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可鉴:雄安新区面临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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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6 21:17:31

上世纪90年代,谈论中国经济离不开一句流行语——“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深圳与浦东代表了两个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成就。2006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这句话又有了新的版本——“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初是天津。”2017年,被定性为“千年大计”,与深圳、浦东并举的雄安新区出炉后,这句话的最新版本是——“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三个中国北方普通的县构成的新区,如何能与深圳、浦东相提并论,如何承担起中国政府赋予它的“千年”使命?深圳、浦东、滨海乃至曹妃甸的发展历程,可以提供一些借鉴,雄安新区亟需解决三大挑战。


鸟瞰河北雄安新区(VCG)

第一大挑战:行政桎梏

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行政一方面可以无所不能,一方面却又可以无所能为。包括深圳、浦东、雄安等在内的所谓试验区、自贸区、各级开发区遍布全国,但经济职能的开发区不可避免与行政职能的开发区所在地政府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争夺,涉及工商、行政、国土、税务等方方面面,权与责、力与利往往分家。

解决的办法之一,即是开发区与属地政府的合一或者兼职,比如由属地一把手兼任开发区一把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即采用这是模式,由属地一把手中共大兴区委书记兼任开发区党委书记。这一方案仅涉及人事调整,相对比较简单,地方政府即可达成。另一方案是开发区行政化,直接成为一级政府,这涉及到行政区划、机构编制调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需要国务院、中央编办批准才能施行,难度极大。深圳、浦东、滨海作为国家战略,走的都是这条路,目前都是副部级行政区域,深圳更是计划单列市,直接对口中央部委。

雄安新区,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内部涉及雄县、安新、容城三县,外部涉及河北、北京两省市,以及即将搬迁的一众省部级高校、国企、科研机构,任务之繁重,关系之复杂,前所未有。对于新区管理者的要求同样前所未有。

目前,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及临时党委已经成立,由曾主政天津滨海新区的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袁桐利兼任临时党委书记,级别不可谓不高,但对于新区究竟是新行政区还是经济职能的开发区,管委会究竟是一级政府还是协调机构,都没有定论。

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固然可以使新区扫除一切障碍,大跃进式发展,但所谓的特事特办只能是特例,终归要回归到行政固有的逻辑上来。雄安新区如深圳、浦东、滨海一样,作为一级行政区、实体化,对于雄安新区的发展可能更为有利。

第二大挑战:与北京的关系

深圳背靠香港,浦东立足于经济中心上海,而雄安唯一的依靠恐怕只能是北京,这也正是雄安新区设立的目的。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雄安新区立足于疏散北京的非首都职能,这就很难避免如何处理与北京关系的问题。这是雄安新区不能绕过的挑战之一。

疏散北京的非首都职能,早已提出,然而,与此同时北京在城市不断膨胀的道路上却越走越远。北京不需要什么才疏散什么,傻大黑粗的首钢、低端就业密集的各种批发市场等等。对于站在资源高地的北京,周边城市没得选择,只能被动接受。

雄安新区作为国家战略,当然与前面提到的所谓疏散不同,是要动东真格的。目前已有媒体爆出消息,央企、清华等高校准备迁入雄安。不过,曹妃甸的前车可鉴。


曹妃甸港区单纯作为一个经济区,可以算是成功的,但作为疏散北京职能的新区,恐怕就很值得商榷了。图为曹妃甸港区。(图源:VCG)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紧邻天津的曹妃甸,因接收北京首钢集团疏散而出名。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对唐山的经济贡献很大,唐山也因此将其所在的唐海县改名为曹妃甸区。然而,首钢的注册地址仍是北京,按照当前中国的税制,其税负应在北京缴纳,曹妃甸得到的除了GDP,实际的收益并不大。而首钢的工人们,如候鸟般每周来往于北京、曹妃甸之间。工人们不可能放弃北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在当地生根,唐山市政府规划庞大的产业新城计划落空,反而落下了污染。

与之类似,北京集中了全国大多数央企的总部,北京市政府与其经济体量不相称的财政收入源于此,北京西城区长期高居中国地级市财政收入第一也源于此,北京远超上海、深圳等地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也源于此,这都是实打实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高企,地方债不断攀升的当前。前往雄安后利益如何分配?

迁往雄安的央企、高校等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保留北京户口,其子女将来高考是参加河北录取还是北京,其财税又如何分配,他们是不是也要像首钢工人一样,如候鸟般穿梭于北京、雄安之间?

目前新区的筹委会全部由河北官员构成,北京并未新设立任何机构与之对接,两地协调仅存在一个2014年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兼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第三大挑战:资本冲动

马克思曾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高额利润驱动下的资本冲动,也是雄安新区的挑战之一,有民间资本的冲动也有国家资本的冲动、政府的资本冲动。

在这种资本的冲动下,雄安新区自宣布设立到房地产限购的几十个小时里,各地炒家或驾车或打飞的,如蝗虫般奔向雄安,当地房价几乎是一分钟一个价。雄安限购后,又奔向周边县市,当地政府不得不强势出手,在雄安周边形成了一个限购圈。与此同时,股市中与新区有关的个股受到资本疯狂追捧,连续涨停。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水泥生产商北京金隅,仅3月3日一天股价就暴涨了近35%。


河北雄安一处被封闭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多维新闻网/摄)

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当前中国货币超发严重,一方面实体经济缺乏资本,一方面资本淤积,无处宣泄,炒房、炒股、“蒜你狠”、“姜你军”等频发,游资、投机成风。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每一次新政的出台,都能给予资本一轮炒作的机会。当然,地方政府也乐得获取高额的卖地收入,弥补财政。深圳前海自贸区获批,房价暴涨,带动整个深圳市房价暴涨。幸运的是深圳的经济体量目前尚能支撑。

与雄安相邻的天津滨海、唐山曹妃甸就是彻彻底底的反面教材。在新区成立后,资本争相涌入,房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多如牛毛,炒家、媒体纷纷鼓吹。“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在全面限购的天津,滨海新区是唯一不限购的区域,曾经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已经烂尾。

划面积38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工业区,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河北建设沿海经济强省战略的成败,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如今,总体规划15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已经烂尾,中日生态产业园停滞不前,留下高达千亿债务迷局。曹妃甸所谓的世界级南堡油田,最终沦为一场闹剧。

与这种资本冲动相伴随的是腐败,滨海新区人大原主任张家星、烂尾的滨海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原书记、副主任王政山先后落马。与新区设立几乎同时,雄县县长吴亚飞落马。千年大计,成千上万亿的投资,更需要反腐防贪。

深圳、浦东,发展二三十余年才有今天的成绩,雄安新区未来的路还很长。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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