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批李秀成:并非剑指瞿秋白

2016-05-08 22:26:27

1979年秋,中纪委八组问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他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作者佚名,原题为《戚本禹:批李秀成最初只是影射彭德怀》。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文革”前夕,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政治领域影响深远,戚本禹也由此调入《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组长,1966年后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步入人生最高点。

因两件事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1950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最初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和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戚本禹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1961年,戚本禹被派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搞调查,回来后他写了一封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这封信经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转呈,毛泽东看后很赏识戚的见解,写了批语转发全党。戚本禹从此在中央的高层挂上了号。

另一件事是中南海“八司马事件”。1958年3月,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林克、戚本禹等8人向上级反映了政治秘书室的一些问题,被批是借反右而“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大地主、大官僚打击被罢官,史称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之后,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他是写过调查报告和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

周扬批评《评李秀成自述》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石破天惊地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此文一出,一片哗然。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文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对《历史研究》贸然发表戚文提出严厉批评,著名学者范文澜、翦伯赞等一边倒地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戚本禹还得到消息:这次批判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周恩来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请总理批准的。

周恩来转变态度向戚道歉

1964年春,毛泽东十六字批示给这场纷争定调:“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领导人兼毛泽东秘书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谈话,说“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带给戚本禹一本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说“毛主席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

这之后,史学界形势陡然逆转。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变化。1966年5月,戚本禹与周恩来同住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约戚本禹到顶层呼吸新鲜空气。随意交谈之际,周恩来忽然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着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这篇文章并非涉及瞿秋白

戚本禹为何会突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对此他晚年作了说明:“这篇文章的写作并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气候。”1979年秋,中纪委八组问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他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

有了毛泽东支持,加之有江青指点,戚本禹很快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矛头指向更多领导干部。“文革”开始后,刘少奇等大批领导干部被诬以“叛徒”批斗、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与戚本禹不无关系。

(嘉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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