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北京城 雄安是在证明毛泽东短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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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2 12:43:54

中国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后,各种分析评论随着这个爆炸性消息的宣布而展开,一篇网文《建雄安新区,我们欠梁思成一个道歉》也刷爆了朋友圈。

文章写道:“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后人来到这里,几乎已认不出父辈口中的家乡。”

文章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北京没有采取梁思成设计的保护方案。而与彭真争论北京规划问题的梁思成痛心疾首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设立雄安新区的时候,还欠这个人一声道歉。”

超前的方案

“欠梁思成一个道歉”不是一个新话题了,随着北京城市病的增多,不断出现。

必须承认的是,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 “梁陈方案”,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极富远见。

该方案一方面从古城整体保护的思路出发,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发展储备更充足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以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按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加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协调,以减少跨区域交通。

然而,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方案将古建筑审美的情趣标准摆在第一位,而忽略了其他问题。作为执政者,中共显然要考虑更多。

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之时,中共已经开始考虑首都的选址了。北京能在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其战略位置是其一,而北京和平解放,基础设施保护完整、经济损失最小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加之北京曾经是历代首都,民国的衰落恰好空出大量房屋,可以说北京是当仁不让的的选择。

如果按照梁思成的设计,在旧城外新建新城,旧城完全保留,这些基础设施将被浪费,而当时的中国也很难承受建立新城的费用。

此外,梁思成将行政机构集中在一起,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要将行政机关打散以备美国轰炸,这对于中共当局是极为现实的问题。


梁陈方案虽有远见,但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实(图源:VCG)

单从北京市民的衣食住行出发,梁思成的方案也是脱离实际的。

梁陈方案反对设立工厂,要将北京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但在当时,中共当局更关心40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清代,北京市民主要以铁路枢纽与达官贵人的服务业谋生,经济生态极为脆弱。1949年以后北京毫不顾忌自身区位的劣势,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煤炭钢铁行业,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北方经济中心,解决了就业问题。

而参加过北京城改建的建筑专家孔庆普指出,“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考虑到这些问题,中共最终没有采取梁思成的建议。不过很多文章指出,毛泽东拍板选择了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其实是不准确的。

当时一共有三套方案,包括梁思成、陈占祥提议的新城市中心方案,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柯夫的方案,以及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东日提出的内城方案。

朱、赵方案因为规划了内城中心风景最好的地区,规模不大,易于实现,又有许多宫庭建筑可以利用,因此最终得以入选,并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支持,北京改造方案以此为蓝本制作。

不得不消失的城墙

值得注意的是,此方案对古城的改造不大,那些今日已经消失的城墙在当时依然存在。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墙不断被开口子,但全部消失还是因为战备问题。

中共建政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使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的阴影中,北京城的完整性要让位于国家安全。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打通长安街没有必要,他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但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道有更为充分的理由:“当时(1959年)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毛泽东所处的地位使得其不得不考虑比古城保护更为重要的事情(图源:VCG)

梁思成曾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他说拆了北京的城墙,拆了北京的城楼,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说对古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粗暴无情,让他无比的痛苦。

然而他的文章无法改变恶劣的国际形势。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中共拆掉内城墙的一部分修地铁搞战备。“文革”期间,中苏交恶,为了修建地铁二期,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只留下梁思成在每一段被拆毁的城墙以及牌楼前不断徘徊的故事。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保护方案没有错;作为当政者,中共从国家安全考虑,选择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先满足人性化的要求也没用错。

或许值得安慰的是,世界各国的首都基本都经历过拆毁重建的过程。而北京,至少还有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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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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