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网

戴高乐终结法国“红五月”运动

【多维历史】“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1968年5月29日,午后两点钟,在法国爱丽舍宫,被称为“冷血动物”、谦恭而冷漠的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显得异常烦躁。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十几分钟后,他到底走进了蓬皮杜总理的办公室。他近乎癫狂地叫喊:“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蓬皮杜也惊慌起来:“难道他流亡到了国外?”

这一天,戴高乐的众多亲信,福卡尔、沙邦-戴尔马、罗歇-弗雷以及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从5月13日开始,“别了,戴高乐”!“戴高乐去养老院”!这样的声音充斥了巴黎街头。十几天来,这个78岁的老人,这个被誉为拿破仑之后“最伟国人”的杰出政治家,这个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缔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不间断地引领法国走向独立、繁荣和复兴的伟大人物,陷入了深刻的迷茫、无比的悲伤和极度的心力交瘁。他的人民背叛了他;仅仅因为他对动乱“改革可以、乱来不行”的态度,仅仅因为他指责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等学生领袖“是在床上大小便”,千万法国人就一笔抹煞了他的不世功勋,而在塞纳河边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

他产生了强烈的引退冲动。5月25日,他告诉新任美国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大使先生,未来已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上帝”;5月28日这一天,形势更加严峻:已被剥夺了居留权的德国青年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又潜回巴黎;在一个大型集会上,他摘下墨镜、脱掉假发,随即被森林般的手臂、“直冲云霄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边境线,我才不在乎呢!……我们要以暴力回答暴力,让戴高乐滚蛋!”
那天晚上,许多戴高乐分子失眠了。洛朗-若弗兰描述说,“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能活到第二天也就是掌权的最后一天吗?”而一觉醒来后,“戴高乐失踪”的消息,让爱丽舍宫和众多官邸一片混乱。

“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乐失踪的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那么,戴高乐究竟去哪里了呢?

戴高乐的确离开了法国。清晨七时,他召见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格-德拉舍瓦莱里;他告诉这位心腹,“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贝休息一天”。近八时,他又告诉陆军参谋长拉隆德将军,他要去南锡视察部队。随即,九时许,他让特里科通知蓬皮杜,内阁会议将推迟到次日召开;而当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步入爱丽舍宫时,两架云雀直升机已经加满了油,飞行员得到的通知,却是总统可能前往距离他家乡科隆贝50公里的圣迪济耶。

中午时分,飞机向东飞去,目标果然是圣迪济耶。然而,在这个小城短暂逗留后,将军突然命令,飞机再次起飞,前往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他要去看望他的心腹旧部、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雅克-马絮五星上将。

午后两点三刻,马絮夫人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海军中校弗洛伊克。……五分钟后,我将与总统及戴高乐夫人一起到达。请设置跑道信标”。在突兀、惊讶和激动中,马絮夫妇慌忙让佣人们收拾官邸,并很快换上了军装和礼服。几分钟后,他们果然看到了那个传奇般的身影,马絮曾宣誓效忠的伟大人物。

戴高乐显得疲惫、脆弱、心事重重。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抱怨、哀叹和絮絮叨叨。他说,一切都完了,“在捣乱分子的煽动下,国家陷入了瘫痪”;他说,暴徒们随时可能冲进爱丽舍宫,杀死他们全家,“我们只能来您这儿寻找避难所”;他并且表示,他将召见法国驻德大使,以便让波恩着手他的“庇护”和流亡事务……

马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暗暗庆幸。”后来,马絮告诉洛朗-若弗兰:“……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并没有德国记者在场”。随即,他不顾礼节,打断了自言自语的戴高乐:“您不能离开,将军。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必须振作起来。……您的前线在巴黎、在法国。为我们所热爱的伟大的战斗者戴高乐将军,他应该在前线战斗到底。”

随即,这个爱开玩笑的粗鲁人、热衷戎马生涯的“老傻瓜”仿佛下定了决心。他告诉戴高乐,“您并不缺少为您效忠的人……军队将和您站在一起”!

换言之,独立于政治、作为国防力量的军队,打算像警察那样介入国内动乱了。倘若“红色达尼”们还不老实的话,军队将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然而,对这个历史性表态,戴高乐似乎毫无知觉。他坚持召见法国驻德使节。无可奈何之下,马絮只好出去打电话;在回到办公室之前,他告诉两名副官,“我无法说服他。他像骡子一样固执。”

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又走进办公室时,戴高乐突然站起身来。他告诉马絮:“谢谢你,老伙计。……我将回巴黎去。我将与法国同在。”

五月潮退

后来,马絮视此举为自己生平大手笔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拯救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颇为失落、略显幽怨的乔治-蓬皮杜也这么看。他后来写道:“我希望此行泯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的的确确,将军曾打算流亡德国;他在巴登巴登曾召见法国驻德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德国政府。多亏了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直言不讳。他向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表达了军队的忠诚。他终于动摇了将军的引退决心。……”

蓬皮杜并且谈到,戴高乐后来告诉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虚弱。我居然要逃离战场。我将视此为奇耻大辱”。

然而,在更多的历史学家看来,此举不过是戴高乐以退为进、迫使军方表态的政治手腕之一。他的这个手腕如此娴熟,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使用于战场,更曾频频应用于心术的角斗场政治舞台。

在二十多天的处处被动、“向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飞奔而去”之后,戴高乐渐渐看清了局势。群众运动已处在强弩之末,对于5月24日的火烧交易所、抢劫商店、砸玻璃窗和火烧警察局,大多数法国人已经心生反感。他们渐渐认为,“红色达尼”等人已经不再是更公正、更自由的象征了,他们是一群得寸进尺、无法无天的青年叛逆者。他们的种种行径,无非出于青春期的极度骚动,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有多不公平。

更何况,在停水断电、交通瘫痪、邮政破产、商店歇业十几天后,人们开始抱怨、发牢骚、喃喃咒骂。人们开始希望回到原本正常、平静的生活中去。群众运动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周期性的爆发,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人们积压着鸡毛蒜皮、芝麻西瓜,并暗暗萌生着对新奇事物的渴望,对政府来一次“清算”的念头。当这种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偶然性的小事件都能演变为全社会的集体狂欢;而随着骚乱的行进,人们渐渐精疲力竭,群众运动也就走到了它的尾声。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号召“从革命走向革命”;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不断革命”失败、红卫兵狂潮渐退之后,他只能寄望文革“十年八年再来一次”。戴高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借势出手、迅速收拾残局。

然而,他伤透了心。在“红五月”风暴的二十多天里,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无尽的反思以及洛朗-若弗兰所说的“悲凉苦涩、精疲力竭与重度抑郁”之中。如果说,巴黎街头的“别了,戴高乐”、“十年了,受够了”还能让他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的深处,在巴黎的一处处官邸里,那些迫不及待的欲望,那些笑里藏刀的伎俩,那些落井下石的炎凉世态,则让他以一种近乎哲人的视角,重新回味自己的一生。

5月13日,几位部长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接受了折中的、而非一味强硬的方案。他试图在疏导社会与维护政府威严之间寻求平衡。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后,刚刚结束了柬埔寨之行的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在奥尔利机场发表讲话。他抛出了无条件答应学生们所有要求的方案。对此,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国家为此遭受了四重屈辱:对始终克制的警察;对还算开明的政府;对秉持司法精神的法庭;对始终强调国家威仪的戴高乐总统。

对此,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告诉蓬皮杜:“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将和你一起赢。如果你输了,那么你活该。”

蓬皮杜输了。当天晚上,至少三十万学生、市民走上街头;“别了,戴高乐”的呼喊,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那么,蓬皮杜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在公开表态之前,甚至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呢?戴高乐对此也一清二楚。

蓬皮杜已经当了六年总理了。他坐不住了。他开始盼望这个78岁的老人或者引退,或者垮台。他已经准备好治理国家的蓝图了;他甚至扶植出了自己的派系,其中包括年轻的国务秘书、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他还多少盼望戴高乐大出其丑、声名扫地?这么一来,他就不会笼罩在这个老人的赫赫声望、几乎与法兰西一样动人的名字之下。

那么,蓬皮杜有没有想到呢?这么做,受伤的是整个法国。不是吗?密特朗的左派联盟趁机要夺权;而在“红色达尼”的大喊大叫之中,一向含蓄的前议长孟戴斯-弗兰斯也蠢蠢欲动。法国分裂成了四大政治派别。而倘若不是这样,学潮或许不会演进为骚乱,法国或许不会瘫痪……

他洞察一切,如同月光俯览大地。他等来了5月24日的动乱之夜,等来了人心的复归。但他还需要一个手笔,不仅是让军队表示效忠、为他的最后决战增添一个决定性砝码,并安慰自己破碎的心;他还需要以自己的失踪,让发泄过脾气、处在一片迷茫之中、恍若无头苍蝇的法国人民,想起他的种种好处,知道法国不能没有他……

这就是戴高乐最被众说纷纭的手笔。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

旧世界的瓦解

5月30日下午四点半,想起戴高乐种种好处、不再是无头苍蝇的六千万法国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边上,聆听自己曾经背叛的父亲讲话。在这个短短的、仅有四分半钟、但字字千钧的演讲里,戴高乐宣称,“我是不会引退的”。

戴高乐宣称,他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稳健的作风、出色的才干,“值得所有人尊敬”;但他将解散国民议会,让法国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宣称,有一个邪恶的组织、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政党,正以恫吓、毒化宣传和暴力行动,试图搞垮法兰西共和国。但,“共和国决不屈服”!戴高乐说,如果他们继续捣乱,他就不再客气了,“我将依照宪法……采取其它做法”。他没有明说将怎么做,但六千万法国人无不心知肚明:军队将开进巴黎;捣乱分子将被逮捕、监禁而后审判。

他以“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的口号,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的语音刚刚落下,欢呼声和《马赛曲》响彻了波旁宫。人们身体颤抖,呐喊、哭泣、拥抱、冲上街头……“戴高乐不孤立”!“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前进,戴高乐!戴高乐,前进!”几千万法国人这样呼喊着。

在这样的声音中,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知道,属于他的五月过去了,“节日过完了”。

“科恩-本迪滚回柏林去!”这是当夜巴黎盛大游行中的口号之一。6月11日,包括“3月22日运动”在内,11个在红五月中大出风头的左派团体被取缔,科恩-本迪也被驱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闯进巴黎大学,将占领者通通赶了出去;这样的老戏四天后又在被占领的奥戴翁大剧院重演。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雷诺工厂区、弗兰工业区、邮政局、铁路公司……不久后都恢复了开工。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在整个红五月风暴中,共有五名死者。除一名警察死于袭击、一名青年死在警察的枪口下之外,其余三人都死于意外事故。斯人已逝,市井太平。他们渐渐地被淡忘了。

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四十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独立共和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自从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多数党赢得过这样的胜利。随即,外交部长穆里斯-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曾经说过,他不会撤换总理。这让心怀惴惴的蓬皮杜一度以为总统真的老糊涂了。

“黯淡的苦行”开始了。此后一年多,蓬皮杜度过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岁月。但出乎自己的想象,他的这段岁月如此短暂。1969年4月,就改革参议院问题,戴高乐决心再次以退为进,他说法案不能通过的话,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没有买账,该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决。
4月28日,中午12点11分,戴高乐在自己的别墅宣布正式引退。此后一个多月,谁来执掌法国成为六千万人的主要话题。人们纷纷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宽大,他“必须与时代走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是刚满21岁的那些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他。他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了。
他真的和时代走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青年的性问题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了,它变得太寻常、太值得理解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以清新的歌唱,使理性精神、科学主义、社会进化论成为19世纪的主流声音的话,那么,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们同样清新的歌唱,却终结了这个声音。他们开启了感性主义、“人生即意义”、生活即目的的大门。他们的那些质疑:机器统治着人,观念管辖着心灵,家庭、政权、宗教这些人为产物侵占着人本身……所有这些对“异化”的质疑、批判与反思,使世界多少地回归了它的应有面貌。
一个多元、斑斓、世俗化的法国出现了。被改变的,不仅是法国。

不仅是法国

1991年,苏联解体后,那个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彻底完结了。在这个背景下,“红五月”的遗产进一步风行世界:在思想领域,科学主义渐渐为人摒弃,它渐渐回到了自己应有的工具性地位;宗教开始没落;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活即目的”的思考,进一步成为学界的主流,乃至儒学开始复兴。学者们不再赞叹科学的力量,而转而回归更长远的传统:道德、心灵与美;

在社会政治领域,福利国家虽然日渐脚步臃肿,但渐渐成为大趋势;人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哪种主义更神圣;投票也不再是“天赋人权”,而渐渐沦为一种游戏。人们往往更看重候选人的仪表、谈吐、风度,而不是别的。一句话,政治也渐渐地世俗化了。

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如此。苏联解体次年,那个戴高乐的同代人、最后一个曾指挥庞大军队参与二战的政治家,邓小平——开始引领一个古老而广袤的国家加入全球化的潮流。不过几年时间,大信息网、大娱乐网、和巴黎与纽约几乎毫无区别的生活方式……就渐渐地铺张开来了。中国青年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孩子们的父母,那些曾经是红卫兵、同样拥有过自己的“红五月”的中年人,对他们的染发、蹦迪、离开父母、多性伙伴,渐渐地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全世界范围,他们先后摆脱了以父辈为效仿的生活模式。

即使如此,1968年的未开发遗产,依然丰硕。如果说,1968年的诸多要素已经普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它依然是资本的产物。在1968年的反叛之后,资本不仅没有没落,它反而更加强大;官僚机器以及世俗政权也没有没落,只不过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熟悉在幕后的操纵。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尽管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借口,但它的维护和平的面纱更显精美。它始终没有遭遇类似年代那样的抵制。统治阶级开始学会以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们忘却抵抗。

更重要的是,1968年的核心命题:人对于人为的那些产物,无论机器、家庭还是政权,究竟该持什么态度?对资本与政权的禁锢,究竟该如何反抗?人如何回到“生活即目的”的非异化状态呢?……所有这一切,都是1968年给后世青年的另一些遗产:经验、教训与借鉴。



更多热门话题请见:

戴高乐两次拒英加入欧共体之谜

海上的“自由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法国丑闻女王:传12岁开始有情人 与兄弟关系暧昧

法国汉学家谈上山下乡:为了降伏红卫兵?

 



(张潮 编辑)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多维新闻对该资料或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专题

头条速览

24小时48小时一周十大热门文章

十大热评文章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