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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历史:盘点毛邓时代主政广东的高官

【多维历史】自2007年汪洋任广东省委书记以来,力推改革,先后提出“杀出一条血路”、“解放思想”、“腾笼换鸟”、“幸福广东”。在他的主导下,广东省官场上上下下正在经历一场罕有的反腐大行动。在乌坎事件上,汪洋的巧妙回应也赢得了各方的赞赏。可以说,做为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的发展是越来越好。在此,我们盘点一下在毛邓时代主政广东的高官们。

1. 叶剑英

叶剑英是广东解放后第一任主要领导人。1949年10月21日,叶剑英从赣州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市。广东是中国国防的南大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由国民党“把守”。在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下,广州城失去了大革命时期的勃勃生机,而是百业萧条,满目疮痍,只有金融投机业和其他各种乌七八糟的不正当行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根据中央的意图,广东当时未设省委,直接由华南分局领导。叶剑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实际上就是广东省党委一把手。他又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兼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职务集于一身,叶剑英深感肩上担子不轻。

叶剑英首先抓了社会治安问题,同时,抓紧了粮食的供应和货币问题。1950年,他提出“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经营全省方略,并大力推行实施。而他在广东的政绩最为人乐道的,恐怕还是他是新中国橡胶事业的奠基人。

195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之后,为了建立一支橡胶垦殖队伍,叶剑英四处奔走。为了解决橡胶种子来源问题,叶剑英想尽了方法。为了科学植胶,叶剑英筹建科研机构花费了大量心血。两年多的辛勤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以海南岛为主的橡胶种植地基本建立起来,新中国植胶成功。

1953年,叶剑英奉命调至中央军委工作。从此,叶剑英离开地方领导岗位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全力投入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2. 陶铸

1951年11月,陶铸奉调广州,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1953年5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自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从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

3. 赵紫阳

赵紫阳曾两次出任广东省委书记。1951年4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赵紫阳奉命南下广东,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相继任中共华南分局俱乐部秘书长、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5月,他主持发出《当前稳定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的指示》,要求把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和安定农村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7月,他升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1960年后任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上级的正式表态使赵紫阳终于可以放手整顿,于是他着力扭转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表明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要重新找回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两大优良作风。

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生产,提高个体生产积极性。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至1963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在1962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赵紫阳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

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上任不久,赵紫阳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来打乱了一切。

“文化大革命”中,赵紫阳受到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在周恩来的保护下,1971年4月,被解除监护审查,分配到内蒙古工作。1972年,再调广东工作。1974年4月,再次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10月,赵紫阳离开广东转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4. 黄永胜

1968年,黄永胜成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上台以后,曾经狠批赵紫阳,还把赵紫阳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结果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所以,赵紫阳的专案被压下。

1967年5月,林彪一伙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诬蔑广东地下党组织不纯,实际把矛头指向当年曾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当时尚在广东主事的黄永胜亲自批准要成立追查所谓广东地下党专案组。随后,成立了“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专案组。

1968年3月,黄永胜又直接负责此事,一手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大冤案。当年华南党的领导人方方被迫害至死;原地下党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粤北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也惨遭迫害,死于狱中;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侄儿、弟弟均为迫害折磨至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是一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年已76岁,仍被强加以“叛变投敌”的罪名,在刑讯逼供下惨死。在此案中,被非法关押和批判斗争者达7100余人,其中军级领导12人,师团级干部数以百计,遭株连者近万人。

1980年审判会上的黄永胜在此期间,他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

5. 刘兴元

刘兴元,1969年6月至1972年3月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其间:1969年11月至1970年1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12月至1972年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刘兴元在广东期间,参与了黄永胜的活动,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夺权搞政变”,株连七百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鉴于他勇于承认错误,“文革”后并未对他有何严厉处分。

6. 丁盛

1967年,丁盛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颇受林彪、黄永胜看重。1969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72年3月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1年林彪出逃。1972年的调查结果认为林彪有计划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当时丁盛也向中共中央表示他坚决服从中央的命令。1973年毛泽东决定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互相调换,丁盛与许世友调换,离开广东来到南京军区。

7. 韦国清

1975年10月,韦国清从广西调来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韦国清曾遭受林彪、江青一伙陷害,他在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后,于艰难的处境中,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7年起,韦国清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

8. 习仲勋

1978年4月,习仲勋文革平反后不久就被派往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根本无暇兼顾广东的工作。因此,是叶剑英提议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老将”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的。

习仲勋刚到广东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接替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原任的第二书记由杨尚昆接任。通过解决真理标准问题,中共中央便大抓“文革”期间及此前“左”倾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在抓平反冤假错案中,习仲勋重点抓了几宗大案,如处理了海丰县迫害彭湃烈士母亲和亲属的惊天大案、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智慧、胆魄,博得了广东人民对他的佩服和崇敬。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习仲勋亲自考察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认识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他首先通过开展全省从省委至全省党员队伍的整风,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统一了全省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使大家从“文革”的阶级斗争政治氛围中迅速转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转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后,一方面治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亲自带着省委其他领导人到逃港风严重的惠阳、汕头等地制订有关防范措施,并与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工委配合,出台有关条文和措施;一方面治本,带领省委一班人和全省各级党委,大抓农村和乡镇的经济建设。通过这样的标本兼治,彻底刹住“偷渡外逃风”。

1978年,习仲勋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最终获得中央批准。

9. 任仲夷

1980年11月,任仲夷被邓小平派到广东,领导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广东早期最艰难、来自上下压力最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任仲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81年,由于对外开放不久,广东省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浪潮。中央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在这一重要时刻,广东省委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1982年,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任仲夷在广东任职期间的政绩,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绩。广东的先行一步,亦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广泛影响。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国197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1985年他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及1992年退休后,仍关心着广东改革开放事业。

10. 林若

1982年12月,林若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90年5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1年1月-1996年2月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林若继任仲夷主政广东,其时正值广州、珠三角继特区之后对外开放;各项改革措施轮番出台。1985年,为了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广东省委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的“八个破除”。这“八个破除”是,要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个体经济、经济体制、市场竞争、领导方法八个方面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新标准。要求广东干部带领大家,大胆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此外,1985年林若还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并在1993年底提前实现目标,广东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造林书记”。

11. 谢非

1979年11月后,谢非同志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83年后,任广东省委书记(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委党校校长、省委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组长,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统战、侨务政策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11月后,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时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设书记、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带头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推行各项改革,促进了广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88年6月后,任广东省委副书记。1991年1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谢非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团结和带领“一班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勇于探索,求真务实,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使广东省保持了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和广东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全省实施“三个三”工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通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加快了广东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谢非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以及毗邻港澳、侨胞众多的优势,制定政策措施,促进改革开放,加强粤、港、澳经济合作以及国际交流,推动全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亲自指导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和顺德市的综合改革试验;实施科技兴省和以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龙头,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提出第一把手要抓第一生产力,建设教育强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搞活大中型企业;促进山区的开放、开发,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兴修水利和造林种果,改善山区交通条件,在石灰岩地区实行移民扶贫等措施,缩小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距,促使全省基本上消灭了绝对贫困;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讯发展适度超前,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

谢非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重视宣传、文化、体育、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积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998年3月,谢非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赴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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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盛雨 萧悦然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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