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的朝鮮戰爭戰俘 分隔兩岸命運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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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慘烈的朝鮮戰爭中,中國與聯合國軍之間為了戰俘遣返問題曾邊打邊談許久,中、苏堅持按照《日內瓦公約》悉數遣回,但美國卻大倡“志願遣返”,聲稱這才符合人道主義,但真實意圖則是如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年)在回憶錄中所稱,只是為了不把戰俘送回共黨國家內以造成“威懾作用”,顯見美國在乎的是利用戰俘達成政治目的,根本不是真心為人權設想。

因此美國與蔣介石政府決心合謀,試圖將戰俘們遣往台灣。首先是透過心戰單位的滲透。台灣駐韓大使邵毓麟成立“中國心戰指揮部”,在韓國與台灣招攬了一批略通英語或日語的人員進入美軍擔任心戰人員或翻譯官。1953年,邵毓麟還向蔣介石秘密汇報道:“我們中國大使館都有名單,尽量和他們(指協助聯軍的中國人)取得聯系。如果能夠在連系中,加以適宜的組織工作,由組織譯員進而組織中共戰俘,再進而組織反共戰俘,那我們在自由遣俘問題上自有掌握運用余地”。此外,蔣介石與蔣經國還另命多名黨員以記者身分為掩護,共同私下策反戰俘。因此尽管名義上台灣未參戰,也被禁止公然接近戰俘營。但在美軍默許下,台灣派去的特務仍接二連三滲透進去。

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戰俘被关押在韓國巨濟島戰俘營的狹窄囚籠中(圖源:Getty)

但對戰俘去留影響最大的變因,則是反共戰俘的暴力威脅。当時“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主要被分為第72聯隊與第86聯隊兩個單位,除了營區外由聯軍看守,聯軍讓戰俘選出干部自行管理,這就為反共戰俘的竄起創造有利空間。由于部分戰俘是國軍舊屬,或是出身自被批斗的地主富農家庭,對共產黨較無好感,再加上美國與台灣的暗中支持,故悄悄串連起來奪取戰俘營的控制權。在威逼利誘到足夠的人數之后,反共戰俘先后成立中國國民黨反共青年救國团、反共抗俄愛國青年同盟會、中國國民黨六三支部等組織,開始清算親共戰俘,并发起游行和刺青血書運動,制造反共輿論。

堅持回鄉的戰俘們不甘坐以待斃,積極在營中发展地下黨支部、共產主義团結會,以及自己的警備力量以抗衡反共戰俘。当1951年10月9日,金甫、時占魁、曹明等戰俘得知東京盟軍總部給反共者們悄悄送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并准備于翌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好讓美國隨軍記者拍照宣傳時,決心趁夜先下手奪旗。尽管聯軍已先行下令全營戒嚴,但戰俘們仍想方設法潛入反共者的營中偷出旗幟燒毀,結果事后遭到反共者的毆打報复。

親共戰俘不畏壓力,張澤石、周鐵行起草《致美軍戰俘管理当局書》,控訴反共戰俘的恐怖統治、以及聯軍違反《日內瓦公約》等行徑,并于營中組織游行,高舉“反對美方強迫戰俘背叛祖國”、“強烈抗議美方殘酷迫害戰俘的罪行”等中英文標語。1952年4月8日,戰俘們還堅持升上自行縫制的五星紅旗,結果聯軍開槍威嚇,吳孝忠、任貴全、孫長青等三人均遭射傷。為了抵制聯軍刻意將戰俘給分配到反共者掌控的第72聯隊,親共戰俘們還发起絕食運動,戰俘丁先文甚至在醫院割頸自殺以示不屈,可謂相当慘烈。

雙方的斗爭十分可怕,根据學者馬國正做的訪談,戰俘劉通和曾回憶“戰俘營內那個時間誰拳頭大、人多,就占上風”,揭露当時的暴戾氛圍。另名戰俘楊質盛則介紹反共干部的殘酷:“我們這個反共的聯隊……当干部的人,總是反共特别積極,甚至可說殺人不眨眼。有這种氣概的人,才能当干部,管得很緊,打打殺殺……還組織了警備隊,有几十個人是打手,報复打你,一不對就拉出來打打殺殺”。身為反共者的蕭力行也坦稱:“那些被打死的人,支解以后,放到汽油桶做成的糞桶,跟著糞便抬出戰俘營,連著一起被倒到海里去”。企圖反抗的姜瑞溥則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其多年后苦澀地回憶稱,当他冲向分隔營區的鐵絲網時,巴不得上面有通電,好讓自己“殺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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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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