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超强美国: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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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22:10:29

近日,中美之间举行了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

在此次会谈过程中,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留给外人以深刻的映象。在叙利亚,美国的军舰轰击了自命强权的俄罗斯保护之下的叙利亚政府军;在朝鲜半岛海域,强大的美国航母编队进入半岛海域,逼迫此前不断核试的金正恩政权。

与美国强悍武力相对应的是其无可匹敌的外交影响力:美国轰击叙利亚之后,英、德、法、意、西、加等国纷纷表态支持,甚至大陆也只能默认此事的发生;而当美军进逼朝鲜半岛之时,世界上竟未有任何国家敢于对其行为提出质疑。

不过,这样的彪悍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作为拥有超级实力的超级强权,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控制着世界上主要贸易通道(基本都在海上),拥有坚不可摧的西方联盟,支配着全球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挥舞着国际规则的话语权。

什么是真正的超级大国?这就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中国的贸易航道实际上全部被强大的美国海军所支配:2016年中国90%的铁矿石需要进口;中国外来油源,除了俄罗斯外,大都依赖被美军实际控制的海上贸易通道(图源:VCG)

实事求是地说,当前的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基础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大国,绝对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这种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宜轻易陷入与美对抗的漩涡,因为这绝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不过,尽管中国在对美外交博弈中,整体上处于相当严重的劣势,但是,中国依然有着自身难能可贵的优势可以利用。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实力雄厚的地区型大国,实际上是中国相比于美国的巨大优势。

这种优势,一方面使得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处置对中国利益最要紧的主要事务、应付最主要的对手,无须为其他地区分散精力,使得外交政策具备稳健、持久、明确的政治效力;另一方面,中国不参与或少参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务,可以极大地减缓其他大国对中国的疑虑,限制反华联盟的形成。与之相应的使,美国在中东、东欧的利益纠葛,则使其陷入与俄罗斯不必要的矛盾,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看不到尽头且耗资巨大的治安战,迟迟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华策略。

“要将美国建成自由进步的伟大国家,(外交上)最为重要是……不要与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联盟;美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美国能推行一条追求自身利益的外交路线”——乔治·华盛顿《告别词》

“将德意志的注意力局限于中欧,在剧变发生之前,不要对巴尔干的争端和海洋的霸权怀有不必要的兴趣,那是危险的。”——奥托·冯·俾斯麦

“韬光养晦”——邓小平

实际上,这种后发国家的集中精力、专注自我、不折腾的外交优势,实际上是那些真正的大外交家极力推崇的强国政策。

历史上,伟大的美国国父华盛顿赐予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即是此理,这种将外交精力集中于周边事务而非世界事务,使得美国能够从一个大西洋滨海小国逐渐壮大为一个横跨两洋的超级大国;

同样,19世纪60年代的俾斯麦将普鲁士的注意力集中于德意志邦联内,而普鲁士强大的对手之一奥地利虽然实力强大,却在意大利与法国纠缠不清,在巴尔干与俄罗斯相互争执,不但与两强结仇,还很难将实力贯注到德意志邦联境内与普鲁士争夺对邦联的领导权;而另一个对手法国则在墨西哥、比利时、巴尔干、意大利、克里木甚至中国等地到处兴风作浪,分散实力之外更使得法国陷入外交孤立之中,以致于当列强眼里的老实人普鲁士将蓄谋已久的刺刀对准嚣张无比的法国之时,法国竟找不到任何盟友。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在中美国力对比和国际局势发生真正转变之前,不宜轻易推动类似于法皇路易波拿巴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普京正在这样做,这使得俄罗斯陷入外交绝对孤立和被动),而应集中实力解决关乎中国命运之最关键的利害问题(如西北),甚至在南海都应该保持冷静,因为在这一关键性国际航道的不必要军事作为,将使我在国际社会中陷入艰难的众矢之的。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荀彧(图源:VCG)

其次,中国当前的外交决策体系,比起美国的外交决策体系相对务实,这决定了中国能够在外交博弈之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

由于西方舆论对西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仅决定于政府,也决定于舆论,这就使得西方外交政策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烙印,并极度僵化且脱离现实——事实上,在阿拉伯之春中是否摧毁卡扎菲、在难民危机中是否无限制接受难民等引发灾难的外交问题上,是标榜意识形态的西方舆论专家而非主张现实的西方政治家,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法国著名知识分子Bernard-HenriLévy,带着两名法国记者到利比亚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接触了反对派,并自作主张把反对派的代表带回了巴黎。为反对派制造了巨大的舆论海啸,并迫使法国政府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并不得不干涉内战,这激发了难民危机(图源:VCG)

无独有偶,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他深信“随着世界局势的剧变(中国崛起,伊斯兰扩张),美俄之间共享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并认同基辛格关于“俄罗斯现在乃是美国地缘均势中的关键部分”,甚至不惜背谤、多次为俄罗斯的行为背书辩护,但是,他相对合理的外交主张却遭到了美国舆论的无情批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们深信任何与俄罗斯的妥协,都意味着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并将美国现总统的联俄政策与叛国等同。不久前,以亲俄著称的国家安全助理弗林将军被迫去职,实际上意味着特朗普亲俄政策的重大挫败(参考链接:《弗林辞职特朗普亲俄政策的重大挫折》)

这种无视地缘现实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是美国外交体系极度僵化的体现,其将阻遏美国硬实力的有效发挥,甚至可能把外交政策带上集体无意识的不归路。明末清流舆论出于“夷夏大防”而对明廷与清和谈的极力抗拒,从后续历史来看,不过是为剃发易服的命运铺平了道路;1936年初,英国舆论对《霍尔—拉瓦尔协议》(英法意三国为了遏制德国,消弭矛盾,签订密约允许墨索里尼瓜分埃塞俄比亚)的公开痛批,不但迫使外相霍尔下台,还肢解了英法意反德同盟,从此,希特勒的崛起不可阻挡,世界灾难最终来临。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中国谨慎遵循国际规则,不与美国正面冲突,美国强大的地缘实力很可能将被其民粹式的价值观外交浪费到毫无意义的荒郊野岭。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西方正陷入人口结构的崩塌和意识形态的瓦解,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内部裂痕将会不断扩大,这将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机遇。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不可逆的,其白人新生婴儿的比例已经急剧下滑到不足50%,而剧增的墨西哥人大多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语言。在这个过程中,白人中下层工薪阶层的收入因产业外移和移民进入而急剧减少,曾经的体面中产者沦落到与贫穷的移民家庭相差无几,他们的自尊也变得极其脆弱甚至稀缺,而这恰恰是催生白人民族主义或者一切民族意识的沃土。

当前,传统相对单一的美国人口结构和强大的意识形态统合力,正在走向崩溃:黑人民族主义运动BlackeLivesMatter、白人极右翼运动Alt-Right正在茁壮成长。而特朗普的当选,恰恰得益于此。从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族群结构和意识形态恶化,将会愈演愈烈,并不可遏制,甚至很可能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最终走向“两个美国”的分裂。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最佳的对美策略,莫过于在与之交好的情况下,静待其国内问题的发酵。如同伟大的黎塞留所做的那样——恭顺地等待强大无敌的哈布斯堡帝国因国内新教问题陷入永无止境的内乱,那才是法国崛起的机会——在地缘政治中,政治家的耐心永远比勇气更为重要。

事实上,作为当前弱国一方的中国,她最佳的策略莫过于等待,她最糟糕的举动莫过于冒险。那些幻想与美国全面对抗的舆论家,与其说是爱国者,不如说是鼓动南宋端平入洛(导致蒙古对宋开战,最终宋亡)、劝阻崇祯对清议和、动员义和团对抗洋人的幻想家——他们无数次招致了国家的灾祸,却轻轻地避过了历史的责罚,还能永远悬挂爱国道德的桂冠。

然而,外交从来不是年轻人的面子游戏,它是基于地缘现实的利益考量。不尊重现实者,终将付出代价。

撰写: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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