批人,只要有最后一口气在,也会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奉献。”冯玉军说,“对于孙老来说,上课不是一种辛劳,是传播知识的欣慰,历史给了他特殊的磨难,也给了他特殊的回报。”学校评价他为“镇校瑰宝”。

冯玉军所说的“磨难”开始于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法律界尤其成了“重灾区”,许多高校中的知识分子被错划成了“右派”。“这一时期,法学教育中法律本身的东西开始减少。”孙国华生前回忆,当时诸如“政策就是法”这样的错误观点一度占据上风,在具体实践中,大家常引用“工业(政策)多少条,农业(政策)多少条”,这让“政策取代了法律”,对法治造成了巨大破坏。

随后在这股风潮中,孙国华和家人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多年。但是很少有人听到他的抱怨,即使无法教学和科研,他也未停止思考。等到孙国华50岁左右的时候,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期,来之不易的科研机会,孙国华开始与时间赛跑,1978年到1986年可称为孙国华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超水平发表了许多原创论文和著作以及他所编写的教材,奠定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

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一位既精通前苏联法学体系,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的法制课老师时,当时的人大法律系副教授孙国华成为入选者。1986年,他给胡耀邦、乔石、李鹏、姚依林、胡乔木等领导讲课。讲课时,胡耀邦非要孙国华坐在主座上,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个年头,当年,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还未正式形成,孙国华的这次法律讲座,是中南海的“第一课”,孙国华因此被称为“中南海讲课第一人”。

冯玉军评价,以此为开端的法律学习,对于国家和领导人不断深化推进法治决策应该是有非常大作用的。而一位法学学者能够进入中南海讲课,对于许多法学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我只是没有随波逐流、见风使舵而已”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冯玉军正在整理孙国华教授的生平资料。“我现在正在看孙老师在每次学生毕业时的叮嘱。”冯玉军说。每次博士生毕业,孙国华教授都会和学生们一起合影,然后叮嘱一番:“我们老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们在解放前,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那些不好的,非法治的,都在逐渐减少,你们肯定能看到中国法治好的未来……”

而对于自己,他则是“莫因怀旧多伤感,须自创新找欣慰”。他认为不要总是怀旧,赶紧迎接这个崭新的时代,赶紧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法律人才,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力量,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快乐。冯玉军说,“孙老这样的话非常多”。

孙国华在总结自己50多年法学研究生涯时写到:第一条是我没敢偷懒,没有敢放弃自己的岗位责任;第二条是没说假话,我怎么认识的就怎么说了,也许我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我讲了真话。所以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批我“右”,后来自由化思潮流行时又有人说我“左”。实际上我本人并没有变,只是没有随波逐流、见风使舵而已;还有一条就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学理论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比西方形成的任何法学理论都高明,所以在这方面说我们‘幼稚’我不接受”。

孙国华也曾在课堂上不无遗憾地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提马克思了,只知道马克斯·韦伯”。

当然,面对不同的观点,孙国华教授也是十分宽容的。朱景文经常与孙国华教授一同参加学术会议,“说到激动处,孙老常常直接在会议上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但是朱景文也经常看到,孙老当面和这些人“主动讲和”,“咱们争论归争论,但是这不影响个人关系啊”。

当然,孙国华并没有因为坚持己见而固步自封。生病期间,学生们去探望,孙国华总会把身体放在一边,跟弟子们讨论当下的热门话题、法学院的新成果,他夫人规定的3分钟说话时间,常常延长到半小时以上。

孙国华晚年的时候十分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并撰文《公平正义是治国理政的牛鼻子》,提到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体推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和艺术都追求“真善美”

提起孙国华,音乐也是一个不能抹去的标签,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音乐家或者音乐教授,但是音乐是孙国华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曾经在2008年专门为孙国华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对孙老师最为钦佩的,一是他对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执著;二是他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体魄,80多岁的人,还骑自行车;三是对事业、对生活、对学生的充满激情,唱歌跳舞,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

在孙国华家里的显眼处摆放着他的小提琴,从15岁他就开始学拉小提琴,此后一直没间断。他还拉过二胡、板胡,更是自学成才,学会了弹钢琴。不仅如此,他还组织了教授合唱团。

孙国华在1980年参加小提琴考级时,别人还以为他是陪孙子来考试的。而他也认为,终生为之努力的法律和艺术其实是有相通之处:都是追求“真善美”的艺术。

在冯玉军看来,也正是这样丰富精彩的生活,使得老师的晚年十分幸福,也让人无比羡慕,“他还跟音乐家刘秉义同台飙过歌,唱的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对于艺术他是有充分自信的”。

2005年除夕,孙国华还曾邀请四名留校没回家的人大学生,到自己家过年。席间,他弹奏了《致艾丽丝》《梦幻曲》等钢琴曲,还清唱了歌剧《茶花女》片段。

在法律和艺术的追求上,孙国华教授的弟子们表示,难以望其项背。而他的为人处世,亲切谦和更是让人感叹。

听闻孙国华教授逝世的消息,李奋飞在朋友圈写下了他与孙老在电梯里的一次相遇。当时电梯里的送水工人手忙脚乱的把水往外搬,当李奋飞还在犹豫是否要帮忙的时候,当时已经快90岁的孙国华却已经出手帮忙了。

与李奋飞偶遇的时候,孙国华也会嘘寒问暖,关心后辈学者的研究。“那一辈学者很多是重实体而轻程序的,但是孙老师的观点十分与时俱进,认为程序法同样重要,并鼓励我多关注程序法的独立价值。”李奋飞说。对于学生、后辈,孙国华亲切的如同自己的孩子,工作上关注,生活上关心。

孙国华给冯玉军的座右铭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冯玉军强调,“这三个词是有顺序的,我们在孙老师的门下是做学问的,但是他却要求首先要做人、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

无疑,孙国华92年的人生也是如此要求自己的。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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