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干将谢静宜为何被免于起诉

+

A

-
2017-04-13 23:12:05

惠宪钧讲:“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作者韩三洲。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泽东合影(图源:《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文革”期间的1970年7月,教育部以及所属的机构撤销并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原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清华大学工宣队负责人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1971年下半年,迟群被提升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还成为“梁效”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

迟群与两场文字风波

“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7月,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江青等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提出开展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

“文革”红人迟群

“文革”期间的1970年7月,教育部以及所属的机构撤销并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原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清华大学工宣队负责人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1971年下半年,迟群被提升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还成为“梁效”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

军人出身的迟群,几年间飞黄腾达,连升三级,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文革”红人。迟群本人的文化素质并不高,可在1973年底,他却和谢静宜一起,在国务院科教组导演过一出“考教授”的恶作剧。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出了一些偏题、怪题来考一些大学教授们,而这些教授们大都年事已高,加上学有专业,即便是本学科过去掌握的知识,有些细节也难免遗忘,所以让这些教授们大“出洋相”、“闹出笑话”,并且疯传全国上下。然后,“四人帮”又借机推出了教育革命战线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实话实说,迟群这个人还是有点歪才的。据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总务长惠宪钧回忆:迟群这个人还是有些能力的,在大会上讲话,好多时候不用稿子;他写字模仿主席的字体,还模仿得特像。毛主席派他到清华来的,在那种环境下,他太狂,太骄傲,把握不住自己,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批林批了毛主席”

据当年在国务院科教组负责编写简报的刘武生回忆,1972年冬,他曾编写过一期科教组机关的学习简报,内容主要是批判林彪散布的“政权决定论”而否定路线的决定作用。简报摘用了《林彪语录》中“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的原话。为了慎重起见,刘武生还请了一位军代表帮助核对过这份简报。但这份简报上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后,有人看了后就向迟群告状,说这句话在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语录本里也有。迟群听到后,立即从清华大学乘专车来到科教组,气势汹汹地质问刘武生:批林,怎么把毛主席也批了?!你要检讨!这期简报我也看过,也是我签发的,但是我不能当你的秘书去核对!迟群还勒令:一是把这期简报连夜收回,删去这句话,另外再印新简报来替换;二是刘武生必须认真检查,彻底交待,为什么批林彪还批了毛主席?!

等到迟群训斥完毕,刘武生连夜赶到国务院印刷厂,重新印制经删改过的简报并上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同时附上给秘书的说明:“上次报送的简报有误,请退回,换上重新送上的简报。谢谢!”

事情发生后,作为责任人的刘武生心情十分沉重,也无法按照迟群的要求去做检查,因为迟群说他“批林批了毛主席”,是压根儿没有的事情,于是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他先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室,询问《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关于这句话的出处。得到的回答是,这句话出自《青海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里面把“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句话都排成了黑体字,成了最高指示,但前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后一句话是林彪说的。后来在编这本语录本时,就把引号里的话全都收录进去了,所以才造成了这场“天大的误会”。

刘武生把他所了解的这些真实情况向迟群做了汇报,但迟群既不收回他所讲的“批林还批了毛主席”这句话,也不表态这期简报到底有没有政治问题,反而继续施加政治压力,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还提出:让刘武生滚回他的原单位北大去!

加写“适当”二字引起的风波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之后,“四人帮”又开始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此间,刘武生又为科教组起草一期学习简报,主要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大精神,“批判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结合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起草完毕,经由办公室负责人审阅修改后,报送另一位科教组领导李琦审定。为了突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李琦在“结合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前面,加上了“适当”两个字。最后由迟群签发上报。没想到谢静宜看到这期简报后,打来电话到科教组值班室质问:“你们这期简报说‘适当结合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兴起,有什么不适当的?!你们想干什么?!”刘武生闻讯后马上找来简报送审稿来查看,发现原来是李琦在送审稿上用红铅笔加写了“适当”二字。

按照今天的常理,谁签字谁负责,可迟群签发简报是从来不负责的。第二天,迟群依旧神气十足地来到科教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批判加写“适当”二字的李琦和简报组同志。到了1974年初,由于江青和迟群、谢静宜在首都体育场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胡作非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制止,科教组的这次因为“适当”二字所掀起的一场风波,才没有再继续追查和批判下去。

从发生在国务院科教组两次文字风波来看,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是那个荒唐年月的一个时代特点,而迟群又是一个办事武断,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同时还要寻找机会兴风作浪的人。到了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和谢静宜二人横行霸道、飞扬跋扈的错误,没想到这封信却成为一场更大政治运动的导火索。随后不久,在中国政坛上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

迟群与谢静宜的不同命运

1976年10月,迟群与“四人帮”一同被捕,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出狱后不久就因癌症去世了。但当年和他一起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谢静宜,却在1981年1月就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对此,连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都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

这个能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他“抓整顿、批派性”是在搞“右倾翻案风”的谢静宜“坦白认罪”的态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当年也是北京市革委会宣传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史松,在其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一书中有过一段文字是谈谢静宜的,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批判谢静宜,让作者去参加旁听,并做详细记录,回来后写批判文章,还准备在《北京日报》上安排一个整版发表。作者去了,参加的批判会过程如下:

主持人:谢静宜,你老实交代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谢静宜:我从未反对过毛主席。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同志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主持人无言,又问:“四人帮”派你来北京市,是为了反对吴德同志,妄图颠覆北京市委,你必须老实交代!

谢静宜:我和吴德同志私交甚好,为什么要反对他?“四人帮”那里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我还随时通风报信。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后,人都走了,“四人帮”还在,吴离开会议室时,张春桥看着吴的背影说,这个人老奸巨猾。江青也说,是个老滑头!这件事我当天晚上就讲给吴德同志听了,让他小心。

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当然,上级布置给史松的那篇大批判文章还没有开始运筹,也就没有下文了。

史松碰上的这种情况,就像惠宪钧后来在接受访谈时所讲的,“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

编辑:栾泠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