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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堂政变”后的政治局紧急会议

【多维历史】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因工作关系,列席了会议。多年以后,周启才根据记忆,决定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震惊中外的中南海之夜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微风徐徐,海水涟漪,岸边垂柳,绿色依依,路灯闪烁,车少人稀。

这是一个表象如常、景色如画的中南海夜晚。

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中南海夜晚。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晚9时左右,副局长陈恩惠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报告说:“东兴同志秘书刚刚打来电话,传达东兴同志指示,要我局立即选派四名工作人员,快速到怀仁堂集合开会,参加清理文件工作。”联系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斗争形势,联系到今晚8时中央常委在怀仁堂正厅开会,联系到在这样的时刻,汪东兴指示秘书局快速派出人员去怀仁堂集合,参加清理文件的会议,我们凭着长期从事中央机要秘书工作的敏感性,感到此次任务非同寻常,立即决定由陈恩惠带队,从档案处抽出三名干部迅速去怀仁堂集合,接受领导指派的任务,全力做好工作。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作者按:由于当时尚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汪东兴在电话中说那‘四个人’即指“四人帮”,下同。)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先到收发处找到处长王永年,安排好那“四个人”文件、资料的事,强调此事还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要他表情如常,不露声色地完成任务。说完,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

在玉泉山九号楼,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很快布置就绪,我又检查了一遍。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一位女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场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我说:“座位够,除两个主座外,随便坐。”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拘捕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叶剑英指出:同“四人帮”的斗争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五号楼的繁忙活动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我办几件事:

1、 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来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2、 从今天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或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领导研究决定,你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办公会议,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3、 叶帅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在此非常时期,中央会议频繁,开会时秘书或警卫又不能进入会场随侍左右。给你一项任务,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你要进行必要的搀扶,特别去卫生间要注意防滑,保证安全。我说:“是否事先要向叶帅讲一下。”汪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开会时,我向叶帅讲一下。”

遵照汪东兴的指示,我首先去五号楼,查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大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休息室、保密电话间、卫生间等的布置情况,达到了安全、保密、卫生、适用的要求。中央政治局今天上午在这里开会有保证。

接着,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马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我说:“没讲。”马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马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说:“我通知周司令。”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他的电话接通后,我也讲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请他来京的事,告诉他同机来的还有马天水。周司令员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来到会场时,汪东兴向叶帅讲了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因随身秘书、警卫不能进入会场,拟安排我照顾叶帅。叶帅听后说:“好哇,谢谢。再加一项任务,‘咬耳朵’。”汪东兴问我:“你知道‘咬耳朵’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很清楚。”汪说:“叶帅年事已高,耳朵有些背,在会上别人讲话声音小时,有时听不清楚。这时叶帅会问你,你要贴近叶帅耳朵,小声讲给叶帅听。”我说:“明白了。”叶帅听后笑了。从这次会议开始,叶帅就自主不去坐沙发了,而是同我坐在一起。我坐的地方紧靠政治局成员坐的沙发外边,有一张长条桌和两把扶手高背软椅。华国锋见叶帅同我坐在一起,赶紧招呼叶帅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叶帅说:“我坐这里好,起坐方便,听不清的发言还可同小周‘咬耳朵’。”

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汪东兴还在会上讲了我给马天水、周纯麟打过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中央派专机接他们来京的情况和住地安排。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华国锋说: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接着,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五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了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迅速召集上海马、徐、王来京开会,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委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来玉泉山五号楼谈话。10月8日上午,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被召来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会上,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

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他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马说了一句“很好。”对方又在问话,马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司令员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一小撮图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余党,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马、徐、王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的各项重大决定,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根据上海形势,中央政治局及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上海工作,同去的成员有中央小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等。由于中央工作组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和依靠上海广大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上海局势得到迅速明显好转。10月25日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而后于1977年1月19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组成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上海新市委领导班子。上海问题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华国锋讲话时,手持三份毛主席的手稿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为了不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中央执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周密策划,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非常手段,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过程;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清查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政策;讲了稳定全国局势的方针和重要性等。当时也讲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华国锋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10月2日,外交部报送的乔冠华出席联合国第31届大会上的发言稿中也写上了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我找出毛主席写的原件对了一下,六个字他们篡改了三个,我把乔冠华发言稿中的这段话删掉了,写了几句话,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张春桥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罪行,提出不要向下传达。”

叶剑英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叶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稳定局势的重要性。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10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

12月10日,经中央政治局,即中央专案组讨论同意,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后又印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深入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罪行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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