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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铁人王进喜的事迹都是真的?

【多维历史】在甘肃玉门市,进行了“争做新时期铁人”誓师活动。在黑龙江大庆,则有数百名各界人士来到铁人广场王进喜塑像前,手捧烛光进行追思。除了这两个王进喜曾工作过的城市,全国其他地方已经淡忘了这位曾任中央委员的模范石油工人。他更多已属于历史,而非现实。

王进喜,1923年生于甘肃玉门赤金区巷口子村,14岁开始为油矿做临时工,新中国成立后,声名鹊起,绰号“铁人”,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典范。1970年11月15日,他因胃癌病逝于北京301医院。生前身后,王进喜的名字一直和“工业学大庆”联系在一起。

1989年,他和雷锋、焦裕禄、史来贺及钱学森五人,被中央组织部誉为新中国成立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2000年,新华社《半月谈》评选的“百年中国十大人物”中,也有他的名字;去年,他亦无悬念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回溯新中国史,王进喜就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在大庆,从油井、学校、道路、广场、纪念馆一直到公安分局,都以铁人命名,但他的面目,在大庆人心中其实也已日渐模糊:刻板教材之外的王进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个特殊年代的符号人物必然呈现出其复杂性。仔细梳理当年有关王进喜的新闻报道、文艺创作,并与他曾经的战友访谈,这些互有差异的叙事,所建构出的三重历史图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的“铁人”王进喜。

第一重镜像:新闻报道中的铁人

“王进喜这匹‘黑马’冒得太突然”

1964年1月底,新华社记者田流等人悄悄来到大庆———中国东北当时尚少人知的油田。他们此行带着北京特别的嘱托。

“那时大庆出于保密的需要,对外一直用秘密称号‘农垦场’,仿佛是关押劳改犯的地方。内部则叫‘松辽勘探局’。”1960年从大庆文工团下派到王进喜身旁“写实”的孙宝范对记者说,虽然大庆油田在1960年就进行了采油大会战,但在1964年之前,并不为外界所知。

田流在大庆与“铁人”王进喜谈话五次,和其他相关人谈话两次,并召开座谈会两次——与“铁人”的单独谈话次数之多。“田流见到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叫他忆苦思甜。”孙宝范回忆,当年4月19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全文,对大庆的宣传报道开始铺天盖地。

全程参与田流与王进喜访谈的孙宝范说,《大庆精神大庆人》之后,紧接着的报道原定是田流撰写的王进喜人物特稿,但王进喜对报道不满意。“他认为稿子光写他一个人了,他原话是:第一,没怎么写党的领导,第二,没怎么写群众,把我写成了孤家寡人,我只15%-20%同意,得改。”因为时间仓促,修改来不及,田流的王进喜特稿最终没能刊发,“但因其他稿子中有重点提他,他照样出名了。”

1964年,是宣传大庆精神及“铁人”王进喜的第一波高潮。但事实上,在此之前,王进喜的名字就已多次出现在各类报道中,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标兵。王进喜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新华社,是在1958年10月17日:“去年,全国没有一个钻机能月进千公尺的,而今年9月份月进千公尺的井队就有九十二个。玉门王进喜钻井队更创造了月进五千零九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个纪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些情况表明,我国钻井速度已跨进世界先进行列。”接下来的报道还称,“玉门油矿钢铁钻井队队长王进喜,保证在9月份完成两年钻井进尺计划。”“王进喜钻井队在1958年一年内的钻井进尺,比玉门油矿解放前十年内钻井进尺的总和还多两千多米。”

当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石油战线也开始了“钻井大战”,频频放卫星。1958年的3月,新疆张云清钻井队,率先宣布实现月钻井上千米的目标。在玉门的景玉海钻井队则很快声称达到2445米……这两个模范队你争我赶之际,只是“一般先进队”的贝乌五队也在8月份加入了战局,队长王进喜一鸣惊人,8月仅用了13天就“实现了月上千”。在制定9月份钻井计划时,王进喜则上报了“五千米”,并且“超额完成”(5009米多)。让当时在新疆的张云清也慨叹,王进喜这匹“黑马”冒得太突然。

钻井速度月进5000米并不是王进喜的最高纪录,1960年转战大庆后,他领导的1205钻井队创造的数字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9个月交井19口,总进尺21258米。创造了月进尺5466米,日进尺432.98米的当时最高纪录。”(大庆油田铁人传写作组编著,孙宝范、卢泽州执笔《铁人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版)

这个数字逐年上升,在“文革”开始时达到了巅峰。据大庆《战报》1966年5月26日报道,王进喜的1205队“5月18日18点18分,用一只钻头,以十五小时三十八分钻进一千米,平均机械钻速达每小时八十七点一八米。以一天十四(原文如此)小时,钻完一口一千二百二十一米深的井,最大井斜一点八度,打出了会战以来‘三一’(一天用一个钻头打一千米———记者注。)优质井的最新水平……与去年最好的一口‘三一’优质井比较,上千米时间缩短三十二分。”在设备没有根本改进的情况下,一个钻井队十几小时的钻井进度已超过1957年全年工作量。

“我的思想歪了,所以才打出斜井”

开始于1966年5月的“文革”,是继“大跃进”之后,对王进喜影响至巨的第二个政治运动。

1966年,也是《人民日报》对王进喜报道最为密集的年度,但这种报道到11月底戛然而止。这之后他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到1968年10月,与他相关的报道又浮出水面,此时他再度翻身,新的身份是大庆革委会副主任。次年4月的中央“九大”上他成为中央委员。

在受到造反派批斗之前,王进喜的革命热情高涨。《人民日报》称其靠学习毛主席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他的很多发言,刊登在这份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上。

196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王进喜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摘要(约一万字)。他说,“一九六三年工委又提出高标准,(井斜)不超过三度……我们就组织全体职工学《实践论》,有一个技术员一听说要打直井,就搬出那么厚的一本‘洋’书看,我奇怪地问他:‘你老搬那家伙干啥呢?’他说:‘这上头有个自动防斜的工具。’……我生气地说:‘……我们不能搬洋框框,毛主席说要我们自力更生嘛!我们根据我们的条件,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你老搬那家伙有啥用呢?’根据毛主席实践再实践的教导,我们坚决走自己的道路……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时时突出政治、事事讲人的因素第一,全体职工知道了打直井的意义,掌握了地层和设备的规律,所以打得又好又快。我过去打了不少的井,有的井打得好,也打过斜井,为什么?主要是没突出政治,没抓人的思想,首先是我的思想歪了,所以,才打出了斜井。”

王进喜病逝后,1972年1月,《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刊发《工业学大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其中提到他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王进喜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向刘少奇一伙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七年初,一小撮阶级敌人阴谋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大庆油田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散布谣言,刮起一股妄图否定大庆道路、砍倒大庆红旗的妖风。一天夜晚,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一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当场跳了出来,疯狂地叫嚣说:‘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

王进喜听了,怒火满腔。他把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袄往后一甩,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使出了另外一手,对王进喜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他们编造了许多谎言陷害王进喜,企图从政治上搞垮铁人,砍倒大庆红旗……他们又施出了最后的卑鄙手法,妄图用强制手段迫使铁人就范。一天,几个坏家伙暗中策划和操纵一些人把王进喜关进一间密室,手持皮鞭和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纸条,强迫王进喜签字。王进喜愤怒极了,冲着那些家伙斩钉截铁地说:“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几个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敌人的阴谋,在这个铁打钢铸的英雄面前再一次可耻地失了。

第二重镜像:王进喜与文艺创作

“王进喜的诗大部分是自己写的”

1964年开始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中,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精神大庆人”,除了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来加以呈现外,还借用了文艺作品的载体。

王进喜解放前并未读过书,解放后参加过扫盲班学习。在大庆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时,因为不会写矛盾二字,他就在本子上画了一个贫农和地主,用它们表示“矛盾”。

但识字不多的王进喜,却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最知名的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1964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斯诺问毛主席:“对当前反华大合唱你有什么要告诉世界的?”毛主席还引用这首诗说:“我们先不说什么。我国东北新开的大油田一个钻井工人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们一发言,世界有人就受不了。”

但如果查阅1960年秘密出版的大庆《战报》,会发现宋振明在6月20日发表过一首打油诗,全文为:“石油工人干劲大,玉皇大帝也害怕,任你天天下大雨,干劲不减反增加;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任凭地层金刚硬,一月定打井四口。”其中包含“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关键句子。宋振明1960年是大庆油田驻王进喜1205队工作组组长,后来曾任石油部部长,1990年病逝。“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作者到底是王进喜,还是宋振明,也曾在大庆参加会战的老工人间产生议论。

“这首诗以宋振明名义发表过,但最开始是王进喜喊号子喊出来的。”被大家称作王进喜“秘书”的孙宝范说,他曾特地就此事访问过大庆市党史办主任徐勤。按徐勤的说法,喜欢秦腔的王进喜,在干活过程中,豪情所至,慢慢喊出“咱们一声吼啊,地球也发抖哇”、“咱们干劲大呀,困难也害怕哇”这样的诗句。宋振明根据他们喊的内容整理出一首诗,写在1205队的黑板报上。后来,战报记者听到这首诗,就以宋振明的名义发表在《战报》上,“宋振明知道后说:这是人家老铁(铁人王进喜)和工人们创作的,怎么能算我的呢?”

1970年王进喜病逝后,大庆展览馆要办王进喜展览,拿不准“石油工人一声吼”这首诗是谁的,时为展览馆编辑的徐勤就去问宋振明,“宋振明很干脆地回答,当然是老铁的。”这首诗从此“物归原主”,还登载在《工人日报》上。

不过,查阅王进喜的讲话记录,早在1966年,他就公开表示:“我常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王进喜的那些诗,大部分是他自己写的。个别找知识分子润色了一下。”孙宝范说,譬如那首很有名的“手扶刹把像刺刀,转盘一转响起了冲锋号。钻杆就像机枪和大炮,压力一加,钻头就往地球里面跑。钻完进尺,原油就咕咚咚往地面冒。支援越南人民,气死苏修,淹死美国佬。”就是铁人一句一句想出来的。

第三重镜像:战友眼中的王进喜

生活上对下属非常关心

今年75岁的丁国堂,1955年就从农村通过招工,进入了玉门油矿贝乌5队。当时王进喜还是司钻。“司钻就是班长,管七八个人,我在他的班里。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人非常活泼,我们叫他王师傅。他性格泼辣,不太注意穿着和卫生。特关心人,当我们小弟看待,刚去的时候教我们怎样干,照顾安全,每次开会都讲安全。”丁国堂说。

但王进喜也狠狠骂过丁国堂。那是1960年初,他们从玉门转进大庆,路过北京玩了一两天。“我们半夜三更都不回来。当时石油部的局领导就对铁人说:你可要把这些人收回来,都是祁连山上的毛猴子,到了北京心还能收回来么?”王进喜的老战友许万明说,他们半夜回来,丁国堂关门声音太响,被王进喜叫去,狠狠骂了一顿。

在许万明的描述中,王进喜是一个从不和下属开玩笑的领导,“没啥事我们都离他很远,不靠近他,有事才找他。但有啥问题,找他,他会马上给解决。我们队里的何珍贵,非常爱开玩笑,但就是见到铁人就害怕。”他用手比画着笑说,“铁人坐这边,他马上换到那边,王进喜走到那边,他马上再换个地方。”

那些参与大庆石油会战的老战友的回忆,建构了王进喜工作上严厉,但生活上对下属非常关心的形象。对那段往事的回忆,带有浓厚的温情痕迹。从这些叙事的片言只语中,亦可窥见沉默的反对一方意见。

许万明说,在他1958年进入玉门油矿贝乌5队之后,一个赵姓职工写大字报,上面有王进喜挥手的画像,写着“王进喜一手遮天”,另一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王姓职工也加进来,“但王进喜没受太大影响”。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王进喜也时常受到大字报的围攻。

“铁人文化浅,不大会写字,没写大字报。政治运动中,他专心钻井,参加运动少。”许万明说。

刚到大庆的1960年,正值三年饥荒期间。“我们借调来17个人一起打井,人员复杂,缺粮,也吃不好。很多人浮肿,很苦,矛盾就大了。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也有人要逃跑,不在这干了。”许万明回忆,他掌握情况后偷偷报告给王进喜,王进喜叫他不要声张,然后召集大家开会,狠狠批评了大家。

那时,丁国堂任司钻的班上,有个副司钻安力真,向上级写匿名信,举报队长王进喜。“说铁人老批评人,管得太严,是个大工贼等等。当时好多同志受不了,一天从日出到天黑干12个小时,业余还得干活。这封信后来转回队上,队指导员孙永臣召集大家开会,说困难是大自然造成的,王铁人是对的。是谁写的要承认错误。因为知道是安力真写的,所以我班开会最多,每天下班后就开会。但这个副司钻就是不主动承认。后来实在没办法,就点了这个副司钻的名字:给你改正时间你怎么不说?然后批评教育他。”

所谓的“批评教育”,其实是大批斗。据孙宝范整理的田流采访王进喜记录(未刊发),王进喜说:“安力真,是1957年毕业的高中学生,中农出身,总觉得自己有才干、不服别人;铁国章,西安人,高兴了干得凶得很,敢不要命。不想干了,谁也说不动,一天可以说几十个怪话,硬是撮弄工人不叫好好干。还有个学生×××,他思想上有很大的毛病。他们说我是‘国民党作风’、‘大资本家’,在万人大会上提条子反对我。在2589井上,我们就斗他们。让他们站在中间高台子上,大家批判。整整‘斗’了一个月。他们服了。跟大家一起干了。”

不过,批斗别人的王进喜,在“文革”时,也受到了批斗。

“铁人的事迹都是真的”

王进喜在“文革”初颇为活跃,成为大庆造反组织“赤卫队”的总司令,很多其他造反组织也利用他的“铁人”影响力,聘请他担任“顾问”、“高参”。

“铁人‘文革’期间确实说了一些支持‘文革’的话。但那个时候谁没说过类似的话?这是大环境使然。对铁人‘文革’时期的行为,宜粗不宜细。”孙宝范说。

后来随着外地学生来大庆串联,革命情势升温,造反者内部也开始分裂。“1966年12月30日前后,有一次点火大会,大庆开始乱了。铁人接着开始挨斗,1967年2月斗得最厉害,有一次弄到井下,差点给打死。斗了一个多月,一直到春节前后军管。”孙宝范介绍,当时造反派为王进喜列了“四大帽子,十大罪状”,厚厚一本揭发王进喜的材料到处发放。军管会后来还成立了专案组,到王进喜待过的地方调查。

孙宝范也曾去王进喜玉门家乡调查,“他们都说,来了两伙人了,说两样话。一伙说王进喜是大工贼,一伙说王进喜的问题很快会解决,周总理安排的。后来军管会出了报告,把王进喜的十大罪状都否定了。也是很厚的一本,在印刷厂印,造反派不让印,是冒着风险印出来的,分发。”

记者未能看到当年对立双方的指控与平反报告。据孙宝范转述,对王进喜的指控包括“四大帽子”:大骗子、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十大罪状,则否定铁人的英雄事迹:人拉肩扛、端水打钻和跳泥浆池,全被认为是假的。

“他们说铁人的钻井跃进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批斗我们的时候,有人坚持不住就说红旗都是假的。红旗都给烧掉了。”许万明回忆说。

如果翻阅1960年的大庆《战报》,最开始对端水打钻的描述出现在4月18日的文章中:“缺水可是大事,是等水来再开钻呢?还是千方百计地搞水呢?……王进喜同志亲自带头,拿上洗脸盆,跑到一公里外的水泡子,展开了一个‘夺水大战’。4月14日,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开钻了。”

6月18日《战报》的文章讲得更具体:用面盆和大小铁桶盛水,激战四小时就储水二十多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许万明的说法是:用了两个白天时间,纯粹靠端水端了四五十吨水。这和大庆油田铁人传写作组《铁人传》的说法略有差异,后者称用了一天一夜时间,这期间还有马车、水泵和拉水罐车的帮助。

1964年,王进喜接受田流采访时的说法,亦是完全靠端水,而且先后端了四次:端了五十多方水,保证了开钻。可是打不多深就遇上了漏层。连续漏了四次……他们先后战胜四个漏层。

至于发生在1960年5月的用身体搅拌泥浆池,制服井喷的故事,记者翻遍1960年的大庆战报,其中充斥各种英雄事迹,但却并无相关说法。反倒在该年6月2日的文章中看到如下段落:“王进喜钻井队……第二口井实际将近比第一口井要深得多,但完钻仍然提前一天半时间……‘铁人’王进喜同志不知疲劳地和全队职工不分昼夜地守在井场上,哪里最关键,他就在哪里;哪里最危险,他就在哪里。例如,在突破高压水层突然发生井喷的紧张时刻,王进喜同志全神贯注、果断、坚毅地指挥着钻台上操作,采取紧急措施很快地突了过去,避免了一次突然事故。”

这个“指挥着钻台上操作,采取紧急措施很快地突了过去”的井喷事故,在1964年,演变成:“当时,王进喜的一条腿受了伤,他还拄着双拐,在工地上指挥生产。在那紧急关头,他一面命令工人增加泥浆浓度和比重,采取各种措施压制井喷,一面毫不迟疑地抛掉双拐,扑通一声跳进泥浆池,拼命地用手和脚搅动,调匀泥浆。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搏斗过去了,井喷事故避免了,王进喜和另外两个跳进泥浆池的工人,皮肤上都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报道)这个说法,有王进喜接受田流采访时的记录稿支持,并非出自记者的杜撰。

许万明和丁国堂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俩是当时跳入泥浆池的7个人之一。

至于王进喜钻井队那些年所创造的一系列记录,许万明也坚持全部是真的。

据《大庆日报》报道,2009年5月25日,大庆油田钻探钻井五公司15108钻井队月钻井进尺10355米,创造了新纪录。但事实上,王进喜钻井队早在1960年代公布的数字,就远远超过了这个记录:他们曾用一个钻头,在一天时间内钻井进尺1000多米。

“虽然我们那时的设备比现在差很多,但我们创造了那么好的成绩。我们也是很不容易才……”许万明对说。

吊诡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仅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真正颠覆过王进喜的英雄事迹。记者采访时翻阅各种报道、书籍和文献,几乎没有见到对铁人事迹的任何质疑。

“你可能对‘文革’不够了解。造反派否定一切,他们的话不能信。铁人的事迹都是真的。”孙宝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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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盛雨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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