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国第一造反派”聂元梓

2016-05-19 04:16:54

聂元梓,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她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头号造反派”。从此,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过山车”,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25期《凤凰周刊》,作者徐伟。


聂元梓晚年手持毛泽东韶山故居照片在北京住所留影

她曾在北大武斗愈演愈烈之时,向中央提出辞掉校文革主任职务,以退出混乱的政治舞台,却被江青、周恩来等人一致否决。

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起,她的政治符号意义已不允许其随性而为,她在文革中的许多动作,如同被捆绑住手脚的提线木偶,在政治操盘手的玩弄下,她和千千万万造反派一样,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经历多年牢狱、贫病交加、孤苦无依的生活后,她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赞成打倒刘少奇,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可是,过分的迷信,个人崇拜,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走向错误的极端。”即便如此,她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热爱仍然痴心不改。

她曾说,“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如今,93岁高龄的她,在凄风苦雨过后,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晚年生活。记者问她对自己在历史上名分的看法,她平静地答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着老老实实做人。”

聂元梓近况

1984年12月,从延庆监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后,聂元梓很少以真实身份在公共场合露面。迫于生计,她曾在将近70岁的年纪,下海卷入商品经济大潮,那个时候她使用的名字叫“王兰”。

近几十年来,她除了出版《聂元梓回忆录》,以及2010年在《炎黄春秋》发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外,极少公开发表文字或接受采访,《凤凰周刊》记者联系她,她竟爽快答应了。

从监狱出来后,她长期居无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却因种种原因,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还将其告上了法庭。如今的住处,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这个住处是她托杜润生老先生找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是杜润生的门生,便给聂元梓安排了这套房子。

问及是哪一年搬来的,她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这套房子也只是暂借给她,她并不拥有产权。大约5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简单朴素,屋内的家具都已陈旧。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聂元梓礼貌地叫她“阿姨”。

93岁的聂元梓,看上去精神并不差,只是因为腿脚的毛病,略有些佝偻。几十年的受苦受难,让她总是一脸愁苦相,即便在给她照相的时候,她也笑不出来,记者搜索她在网上的照片,也大抵如此。

这两年,她的记忆衰退得厉害,采访中,很多问题她都表示“记不清”“不记得了”,但有的问题她却思维敏捷,比如问她对江青的评价,她脱口而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好,她本来就是个电影演员,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常看到她从杨家岭出来,在外边来回晃悠,她老在中央领导人身边来回窜,不好,不喜欢。”

她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那个时候就跟江青认识,但一直印象不佳。在她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江青为了拉拢她,曾请她到家里吃饭,要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自己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自己也可以随时接见。但聂元梓对此不屑一顾,并不理睬江青的特别授权,更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她有事还是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报告,而“决不会找江青”,因为“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我对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是后来认识到的。”

(柏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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