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報告:“長沙大捷”謊報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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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4 10:16:18

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犧牲甚大,但內部腐敗及軍紀敗壞令人发指。蔣介石痛斥國軍乃“今日最大之恥辱,紀律廢弛,內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同乞丐。

戴笠為蔣介石心腹(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國軍消耗極大。七七事變前,國軍僅有現役士兵170万人,而后來國軍損失超過450万。國軍一邊征募新兵,一面堅持抗戰,殊為不易。但因軍官腐敗、兵制混亂,導致軍中有很大空額,甚至最高統帥部也無法確知國軍的實際兵力。

國軍中“吃空額”的問題由來已久,抗戰爆发后呈愈演愈烈之勢。据國民黨軍官宋希濂回憶,1942年遠征軍中“有許多空缺,入緬時各級部隊長就已冒領了許多錢。及到戰爭失敗,許多下級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餓死或被敵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緬軍喪師辱國,舉國震動,士兵的親屬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時候,入緬軍的許多部隊長和軍需人員卻是充滿了愉快和歡笑,因為他們可以大撈一把,領來的大批外汇再也無须发給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對他們就愈有利, 他們就愈高興。”

國軍一個師的滿員編制大約是1.1万人,但1943年戴笠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披露,駐在云南的中央軍各師長,都自稱“現有戰斗士兵八九千人”,實際上“師士兵缺額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師現在騰北一帶游擊,實數僅約四千人,八十八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師現任怒江正面防務,其戰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較其他各師為多。”

這种情況在國軍中普遍存在。1944年9月,桂柳會戰時,楊森率第二十七集团軍參戰。該集团軍下轄第二十軍、第二十六軍和第三十一軍。張发奎說,這三個軍“全是從湖南戰場潰敗下來的部隊,都嚴重缺額”。依据当時的統計,二十軍有4,567人、二十六軍有4,522人、三十七軍更僅有2,056人。張发奎還透露,“軍、師級單位上報長官部的兵力數字比實有數字少,因為他們害怕再被指派擔負艱難的任務。上報長官部的人數與上報中央不同,他們上報中央則是多報。”

即使是胡宗南手下的所謂“天下第一師”,同樣如此。黃埔軍校第十七期的陶萃權,曾在胡宗南軍中服役。他回憶,“在第一師‘吃空名’已是公開的秘密。以連的建制約130名士兵計算,連里大概要吃一成;營長要在各連掛5名空額,那么各連的空額就在20人左右;師直屬部隊就更有問題。据說駐在西安近郊的一個師,全師僅有3,000人。”如果陶萃權的說法屬實,那第一師至少也有1/6的士兵不存在。

虛報士兵人數即有機會侵吞軍餉,所以軍中長官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部隊被中央縮編。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時,即利用一些人的這种心態,予以拉攏。1941年,“湯恩伯要吃掉一戰區六十八軍米文和部(石友三的殘部)”,迫使米文和投靠第五戰區,“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建制(實只一師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淚縱橫”。由此,米文和就繼續能從中央領取一個軍的軍餉了。

類似情報,在戴笠檔案中并非個案。如1938年,戴笠致電蔣介石,曾談及地方征兵之殘酷,猶如抓捕罪犯:“生今午道經上饒,見警察由各鄉征來壯丁,均用繩索捆綁,連貫兩行。經調查結果,江西各縣征集壯丁均如此辦理也。似此征募,不僅不能為抗敵之用,影響政治實大。”

再如,1942年浙贛會戰,以顧祝同所主持之第三戰區潰敗告終。戰役期間,戴笠即曾致電蔣介石,汇報三戰區作戰部隊之軍紀渙散情形:

“查此次參加浙東作戰之部隊,……各級官長大都有家眷隨身。日來,各部隊眷屬均向江山浦城一帶遷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護送,沿途拉夫,到處占住民房,查軍隊原有軍鹽发給,今則所過地方,則強要地方供給食鹽,而以所領軍鹽高價出售。因是各縣鄉鎮保長,均有無法供應之痛苦。”

戰事結束后,戴笠又致電胡宗南(蔣時在胡處),披露三戰區之軍事官長,甚至有派人往上海接取女子前來前线娛玩之劣跡。

電報稱:“此次三戰區戰事之失敗,完全因生活優裕,官兵均無斗志也。三分校學生……到處拉夫、鳴槍示威;前线退下之士兵,則到處搜劫;高級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來玩者。”

不獨如此,即便是当日舉國盛譽之薛岳“三次長沙大捷”,在洞悉內幕之高層人士眼里,亦是謊話連篇,貓膩重重。時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言及第二次長沙會戰,如此寫道:

“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二、敵人打過汨羅江以后,我軍已無有戰斗力之軍師。三、所報俘获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几支,余可想矣。”

故徐永昌大发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于極點。”另据時任國民政府中宣部部長的王世傑披露,“当時薛岳等之軍報,謂我軍始終未退出長沙,實屬謊報。聞委員長對此甚憤怒。”

張发奎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复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他雖然聲稱自己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志不在長沙,猶如它們志不在韶关,它們只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基于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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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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