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至近代 日本圖謀西藏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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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論及藏獨勢力與海外國家的勾結時,一般人当下想到的往往是高喊“人權”或“宗教自由”的歐美官員,殊不知日本對藏獨的支持也頗為積極,令達賴喇嘛不時得以前往日本“弘法”或是赴日本國會演說,并得到不少官員的出席致意或主流媒體的大幅報道,熱度絲毫不遜于歐美國家。最重要的是,日本對西藏的关注可非近年才有,早在19世紀末,日本官民就積極公開或秘密地進入中國以搜集情報或結交政治高層,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從洋埠林立的上海、清室龍興的東北、再到森嚴曠遠的西藏,几乎都有日本人的蹤影。而這一切舉措,都是為了日后奪取中國、滿足日本擴張的野心。

日本滲透西藏的方式主要有兩端,一是以傳教、求法為名進入西藏,或化名變裝潛入;二是“以藏制華”,煽誘西藏各“活佛”獨立,或是吸收藏人為日本服務。当明治維新后,日本佛教宗派也采取變革以迎合昂揚的軍國精神,以免在神道教的冲擊下遭邊緣化,于是紛紛派遣僧人往中國傳教刺探,并稱之為“清國開教”,但實際上清朝從未允許日本可像歐美基督教般在內地布道。而西藏做為佛教重鎮,若能掌控的話,日本自忖能得到信仰上的領導權,還能借此籠絡蒙古,故對当地文物、民情和宗教源流無不細細搜羅鑽研。

隱藏身分、打扮成喇嘛的日本僧侶河口慧海(Naver網)

首開先河的是淨土真宗派東本願寺僧人小栗棲香頂(1831─1905年),他認為“佛法興于天竺,至中國日本”,但印度與中國的佛教先后衰頹,因此得由日本帶頭提攜中、印,才能對抗基督教的興起,十足展現日本為上的思維。1873年,小栗棲香頂游历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并在北京雍和宮跟隨青海東科爾寺的駐京“活佛”第九世東科呼圖克圖(1820─1883年)學習藏傳佛教,并根据魏源《聖武記》,以及《大清會典》、《元史》等資料寫下《喇嘛教沿革》,向日本介紹西藏历史,激发更多人前往西藏一探的企圖心。1901年,東京五百羅漢寺的黃檗宗僧人河口慧海(1866─1945年),以求經為名先后兩次進入拉薩,并隱藏日本人的身分,還成功見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1876─1933年)。河口慧海回國時帶走大批佛經、佛像、佛画、動植物與礦物標本,日后撰就《西藏旅行記》一書,大大增進日本對西藏的了解。

東本願寺出身的寺本婉雅(1872─1940年)恐怕是與日本軍國主義牽扯最深的人,他在1900年義和团之亂時,以日本陸軍隨軍翻譯的身分前往北京,趁機盜走兩套藏文《大藏經》,翌年又哄賺雍和宮的格魯派“活佛”阿嘉呼圖克圖(1871─1909年)面見日本天皇,借以向蒙藏地區宣揚日本國威。接著又接受日本外務省所托,以“西藏蒙古研究生”名義數度潛赴青海、西藏、山西和北京等地活動,最后于1906年成功接觸到因英國入侵而出逃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其鼓吹“親日”或“藏獨”思想。在寺本婉雅與日本外務省的暗中安排下,1908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還在山西五台山會見西本願寺的代表大谷尊由,雙方達成互派留學生的約定,令日本從此能培養親日藏人。

日軍參謀本部的福島安正(1852─1919年)還另托寺本婉雅贈送十三世達賴喇嘛一支十連发手槍與邀訪日本的信函,時任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1864─1924年)向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1855─1911年)汇報真正用意:“福島中將的希望是通過達賴喇嘛向我國派遣視察員,自然地與西藏建立关系⋯⋯以后邦人入藏,亦可利用本願寺的名義,這是最為穩妥的方法”。尽管稍后日本因擔憂引起外交糾紛而打消邀訪的念頭,但對西藏的圖謀仍沒消停。至于大谷尊由又是何許人也?乃兄正是西本願寺住持大谷光瑞,也就是派遣橘瑞超(1890─1968年)探險隊攫奪敦煌藏經洞與新疆文物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見日本對中國政治與文化采取的滲透與劫掠是多么有計划和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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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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