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与胡风案的奇异巧合

2017-02-03 21:05:11

潘汉年案件事发突然,落在1955年4月这个时间点或许有偶然因素,而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胡风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陡然发生了本质性的突变。当两起事件一起发生时,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本文作者余不洁,摘自爱思想。


胡风晚年留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六十年前的春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天子脚下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两件令人疑窦丛生的重大案件:一个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另一个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而逮捕他们的命令竟然都是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主席毛泽东。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份子”时说:“甚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胡风、潘汉年这样两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人物到底犯有什么“可杀之罪”,居然有幸排列在“反党集团”头目饶漱石之前?

潘汉年的核心罪行据说是因为他隐瞒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可这只是一件已经过去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当时毛泽东对此事并非毫不知情,而这个历史事件对现时的政局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即便需要惩罚潘汉年,也应当淡化处理,尽量减少影响,将其弃之不用、软禁起来也就够了。如此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件事,尤其显得反常。而胡风的被捕也非常奇怪,五十年代国人知道胡风,恰恰是通过那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诗中,作者将他心中的毛泽东几乎比作了踏破洪荒、开创宇宙的上帝,崇拜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固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极端敏感,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不满,有意用延安文艺精神统一思想,但是,身为最高领袖也大可不必亲自操刀,尤其不必给其一个反革命的桂冠。潘汉年被逮捕,事先毫无征兆,连为潘汉年传书的陈毅也倍感惊讶,而胡风被捕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两位钦犯的所谓罪证几乎都是在他们身陷囹圄之后才发现的,那不过是为领袖决策背书而已。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舒芜事后也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

尽管潘汉年和胡风罪名相异、缘由不同,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给出他们落难的原因却基本相同:“主要是当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罗青长),“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时代,据此来把握当时的政治脉搏。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继承其衣钵的雄心,也带来了调整内部权力格局的契机,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的多事之秋。就在周恩来率团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时侯,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负责确定国家计划工作的高岗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俨然和刘少奇、周恩来成鼎足之势。然而,阴错阳差,却由此导致了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党内重大冲突,以高、饶落马暂告结束,这便是历史上的高饶事件。高岗自杀后,毛泽东深感惋惜和懊悔。高饶事件于1955年3月落幕后不久,同年的4月初到5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就接连发生了潘汉年案和胡风案。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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