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多年 戰后遺留化武仍在殘害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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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是個振奮中國、以及其他飽受二戰肆虐的受害國人民的光輝時刻,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由裕仁天皇发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于9月2日派遣外務大臣重光葵等要員登上停泊在東京灣上的美軍密苏里號戰艦(USS Missouri)签訂《降伏文書》、正式向盟軍投降。不過,日本打從一開始就沒真心接受過戰敗的事實,再加上美國為了扶持日本成為反共堡壘而刻意縱放右翼勢力、壓制日本左翼,導致日本政府迄今仍不肯真誠面對戰爭罪責。迄今為止,日本仍采取修改历史教科書、官員粉飾或否認侵略罪行的惡意行徑,造成中國及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上的極大痛苦;至于對中國人民身體最直接的危害,則莫過于不時发現的日軍化學武器遺存。

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由于日軍施用毒氣,故佩戴防毒面具以免誤傷友軍。(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在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將中國軍民当作試驗各類武器的實驗品,實施過多次細菌戰和毒氣戰,尤以后者造成的殺傷和散播的恐懼為大。1932年,日軍侵攻上海,爆发一二八事變,上海市政府便急電蔣介石道:“日軍以我陣地之難攻,擬用國際公法未禁之催淚彈及催咳彈與瓦斯炮彈”,顯見時人對日軍使用毒氣的恐懼。在多場戰役中,日軍還使用空襲、炮擊、或隱藏偽裝等多种方式施放毒氣,如1939年《中央日報》刊載:“敵機三十余架,十日自鄂入豫境,經嵩洛等线西飛,曾在洛陽洛寧投下炸彈多枚,其未爆发之彈形物質六枚,經軍事当局派員赴廟灣等處挖掘,頃已挖出十磅重之炭酸瓦斯罐二個,內儲瓦斯三磅半,經查所投之瓦斯,又名一氧化炭,為窒息性瓦斯之一种”。

1938年5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发布訓令,提醒民眾稱:“据報近日沿江各鎮已发現大批含有毒素味辛辣之咸鹽,聞系倭寇在蕪湖鹽倉撒毒后,用兵艦運投江岸,再由漢奸輾轉運至各城市售賣,毒害吾民”;《防毒月刊》則刊登坊間出現日本撤退時刻意遺留的毒香煙,將導致“氣味冲腦,鼻口流血,頓時暈倒”;1939年日軍在隨棗會戰戰敗撤退之際,竟將毒氣罐藏入燒毀屋舍的牆壁內,令不知情的民眾以為是食物罐頭,結果打開后登時中毒。更惡劣的是,日軍還利用中國俘虜或降民施毒,如1938年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就報告稱:“在未接近我陣地前,大呼同志不要開槍,我們都是中國同胞。及接近我陣地,即投擲毒氣手榴彈,我軍中毒者,均全身麻木”。

這些事例都顯明,日軍除了明火執杖地對中國軍人施放毒氣之外,連普通百姓都不放過。根据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編纂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記錄》,一名經历過抗戰的受訪者裴王志宏女士也回憶稱,自己曾拿過日軍給的小餅干回家,結果立刻被母親責難“吃了把你們都藥死”、將餅干拋給狗吃食。尽管狗吃了后仍活蹦亂跳,但也能看出当時中國民間對日軍投毒的畏懼有多深。

面對日本在軍事、經濟、以及科技上的全面優勢,國民政府能招架的籌碼并不多,尤其是抵抗非正規武器的毒氣彈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蔣介石在聞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毒氣戰的先例和日本的野心后,也于1932年命李忍濤成立“軍政部學兵隊”,專研化學武器、防毒器具、化工人才的培養,以達到“化學兵器,亦將來戰爭所必需,吾人必须急起直追,以故國防”的目標。同時蔣介石還密令宋子文等人向美國悄悄購買“購百磅彈五百枚、五十磅彈五百枚,氣窒致病彈與毒斃彈各半數”,并委請德國專家協辦氯氣厂、硝酸厂等化工厂,希冀能在短期內濟戰時之需。

然而由于規模小、資金不足,加上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頗落后,使得產能與技術大都得仰賴外援,加上國民政府腐敗導致的低落效率,令蔣介石氣憤地責罵:“毒瓦斯厂究竟何日成立,何時可以出品?如不能出最毒烈之瓦斯,即粗者亦可中所預備與籌款舉辦此事者已逾一年半,而当時所談者,乃不過數月即可出品,而至今猶一無所見!”加上訓練完成的學兵隊大都擔任防毒教官,在戰場上也僅是用一般火炮回擊,而非蔣介石原先料想的化學武器。因此雖然中國在戰時勉強具備制造三七式黃磷拋射彈等少量化學戰劑的能力,但實在缺乏施用的戰力和載具,沒法在戰場上发揮多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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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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