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千年的良渚文化殞落 環境變化是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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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于2019年6月30日至7月10日間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會議期間決議,將位于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使中國的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個,與意大利并列全球第一。同時良渚古城遺址公園也于7月7日有限開園,開放面積約3.66平方公里的城址區核心部分,令游客得以一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源頭精粹。尽管為了保護遺址,有每日預約人數不能超過3,000人的上限,但根据官方微博“杭州发布”在7月10日的貼文,7月8日至14日間的預售門票已悉數售磬,顯見良渚古城的魅力不容小覷。

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已開放部分供游客參觀(圖源:VCG)

良渚文化的起訖斷限,約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廣泛分布于太湖流域一帶,良渚古城則是該文化的中心。早在1936年,西湖博物館(今浙江省博物館)地質礦產組助理員施昕更便在家鄉余杭縣良渚鎮(今杭州市余杭區良渚街道)发現史前遺址,并提交《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公諸于世,但因当時盛行的黃河中心論與傳播論,該遺址被認定為龍山文化的東南分支。直到1950年代后,長江中下游又相繼发現多處與中原文化明顯有别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才令考古界意識到原先的分類不妥。施昕更发現的遺址,也因此遲至1959年才由考古學者夏鼐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

不過世人所習知的良渚文化代表性象征─玉器,是在1973年江苏吳縣草鞋山遺址(今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業園區唯亭街道)才大量发現,制作精美的玉琮、玉璧在当時轟動學界,尤其是1986年又在浙江余杭反山遺址发現雕有完整神徽的玉器、1987年于瑤山遺址发掘高等墓葬群與祭坛遺址,使學者察覺到良渚文化是個宗教與技術水平十分发達的复雜社會,加上苏秉琦“多元一體”、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學說的提出,解構了中原中心史觀,使良渚文化等非黃河流域遺址得到更客觀的評價。接著于1990年代又確認莫角山遺址的大型土台為宮殿基址;2007年宣布发現面積廣達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2009年后又陸續发現11處水壩遺址,經過學者計算,這些水壩起碼能汇流成一面廣達8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庫。最后考古界于2016年正式宣布,此為中國目前出土的最古老水利工程,比傳說的大禹治水還早上千年,一時之間震驚社會。

除了前述遺存外,2009年還在茅山遺址(今杭州市余杭區臨平鎮小林街道上環橋村)发現廣達80畝(約5.3公頃)以上的條塊狀水稻田,連耕牛的腳印都清晰可辨。如此高度发展的史前社會,令2013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報告將良渚文化定義為“國家”,而非簡單的石器文化。尽管当時參與的部分學者對這定義有些存疑,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現,良渚文化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社會的結論已受得起檢驗,連英國考古學泰斗倫福儒(Andrew Colin Renfrew)得悉后,也不由得感嘆昔日太低估中國新石器文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亦稱譽,良渚古城的規模與复雜性,絲毫不亞于同時期的古埃及、苏美爾(Sumer)、哈拉帕(Harappa)等文明;考古學者戴向明也透過比較龍山、二里頭、良渚等新石器文化的发展特征后,提出“黃河類型”與“長江類型”兩种國家成形的動力模式,主張黃河流域文化注重以軍事強權為基礎構建王權國家,良渚文化則是以生產和控制奢侈品、組織大型工程、再結合宗教神權來構建。由此可見良渚文化的发達,已成為探究早期中國文明的參照范式。

良渚文化具有复雜與宏偉的大型工程(圖源:新華社)

考古學者趙輝提到,從良渚文化出土的諸多精美玉器、漆器、象牙器、絲綢,還有為數眾多的高級墓葬來看,可知当時的農工業有明確分工,且社會分層明顯。劉斌則認為良渚文化玉器上神徽的流行,應為“一神教”神權社會的表現,且從玉琮形制自圓到方的轉變,還能看出《周禮》所謂“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的“天圓地方”觀念,實際上是受到晚期良渚文化的影響。至于精良的水利工程,除了改造良渚古城原先所處的沼澤平原環境之外,亦有防洪和運輸的功能。此外根据學者王寧遠的推算,良渚古城、水壩、莫角山台基的土方量總共約1,100万立方米,假如開采、運輸和堆筑1立方米各需日均一人,以每年出工30万人的速度估計,也得耗時110年以上才能完成!由此可知,良渚文化對水文、建設、氣象等知識的掌握已十分精確,社會動員和組織管理的技術更是驚人。趙輝更大膽推測,雖然無法確知良渚古城和周邊各地的关系究竟有多緊密,但“確實存在一張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中央’聯系著各個‘地方’中心的網絡結構”,因此良渚文化可能頗近于地域國家,而非古希臘式的城邦國家。

但教人不解的是,如此璀璨的良渚文化竟在繁盛千年后驟然衰亡,學者對此提出各种假說,如外來文化壓迫、氣候變化、海水侵灌、社會內部崩潰等。根据考古紀錄,約4500年前降水與氣溫增加,使江淮流域的水面上升,而晚期良渚文化堆積層普遍被一層淺黃色粉砂質淤泥覆蓋,顯示曾遭遇過洪災,便可能與該氣候變遷有关。亦有部分學者主張長達百年以上的反复海侵與海退,使良渚人無法繼續生存。劉斌則補充道,除了氣候變遷之外,大汶口文化的推進與壓迫或許也導致良渚文化的衰落,同時良渚文化本身淫祀鬼神、奢靡浪費的風氣也可能促成社會的崩潰。而当良渚文化消亡后,殘存的部分良渚人似乎遷移融合到山西的陶寺文化,就此淡出历史舞台。但良渚人并非在中國大地上閃瞬即逝的流星,其遺存的宏偉城垣與水壩等成就有力地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說法,絕非空口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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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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