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期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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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3 22:43:00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P157)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摘自2007年第12期《炎黄春秋》,作者石山。

200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6岁生日,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也已58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老党和执政时间较长的党。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抚今追昔,一方面为今日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认可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党内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确有一些忧思。本着居安思危精神与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优良传统,特真实地把自己的忧思写出来,既供参考,又备他日查阅。


2015年3月7日,中共中央驻地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前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大门后影壁上是毛泽东题字“为人民服务”(图源:多维记者/摄)

第一,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和而不同是主流还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与同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一人或一个小集团说了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人人自危,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生活死气沉沉,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寂静,是一个闷局,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大动乱、大变革。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形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标出君子小人之别,用心可谓良苦。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希望我国出现一个新政治局面,特点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选五卷456—457)应该说毛主席这种见解与历史上和而不同的论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领导了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却又背离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蝉,全社会万马齐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上冤狱遍中国,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灭,教训实在太沉重。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领导中国,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进步,人们的心情变化大,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更大,这是谁都感觉到的、认可的、拥护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与乘客随意谈论朝野大事而毫无顾忌,“谤议于市朝”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国出现了,虽然党对它还没有奖励办法。网上议论更是内容丰富生动活泼。

但是,目前党内在和与同的问题上,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还是一个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大问题。形势愈好,我党作为执政党,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见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唯唯诺诺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实干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弄虚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考核干部的尺度。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议论,就是不少干部群众给我们的鉴定。现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不讲真话。许多领导干部慨叹:“很难听到真话和不同意见,迎合型干部太多”。下面则慨叹:“讲真话吃亏,不说为佳”。有人反映:现在讲成绩,层层加码,到中央一级成了无限大,完全失真。讲问题和缺点则层层减码,到中央一级仅存空壳,也完全失真。这两个金字塔现象所反映的干部心态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实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党认真思考。

两种慨叹,一个是想听听不到,一个是想讲不敢讲。本来人们是愿意讲真话的,弄得不敢讲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祸。谁能给他祸呢,当然是各级有权力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能不能听不同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不同见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并受到公平对待。如果社会上因言得祸的事不断发生,当然就没有人讲真话了。粉碎“四人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惨痛教训,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改进,但不能说已经解决。

一个听不到真话的社会,表明这个社会还是同而没有和。领导听不到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明脱离群众,人们不信任他。我党应该接受教训,并摆脱一切现实的虚假现象,研究群众目前不讲真话和领导听不到真话的现象,找到根本原因,认真解决听真话与讲真话的问题。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讲真话,讲到做到,身教重于言教。群众是最有能力区别真话与假话的。“知政失者在草野”,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上面讲真话办实事,才能换来群众讲真话办真事。

第二,不少干部中的几股歪风冷了许多群众的心

当前,干部队伍中几股歪风盛行。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愈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群众称“衙门”集中的街道为腐败一条街,称官员豪宅为贪官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贫困地区也这样做了,资金从何而来呢?上级是不管还是管不住呢?这股风看来愈演愈烈,群众的心则愈来愈冷,党政领导的威信愈来愈低。有的群众说,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风”了。这一声叹息包含着无限怀念与无奈,也含着一线希望。

二是迷信风。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报道,有的是调查资料,有的是理论上的批评,说得最清楚的是风水师们。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论文,则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风水师们讲的就具体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风水师为他规划”,“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想念一些‘玄’的东西”。为了掩人耳目,风水师们不穿唐装,不留胡子,而是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推销员模样,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员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办并买单,当然他们得到的更多。外电报道:“迷信风水现象在中国抬头”,或说:“鬼神迷信在中国抬头”。有报道说,有名的大寨大队,现在有人投资3000万元盖一座庙宇搞旅游。一些干部的迷信风与社会上的迷信风,究竟谁影响了谁,它们反映的是何种内心世界?

三是豪赌风。中国的豪赌已“享誉”世界,他们成了许多国家、地区赌城的常客,我国周边国家、地区都建设专门赌场迎接他们。澳门特区的赌场更是内地豪赌者的佳处,有材料指出,澳门赌场内地赌徒占到93%。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都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以创业为主,很少这样干的。这股赌风使中国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群众的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对这股恶风党和政府似乎束手无策。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跑部钱进是下面的不得已之举,是逼出来的,含着眼泪干的。”送钱已成了一门大学问,神龙见首不见尾,不露痕迹,其妙无穷。比较公开的则是“项目车”是小干部干的,给小单位和个人一个小项目,不用说话就有一辆轿车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机的开支也不用管。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下面的花样就更多了,风气也就愈来愈坏,上面的管理限制办法,永远跟不上形势。

还有一些风,如公款吃喝风、包二奶风、外逃风等等,就不细说了。

上述种种歪风的总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人贩子在河南郑州市等地方抓劳力,通过他们的交通线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砖窑,强迫劳动,过着非人生活。此事长期存在,两省的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任其胡行,有的基层单位甚至与他们勾结共同作恶。这里的党政机关的无能已到了何等地步,岂仅是“迟钝症”而已。二是太湖兰藻事件,这是自然现象,完全可以预测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个湖泊研究所,对太湖当然十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就不能进入省市决策领域?太湖水质关系广大群众生活,当地领导却毫不了解即将发生的严重事故。特别严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实行多年,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这两件事太令人震惊并陷入沉思。国家环保部门已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污染高发期。每一个污染源都与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高发期的特点及其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应早作研究并制定对策,再不能临时被动应付了。

第三,能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吗?

上述种种歪风在我党我国还不能说处处如此,日日如此,但是若不能及时坚决刹住,不仅会破坏当前的大好形势,如果久拖不决,那就会彻底冷了群众的心,他们必然由怨而怒,势将酿成大祸。群众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我们党的威信也不是天生,更不是一劳永逸的。



现在的问题是,单靠领导机关的力量能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无数实践已证明这一点。下面对付上级的监督和检查规律,已弄得清清楚楚,对付办法更是天衣无缝,现在这套监督和检查办法可以说收效甚微。我们处分几个干部可以做到,但改变不了风气,一阵风过后,一切照旧。群众早就总结出一条检查规律:“河水突然清了,表明领导要来检查,河水又污浊了,表明领导走了。”领导得到的是假象,但误以为真,十分高兴。群众却认为下级玩弄领导又成功了。受苦受害的是当地群众,淮河沿岸现在出现不少癌症村,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他们既看笑话,对官僚主义的无能,心中怨气和愤怒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许多报道都反映了这个情况,下面传说的笑话就更多了。

中国的官场是一个大染缸,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的。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大染缸这个大问题。

要彻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歪风,唯一办法就是请群众来批评、监督。他们的监督是全天候的,无时无处不在,谁也无法躲藏。干部干坏事总要伤害一些群众,受伤害的人当然愿意揭发,只要领导支持加以保护和奖励,举报和揭发就可以形成风气和制度,一切歪风就无处隐匿,久之就自然刹住了。如果监督还包括各级领导的决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其作用就更大。我以为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请不请群众来监督干部、监督党和政府的决策和工作,是考验我党领导层是否决心依靠群众改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发展大好形势的试金石。

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我们的工作,要有一套办法和具体制度,要明确规定群众享有的权力,有一定的运行方式,还应有对干部打击报复的处分办法,所有这些都得认真执行。实行起来当然有困难,但不实行这一套,我们遇到的不仅是困难而是灾难。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一定会成功,效果一定会很好。

第四、怎样跳出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P157)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我以为可以从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来探索和思考,寻找跳出这个周期圈的办法,特别是怎样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办法。

从国内经验讲,人们关心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及其以后的变化。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129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到灭亡。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共133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繁,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也未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更遭到镇压实行不了,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如唐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国现在的形势可说也处于黄金时代,但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未来前景怎样,也已是今日人们思考和议论的话题,各种观点都有。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长,这个问题也值得深思。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执政71年后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似乎70年是一个坎。另外,中国国民党在连续执政70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谓七十年坎是现象,是长期执政的党放弃自我管束和改造,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和广大官员生活优裕和腐败盛行。群众无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官逼民反。责任在官而不在民。不是民弃官,首先是官弃民。

想通了,解决办法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真理总是简单明了的。执政党要做到,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定期改选领导集体,让有作为而清廉的人来领导,解决党内老化、腐化问题。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政治民主,请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干部。两者结合,上述种种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也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实行民主的办法。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的好,但执政后不但没有实行民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党执政快60年了,直到今日,这党内党外民主,也还实行的不好,没有完全执行。难点究竟在哪里?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受,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当然不愿意有人监督他。这就是英明的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结局也不大相同。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自称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对群众监督总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岂不是自相矛盾。结论应是: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继续执政打破70年这道坎,必须解决自身腐化和脱离群众问题,除自身不断改革外,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的强有力的群众监督,这个婆婆非要不可。官员们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换来的是群众拥护和社会稳定、和谐,国运昌盛,全国人民大自在、大满意、大舒服。值得,完全值得。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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