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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与邓小平的恩怨

【多维历史】叶剑英毛泽东去世之后那段时间的为人和为政,一直是以“受先帝之托”的老臣自居,以辅佐“先帝接班人”为己任。相对于叶剑英,邓小平则是以“太上皇”自居,以“垂廉听政”为统治手段。有人借用古人的两句名言分别概括叶剑英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称叶剑英是“量小非君子”,而邓小平则是“无毒不丈夫”。

真是恰如其人!对叶剑英其人的评价很难用几句话说清,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他叶剑英当年主动让出党内首席政治元老地位的举动,自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自叶剑英去世之后,外界对他无论是褒是贬,几乎没有人把他晚年的荣辱毁誉与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广东省的特区政策联系在一起。其实,若深入探究一下当时的上海之所以没有能够与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一同被列为经济特区的政治背景,就应该可以得出广东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叶剑英的结论。

当年的邓小平受到杨尚昆习仲勋谏言的启发,对在广东施行一些“特殊政策”表示出浓厚兴趣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当然不是要籍此取悦或者说报答对他恩重如山的叶剑英,而是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窗囗”的地理优势。

但是,在决定了在广东同时建立三个特区,并给整个广东省以相当的经济自主权之后,安排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主持该省的经济工作,无疑是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一种政治默契。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叶剑英一道出席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

“南中国”:叶、邓交易的政治遗产

关于叶剑英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如果每一细节都加以描述,远非一篇长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只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剑英虽然已经去世十几年,但其余荫不但继续保护着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也仍然能够对相当一批仍然在世的中共元老起一种精神上的号召作用,对广东地方的影响更不待说。

毫无疑问,邓小平废除华国锋的理由是坚持“两个凡是”,不但受到党内开明派的支持,从实际效用讲确实也给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进步扫平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由此,邓小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应该被留下一笔他应得的地位。但是,若从人品和党内囗碑角度,邓小平在党内树敌的范围绝对要比叶剑英广得多。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废除华国锋之后又连接导演了废胡、罢赵和弃杨的三次宫廷政变,使得原本忠实于他、死心踏地追随他的人个个寒心。

而从福荫子孙的角度对比,邓小平肯定也是略输叶剑英一筹。邓小平的存世时间比叶剑英长了整整十年,但是,叶剑英给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留下的最实惠的遗产是将所谓“南中国”广东省实际变成了叶家天下。

薄一波称颂叶剑英老不糊涂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正在发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站出来讲了一句:“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在其回忆文章中还赞叹:“叶剑英一直至死,始终是‘大事不糊涂’。

一位党史界人士读过这篇文章后曾揶揄道,薄这是用吹捧叶剑英“老不糊涂”的办法,反讽邓小平已经“老糊涂”了。

之所以如此揶揄,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八九学潮过程中,许多大学生和知识界人士均认为邓小平在“老糊涂”了的情况下,越来越不明智,仍还要垂廉听政。当时大学生的游行队伍里曾有一则标语写着“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脑袋不灵”。据说当时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等人,专门捡出来这类的“动乱囗号”来剌激邓小平。此是题外话。

至于叶剑英临终时刻还具体在哪些“大事”上表现了“不糊涂”的一些情况薄一波却没有直接道出。也许他叶剑英在给自己子女们留下的政治嘱托中,也体现了这所谓的”大事不糊涂“。本文前面的内容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除了一手导演了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老臣“废帝”的政治把戏,还把叶剑英的政治门生或逐出政坛、或赶到“二线”,而叶剑英那里全然没有反弹。

导致当时的叶剑英如此委屈求全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应该是江泽民在评价叶剑英时所说的“顾全大局”。当初叶剑英力主邓小平重新出山,并主动表示要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给他邓小平坐时,无疑是基于对他邓小平多方面的高度信任。但邓小平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叶剑英首席政治元老位置以后的许多作为,却又令叶剑英有苦说不出。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当时的叶剑英确实也有身体方面的“力不从心”,即使他叶剑英当时的身体尚好,也没有可能做出与邓小平政治反目的事情。

邓小平去世后,曾有人根据他一生,特别是生平最后十几年的经历,认为他是个重亲情但不重友情的人。这话应该说有几番道理。只要对邓小平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重亲情的一面。而不重友情的一面,他导演的弃胡、罢赵、倒杨的政治三部曲,以及他在倒杨之后对万里的疏远,均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临去世之前的几年,他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

不过,无论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对于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在八十年代的政治辉煌,均是邓小平提携的结果。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初的政治信任,胡、赵二人直到退休都未能于他们在毛时代的政治起点上再进一步,是很正常的事情。

同样道理,万里在毛时代不过是副省部级干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铁道部长,算是行政上升了一级,但也是有赖于当时刚刚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的“伯乐相马”。赵紫阳接替李鹏的总书记职务后,邓小平虽然一度曾经有所考虚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国务院总理职务安排给万里担负,可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足以令他万里退位之后仍可享受一级政治元老的终身待遇。

前述四人中,唯杨尚昆在毛时代已经熬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层面,于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不过当时的杨尚昆在全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排名倒数第二,落在他后面的只有一个胡乔木,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里,杨尚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党内倒数第二”跃升至八十年代实际的“正数第二”。

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此公更是以“摄政王”身份,除了代“太上皇”主持日常军务,还要代表“太上皇”向“儿皇帝”和所有“党务大臣”、“政务大臣”发号施令,政治权力可谓如日中天。除了这些实际权力之外,另外还得到了一届国家主席的表面风光。

总之,胡耀邦、赵紫阳也好,杨尚昆、万里也好,他们当年的政治辉煌均是邓小平造就的结果。说一句没有邓小平当年的鼎力提拔、放手使用,便没有他们在八十年代各自曾有过的那段政治辉煌。

邓小平为叶剑英80寿辰庆生。

无论这段政治辉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或长或短,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四人谁都会认同。这也决定了此四人在需要作出重大政治决策的关键时刻,即使内心里的想法与邓小平的主张截然相反,也不能放开胆子抗争到底,甚至完全没有抗争。

相比于胡耀邦、赵紫阳和杨尚昆三人,万里在担任过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于届满时刻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总算是‘平安降落’了”,给人以无限的政治联想。事实上,万里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前夜,也就是他在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即已经因为出访期间发表了同情学生运动的讲话而令邓小平气愤难当,从国外回去的时候,竟然被邓小平下令挡在上海“养病”。前往挡驾者便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从那以后,他万里便因为“政治上右”遭到邓小平的政治冷落。更何况他在赵紫阳下台之后,仍然与赵紫阳本人及随赵紫阳下台的那批人没有“划清界限”;在邓小平同意倒杨的问题上,也是牢骚满腹。

不过,即使这样,万里最后退得毕竟还算体面,而胡耀邦、赵紫阳和杨尚昆三人,真可谓“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但正因为他们当年的“成”是因为邓小平,所以在他们“败”的问题上,邓小平无疑是心底坦然,认为自己对他们不亏不欠。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功在叶剑英,相比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和杨尚昆,叶剑英在世时与邓小平的关系恰恰相反,不是邓小平曾经有恩于叶剑英,而是叶剑英曾经施恩于他邓小平。试想,如果没有叶剑英的积极推动,“文革”中期他邓小平的首次政治复出至少会困难许多。不好说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当时还有一个周恩来也在向毛泽东谏言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海内外关于邓小平的文章、书籍中,多有所谓“三起三落”的说法,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一度遭受内部政治打击,而后又被“平反”的经历称之为“第一次复出”。由此排列,他在“文革”中期被重新政治启用的经历便成了“第二次复出”,一九七七年的那次自然被排列为“第三次政治复出”。

如果仅仅描述中共建政之后的邓小平的政治历程,将他在“文革”中期被毛泽东“原谅”后的那次“出来工作”称之为“第二次复出”,会令人感觉十分唐突。所以,这里所说的邓小平“首次复出”及“二次复出”,均是中共建政之后发生的事情。按照中共官修“文革”片断史的说法,一九七一年林彪、“仓徨出逃”、“折戟沉沙”,因此而深受感情刺激的毛泽东决定安排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不久,叶剑英便想到了已经被打倒数年之久的邓小平,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有必要迅速解除邓小平的政治“流放”,恢复他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当即前往看望,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向他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当时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小组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对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工作。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叶剑英,还没有毛泽东去世之后请邓小平再次出山,薄一波称之为“让贤”的想法,不过是“国难思良将”,希望让邓小平复出作他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手而已。

另外,当时的周恩来身体尚可,总理接班人人选问题至少没有被正式议论过,所以,毛泽东刚刚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时,也许有一种“再考验一下邓小平”的意思,但并没有从周恩来“接班人”的角色多作考虑。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然后毛泽东又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接下来,邓小平便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邓小平又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中央副主席,但排名在周恩来、王洪文康生之后。

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葬礼

在回顾中共党史方面比较权威的一份月刊《炎黄春秋》一九九五年四月号上刊登的扬言东和石文作者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个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叶剑英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导致了在邓小平再次失信于毛泽东的时候,用不着“四人帮”之间挑拨离间,毛泽东自然就会认为叶剑英与邓小平在政治上“合穿一条裤子还赚肥,合坐一条板凳还嫌板凳宽”的。

不过,虽然叶剑英在林彪死后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初衷并不是要自己让位,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叶剑英却对他非常尊重,几次亲自到比自己年龄小的邓小平家里商量工作。在下级面前,更是特别注意树立邓小平“军委主要领导人”的形象。

周恩来去世前,邓小平的政治处境已经非常艰难,在决定周来恩追悼会上至悼词的人选时,江青等人希望王洪文担当此任,叶剑英则坚决主张由邓小平致悼词,利用这个机会让邓小平与群众见面。

叶剑英对邓小平的政治“包庇”触怒了毛夫人及其政治同伙,也弄得毛泽东老大不高兴。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按毛泽东旨意发出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实际上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同时通知全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再次被毛泽东赶下台后,叶剑英曾暗地让人前往慰问,听说邓小平患了前列腺炎,叶剑英赶紧给三零一医院打招呼,叮嘱院领导一定要治好,保护好。

毛泽东驾崩,毛夫人下狱后,如果不是叶剑英的力主和催促,邓小平即使能够二次复出,也没有当时那么快。顺便要说明的是,自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官方关于邓小平二次复出问题的宣传材料,从来都是说华国锋视邓小平的复出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最大威胁。把华国锋“千方百计阻挠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原因,完全解释成为他的一己私利。

如此评价,先不要说华国锋本人,就是叶剑英生前读到这样的评价,也会认为是歪曲事实。

1977年11月,邓小平与叶剑英同一天到达广州视察工作。

叶剑英对邓小平恩重如山

毛夫人入狱后五个月,也就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决定的,批是必要的。

“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囗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馀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囗,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华国锋还说: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由这段讲话内容,完全可以看出华国锋在将毛夫人下狱之初,必须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必须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首先一个出发点是要防止节外生枝。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更证明了华国锋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是在等待时机,而不是像如今的官方党史宣传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华国锋坚持拒绝让邓小平复出,是基于他个人的一己私利。

华国锋所说的中央的这一决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显然是以他和叶剑英为主的中央决策层共同反覆考虑。无法想象当时的华国锋在叶剑英的鼎力支持下刚刚上台,便背着叶剑英搞秘密政治行为,或者说是故意施行与叶剑英意见相佐的政策。

当然,在何时安排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当时的华国锋比叶剑英表现相对消极一些,这便给了日后的党史宣传材料就此问题渲染华、叶之间的决策分歧提供了实。而事实上当时力主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一方面也非常同意需要“创造条件”。而在“创造条件”方面,叶剑英表现得比华国锋积极许多,这到是不争的事实。

也就是说,在邓小平二次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并没有像如今官方党中宣传材料中所渲染的那样“坏”,在这个问题上与叶剑英的矛盾也远没有如此的党史材料中所渲染的那样激烈。而叶剑英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特别是令邓小平尽早复出的问题上,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纵观邓小平一生,政治上几起几落。这里说的一次复出、二次复出都是说的在中共建政之后的事情。而他在中共执政史上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都是叶剑英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去世、毛夫人下狱之后,希望邓小平政治复出的党内及民间呼声确实十分高涨。之所以出现这种形势,还是因为邓小平二次被打倒之前,曾经在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做了很多与”文革“既得利益派针锋相对的事情,顺应了民心。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威望是在他第一次复出之后,以毛泽东身边的那伙”文革“派作为反衬突显出来的。

那么是谁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机会?毛泽东是主要决策人,周恩来也从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始作俑者是叶剑英。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最初提议,毛泽东自己是否能够想到要重新起用邓小平,或者说毛泽东本人是否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政治台阶下,都只能是假设的事情。

总之,邓小平之所以有他在八十年代的政治辉煌,一个重大的前提是叶剑英及时给他创造了获取这种政治辉煌的关键历史时机。所以,说叶剑英在政治角度对他邓小平恩重如山,应当是相当到位的评价。

分析到此,当年邓小平情愿把广东省这个已经被定为对外开放的窗囗、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重要省份让给叶剑英后代独自打理的首要背景原因,就不言自喻了。

叶选平安居一方、造福家乡,被外界解读为也许叶剑英是看明白了邓小平政治手腕的阴毒,担心自己的子女远不是他邓小平的对手,故在自己生前一再要求子女们从政可以,但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

一位来自北京的专业党史研究人员曾感叹:叶家后代,特别是叶选平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担任“京官”,是中共高层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不过叶剑英晚年时希望自己的后人“宁可安居一方”,恐怕还不仅仅是担心自己的后代玩政治手腕“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的原因。

我们不能不承认,叶剑英从二十年代便“提着脑袋干革命”,确实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待到毛泽东去世时,共产党已经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七年,结果却是华国锋所说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囗号当然是一种“拨乱反正”的表现,但“要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无疑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囗号。对此,他叶剑英内心不可能不清楚。回想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治之后,叶剑英曾怀着一腔抱负回到家乡主政,一心要给家乡父老们一些他们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没有得到的经济实惠,结果却成了广东省“地方主义”的总头目,若不是毛泽东“网开一面”,他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会受到一次政治清算。当年的广东“地方主义”被清算后,叶剑英黯然离开家乡,赴京参与军队领导工作。

此前叶剑英在广东主政时最为欣赏的干部,也是他主政家乡最得力的助手方方成了毛泽东支持清算广东“地方主义”的替罪羊,沉冤四十二载,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才被正式宣布平反。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叶剑英终于又有了报效家乡父老,更准确地说是代共产党政权向家乡父老赎罪的机会,可惜已经“力不从心”。这应该是他趁自己尚还在世,而且在中央人人都还要看他的面子的时候,安排自己的长子叶选平从北京回到广东省工作的最直接背景因素,自然也是他在临终之前叮嘱叶选平继续留在家乡工作的首先一条理由。

无论是安排自己的后代回到家乡主政,无论是力主中央要多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叶剑英的出发点都是要弥补他从被迫调离广东之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那二十多年里没能造福家乡人们的巨大缺憾。所以,无论叶剑英临终前是否很具体地要求过叶选平等人“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至少是要求过叶选平“安居一方,造福家乡”。

正是因为有老父生前遗嘱,所以叶选平才坚持留在广东省当一个“父母官”,长时间拒绝进京作事,直到他的年龄已经不再允许他继续担任省级领导干部为止。

1986年10月29日,邓小平、赵紫阳、陈云徐向前在叶剑英追悼会上。

叶选平为何不当广东一把手

叶选平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生母是叶剑英在家乡的第一个妻子。当时的叶剑英还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正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参与创建了黄埔军校,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及第四军参谋等职务。

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叶选平三岁的时候,叶剑英才加入中共,主要活动地区仍然是广东一带。一九二八年,叶剑英抛妻别子赴苏联莫斯科学习,直到一九四一年奉命从中共中央长江局调到延安,出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才把叶选平接到延安。而叶选平“参加革命”的历史,也是从这一年算起。所以李瑞环曾经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反驳叶选平被“突击提拔”的说法,认为叶选平是“抗战干部”,无论从革命资历、实际年龄角度看,被提拔的速度都不算很快的。

另外,从学历角度,叶选平在中共无数“抗战干部”中,确实也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干部了。他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即进入中共抗日政权在当年兴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专业学习,三年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业局工作。一九四八年,他又被保送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修了一年多时间,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又到前苏联的机床厂实习了多年时间。一九六二年,叶选平被从辽宁沈阳机械局副总工程师位置上调到父亲身边,出任北京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和党委副书记。

“文革”初期也随父亲吃了一些苦头。“文革”中,随着林彪的倒台,叶剑英被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选平的政治环境随之改变,于一九七三年被任命为北京机械局领导小组副组长,行政待遇相当于国家部委的副厅、局级。五年后,他改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算是官升一级。这一职位一直担任到他一九七九年底遵父旨回家乡工作。回到广东后,叶选平从最初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升任广东省长兼省委第一副书记,中间经过了五年时间的过渡。期间虽然有三年时间是“下放”广州担任委副书记和书记,但仍然是享受副省、部级待遇。从担任广东省省长至一九九一年三月进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经过了五年半的时间。

没有公开的资料能够显示出一九八五年为甚么没有直接把叶选平安排成省委书记,也没有公开的资料能够显示出此后的五年半时间里,为甚么叶选平始终停留在省长位置上。

如果从年龄角度分析的话,叶选平在被安排为广东省省长之后,再接替时任省委书记林若的职位,确实没有道理。因为林若出生于一九二五年,比他叶选平还年少一岁。至于当初邓小平在甘愿把广东省交给叶家后代治理的前提下,叶选平没有直接得到一个省委一把手的职务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叶家自己就没有特别为此争取。

如今早已从广东省委书记职务上告老还乡的林若,是广东省最典型的“地方干部”,他原藉广东潮安,中央大学没有毕业便在家乡参加了中共地下斗争。中共建政之初叶剑英回到家乡主政后,林若先后担任过东莞县委书记、《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中共广州委书记和湛江地委书记等职务。一九八二年,经叶剑英亲自审定的中共十二大分配给广东省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叶剑英只同意把叶选平安排成中央候补委员,但却给了林若一个中央委员名额。由此可见叶剑英对林若的器重程度。这自然也是林若与叶选平配合默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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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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