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劉亞樓因空軍发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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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7:54:31

朝鮮戰爭前,劉亞樓曾希望空軍參戰達到“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效果,但毛澤東比較謹慎,說:“一鳴則已,不必驚人。”本文摘自2003年第10期《黨史博覽》,作者魏碧海,原題為《導彈元勳王秉璋將軍側記》。


中國人民解放軍首任空軍司令員舊照(圖源:第四野戰軍網)

1949年10月25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肖華為空軍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為空軍參謀長。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軍將領。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王秉璋負責空軍的作戰和訓練。空軍參戰后,他几乎每個月都要到安東前线去了解作戰情況,解決具體問題,傳達軍委、總部和空軍的命令,幫助志願軍空軍制定作戰計划。有時候,他在安東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時間更長些。情況緊急的時候,他一個晚上就在安東與北京之間飛兩個來回。特别是在劉亞樓因病休養期間,王秉璋的作用顯得更為突出,他直接受領軍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軍的作戰計划。筆者在檔案中看到不少作戰計划是以王秉璋個人的名義上報總參和毛澤東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苏、朝三國空軍聯合作戰計划,上有粟裕副總長的筆跡:“此計划已經主席同意,望按此執行。此致空軍王參謀長。”

空軍參戰之前,劉亞樓曾希望達到“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備之后,突然大規模投入作戰,取得較大戰果。后來,毛澤東說:“一鳴則已,不必驚人。”這反映了中央和毛澤東對空軍謹慎使用的態度。

在空軍如何使用的問題上,中、苏兩國有分歧,苏聯對中國的態度不理解。当時,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羅夫大將與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发生過兩次爭執,一次是在六國飯店,另一次是在周恩來的家中。在這兩次爭執中,王秉璋都在場。扎哈羅夫說:“你們太謹慎了,打仗哪能沒有犧牲,大不了損失一些飛機和飛行員,就是天上飛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來的嘛!”周恩來說:“不是我們不願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犧牲,如果是陸軍犧牲50万,甚至100万,我們都可以承受,但是空軍不行!空軍是剛剛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沒法成長了。我們的原則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发展,目的是越戰越強;如果越戰越弱,最終元氣大傷,甚至動搖了賴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期間,中、苏雙方為中國空軍戰前准備和參戰等問題進行過反复磋商,毛澤東发給斯大林的不少電報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戰爭期間多次前往安東,尤其是在戰局出現不利的情況時。1952年初,敵我空戰損失飛機的比例由3∶1下降到接近1∶1。王秉璋一個晚上從安東到北京飛兩個來回,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受空軍黨委委托前往安東調查空戰失利的原因。本來是去解決戰術問題的,結果又发現不少其他問題,如作風紀律問題。王秉璋這次在安東一呆就是30天,幫助空聯司一邊研究、制定戰術,一邊整頓部隊的作風紀律。通過這次整頓和制定新戰術,空戰形勢很快扭轉過來了。当然,以后又有反复,抗美援朝戰爭是艱難曲折的。

1952年正是美國大選年,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影響了板門店的談判,美方在戰俘問題上進行刁難,使談判陷入僵局。在這种形勢下,志願軍總部決定发起戰役規模的戰術反擊戰,以打促談。與此同時,中央決定所有殲擊機部隊加打一番。当時,劉亞樓在杭州養病,加打一番的作戰計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筆者在檔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戰計划,以及王秉璋給劉亞樓的親筆信和劉亞樓的回信。這個計划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東了。

6月中旬,中央軍委获悉杜魯門批准了轟炸鴨綠江水力发電系統等重要戰略目標的計划后,派王秉璋去安東傳達保護中、朝境內重要戰略目標的指示,并與苏方及空聯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戰計划。王秉璋于7月7日離京,8日抵達安東,向空聯司傳達了中央軍委的指示,7月9日開會商討作戰計划。出席會議的有劉震、聶鳳智、曹里懷和王璉等空聯司首長,以及顧問長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會議的有羅波夫軍長,共擬定了12個作戰方案。這個計划以王秉璋個人的名義上報總參并轉呈毛澤東。7月28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計划。在執行新計划的8月至12月,空戰中敵我被擊落飛機的比例為3∶1,這是戰爭期間空戰形勢最好的時期。

1952年冬,板門店談判陷入僵局,地面戰线穩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選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于12月初赴朝鮮視察,他得出的結論是:“不能永遠停留在一條固定不變的戰线上,繼續承受看不到任何結果的傷亡。”回國后,艾森豪威爾與軍方人士商討打破戰場僵局的方法。于是,一個在朝鮮東、西海岸實施兩棲登陸的計划出籠了。針對這一情況,中央軍委和志願軍總部將反登陸作戰准備作為首要任務。1953年1月3日,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下達了《防敵側后登陸對空軍作戰的要求和指示》,空軍黨委常委會決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擬反登陸作戰計划。当月5日,王秉璋去安東,與志司王政柱副參謀長和空聯司首長制定具體作戰計划,這份計划由王秉璋親筆起草。回京后,劉亞樓等審閱同意,隨后就以王秉璋個人的名義上報中央軍委。2月5日,黃克誠向毛澤東上報。2月8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1953年2月6日,中央軍委任命王秉璋為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這可以說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及軍委領導對王秉璋在戰時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团到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王秉璋也隨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聯上層處于動蕩時期,周恩來臨時決定讓王秉璋留下來與苏方談判有关空軍裝備的訂貨問題。王秉璋給劉亞樓寫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并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書籍。劉亞樓回信說:“談判如果進入到‘已經報告上級’、‘等候上級指示的階段’,則請你能主動提出提早回國。過去的經驗你是知道的,回來后用電報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里沒有你在,實在抓不開。”劉亞樓對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見一斑。這次談判非常順利,達成了訂購各种飛機673架等空軍裝備的協議。

“不帶問題出厂,不帶問題上天。”王秉璋為中國導彈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兩彈(原子彈、導彈)為重點”的方針(不久又提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會議期間,劉亞樓對王秉璋說:“上面要調你去搞導彈工作。”王秉璋一聽急了,說:“我勝任不了這項工作。”劉亞樓說:“我頂不住喲,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來,說:“總理,我水平低,不懂導彈啊!”周恩來說:“你水平低,那你說,在我們老同志里面誰水平高,誰懂導彈?你推薦一個。”王秉璋搖頭道:“我推薦不了。”周恩來說:“你推薦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來任命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兼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院長,空軍第一副司令員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長。4月14日,劉亞樓對五院領導班子說:“五院領導的分工,經過軍委廣州會議前后的醞釀,已經定下來了。聶總也于本月4日找我們黨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空軍,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時,由他拿總。”27日,五院黨委向總政和國防科委呈報備案:“五院黨委一致同意:劉亞樓同志為第一書記,王秉璋、劉有光、王諍三同志為書記。劉亞樓同志不在院時,由王秉璋同志執行第一書記職務,掌管全盤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開始主持中國的導彈研制工作。在那個艱苦創業的火熱年代,他與政委劉有光,副院長錢學森、王諍、劉秉彥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揮了一場意義非凡的特殊戰役。他們頂住了苏聯撤走全部專家和拿走技術資料的壓力,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和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取得了震驚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東風一號”发射成功,這是仿制苏聯P-2導彈的一种近程地地導彈。隨后,我國導彈工業開始由仿制轉入自行設計。1961年秋,王秉璋在陝西臨潼主持起草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暫行條例》,這是中國航天領域的第一部法規,標志著中國航天事業開始向正規化、科學化邁進。

1962年6月10日,劉亞樓辭去五院院長的兼職,周恩來任命王秉璋為五院院長。王秉璋在主持導彈研制工作期間,對科研生產體制實施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錢學森后來說:“把大規模作戰那套辦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來,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軍組織起來了。”這种改革為发揮各方面積極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東風二號”成功发射,這標志著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在導彈領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枚大長中國人志氣的導彈在出厂時曾經有一個小插曲。導彈組裝完畢后,工作人員发現少了一顆螺絲釘。王秉璋親臨現場,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顆螺絲釘。現場沒有找到,有人懷疑可能掉到彈體內了。王秉璋決定拆掉導彈。技術人員認為,這么大的導彈,少一顆小螺絲釘不會影響发射,如果分解再組裝需要几個月的時間,會使軍委批准的发射時間推遲好几個月。王秉璋力排眾議,堅持要拆掉導彈。組裝厂加班加點,用25天的時間拆掉了導彈,雖然沒有找到螺絲釘,但卻從彈體中发現了壓墊板、鐵絲、松香等雜物。王秉璋以此為戒,對工厂進行了整頓,并建立了十多項制度。導彈運到发射基地后,又发現新的問題,他堅持泄掉已經加注的燃料進行檢查,因而使发射時間又推遲了几天。他這种“不帶問題出厂,不帶問題上天”的嚴格、認真的作風,保證了導彈的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銷,成立導彈工業部,即七機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長。1965年2月,領導原子能工業和核武器事業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決定兼管導彈工業,王秉璋被增補為中央專門委員會委員。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個“八年四彈”的導彈工業发展規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兩彈結合”的核導彈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東風三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宣布:“國防科委新的黨委書記……執行任務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于当年10月就已經開始主持整個國防科研戰线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組織指揮了第10次核試驗。1970年1月,“東風四號”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東風四號”為基礎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发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揭開了中國航天史的嶄新一頁。1971年9月,“東風五號”低彈道飛行實驗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導彈研制工作期間,中國地地導彈從“東風一號”短程導彈到“東風五號”洲際導彈接連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號的地空導彈和海航導彈。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東風五號”洲際導彈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改變了他的命運。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溫都爾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出席周恩來主持的會議。林彪出事后,黨中央及時作出了在組織上清除“林彪的死黨”的決定。

王秉璋作為紅一軍团和八路軍一一五師的作戰科科長,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1945年9月,林彪在冀魯豫軍區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電報,命令他轉道去東北。当時任冀魯豫軍區參謀長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軍作戰,林彪想帶王秉璋一同去東北,讓楊得志(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打電報給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魯豫軍區。王秉璋在路上遇連日大雨,耽誤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況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這樣,王秉璋沒能成為四野的戰將。王秉璋與林彪的這种特殊的上下級关系,当然無法逃脫受審查的厄運。

如何處理王秉璋,周恩來是非常慎重的。周恩來出席了國防科委的三次黨委會。第三次時,他是坐在屏風后聽會。王秉璋在會上詳細講了自己與林彪的关系。中央決定,對王秉璋停職審查。王秉璋被收審、关押了整整10年。1981年,王秉璋获釋,但至今仍未作任何結論。200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權威的官方傳記《中共黨史人物傳》對王秉璋作了如下評價:“他為鞏固與擴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設人民空軍,特别是在我國導彈與航天事業的創建與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績。”但這個3万字的傳記寫到“九一三”事件就戛然而止,沒了下文。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屬最高機密,其內幕世人自然難以知曉。改革開放后,关于“兩彈一星”的宣傳日漸增多,由于王秉璋屬敏感人物,知情者有意回避,致使王秉璋領導導彈研制事業的历史鮮為人知,甚至經常发生張冠李戴的現象。在2002年底紀念羅榮桓元帥誕辰100周年的活動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羅榮桓元帥》中,是六位顧問之一。這位密云重鎖的將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終于露面了!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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