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筆:“崇洋媚外”徐繼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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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6 09:16:20

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历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遞進次序,而徐繼畬早在《瀛環志略》中就勇敢地透過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強國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進性。這种先知先覺,直至今天恐怕都還值得國人警醒。

華盛頓紀念碑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地標性建筑,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制建筑,是為了紀念美國國父、首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而建造的。華盛頓紀念碑內部石壁上,鑲嵌有193塊石碑,其中竟然有一塊刻有中文,砌于紀念碑內第十級內壁上。石碑由花崗岩制作,字體為正楷,黑漆碑文如下:

欽命福建巡撫、部院大中丞徐繼畬所著《瀛寰志略》曰: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据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万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几于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画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万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耶穌教信輩立石,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眾國傳教士識。

美國國父華盛頓(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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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贈美國華盛頓紀念塔碑(圖源: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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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徐繼畬(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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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紀念碑位于華盛頓市中心,在美國國會大廈、林肯紀念堂的軸线上(圖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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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美軍戰斗機飛過華盛頓紀念碑(圖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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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讀碑文,不難體味出徐繼畬對華盛頓與美國的贊譽之情。徐繼畬認為,華盛頓勇武勝過陳勝吳廣,豪雄超越曹操劉備,且功成不居,不戀權位;創推舉之法,乃古代聖賢“天下為公”遺意之體現者。此外,還對美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的新制度予以衷心贊美。

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大陸軍總司令華盛頓把總司令之職交還給大陸會議。這是人類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壓力,僅僅依靠內心道德力量就自覺放棄權力。美國人堅信,國家不能靠武力來管理,因此避免了在其他國家司空見慣的君主制和軍政府。華盛頓后來兩次当選總統。当眾人極力推薦他連任第三屆總統時,華盛頓果斷拒絕,又開創了摒棄終身總統、和平轉移權力的先例。這就是徐繼畬贊美華盛頓的大致理由。

徐繼畬被譽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他是山西五台人,在福建、廣東沿海任職十余年、官至福建巡撫。鴉片戰爭之慘敗給徐繼畬觸動極大。在政務之余,徐繼畬開始訪問西人,搜集資料,著成《瀛環志略》。這是一部繼魏源《海國圖志》之后更加系統地論述世界地理與历史的重要著作。1848年,当《共產黨宣言》問世時,《瀛環志略》付梓了。

在《瀛寰志略》中,徐繼佘清晰而准確地告訴國人,地球上另有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在《瀛環志略》中介紹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國的選舉制、議會制和立憲制,對于議會的組成、職權范圍等,都作了詳細敘述。

在当時大清王朝專制的統治下,徐繼畬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紹與推崇,后果可想而知。《瀛環志略》一經出版,士大夫們立即強烈攻擊徐繼畬,痛罵他身為朝廷命官,竟敢影射抨擊天朝制度,公開贊美外國元首,與西洋傳教士沆瀣一氣,“稱頌夷人,獻媚夷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崇洋媚外”、“投降賣國”。就連思想開放、曾稱贊徐繼畬為“天下奇才”的曾國藩,也認為徐繼畬著書“頗張大英夷”。1852年,徐繼畬被革職回鄉。

差不多同一時期,美國政府為紀念國父華盛頓決定建造紀念碑,并于1848年7月4日國慶節奠基,并向全世界征集紀念物。当美國向中國征集紀念物時,由于中國的封閉和國人視野的狹窄,竟無相关可用之物。在浙江寧波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通過中文老師張斯桂得知徐繼畬對華盛頓不僅非常了解,而且十分推崇。于是,購買上等石料制碑。1853年,石碑漂洋過海到達美國。

100多年后,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于1998年訪華期間在北京大學演講,專門對這份約一個半世紀前的中國贈禮表示感謝:

“從我居住的華盛頓特區白宮的窗口向外眺望,我們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俯視全城。那是一座高聳的方形尖塔。在這個龐大的紀念碑旁,有一塊很小的石碑,上面刻著的碑文是:美國決不設置貴族和皇室頭銜,也不建立世襲制度。國家事務由輿論公決。美國就是這樣建立了一個從古至今史無前例的嶄新政治體系。這是最奇妙的事物。這些話不是美國人寫的,而出自福建巡撫徐繼畬之手,并于1853年由中國政府刻成碑文,作為禮物送給美國。

我十分感謝這份來自中國的禮物。它直探我們作為人的內心願望:擁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也有不受國家干預的言論、結社和信仰等自由。這些就是美國220年前賴以立國的核心理想。這些就是引導我們橫跨美洲大陸登上世界舞台的理想。這些就是美國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想。”

在晚清眾多官吏中,徐繼畬的名聲并不大,洋務運動開始后复出,被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雖然他的思想非常超前,但他的名字就像他的書《瀛環志略》一樣長期默默無聞。克林頓演講后,徐繼畬才慢慢重新回到中國人的視野。

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历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遞進次序,而徐繼畬早在《瀛環志略》中就勇敢地透過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強國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進性。這种先知先覺,直至今天恐怕都還值得國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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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关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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