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總理科爾說服戈爾巴喬夫 促兩德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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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4:15:40

1990年2月9日,前德國總理科爾訪問苏聯目的在于勸說苏聯改變對德國統一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取得苏聯在德國統一的方式、時間、速度和條件等問題應由德國人民自己決定的承諾。在此次訪問中,科爾如願以償,說服戈爾巴喬夫“最終打開了通向德國統一的道路”。本文摘自2015年6月25日愛思想網,作者段德智,原題為《苏東劇變的理性反思》,文章為節選。


科爾在兩德統一的進程起到关鍵作用,同時也對歐盟一體化進程作出了很多貢獻(圖源:VCG)

2000年,在東歐劇變发生十周年之際,有學者发表了一篇題為《成也苏聯,敗也苏聯——東歐劇變的历史思考》的論文。該文的核心觀點,如標題所示,在于指出:“在二戰后特定的历史環境和條件下,苏聯對東歐各國的发展進程至关重要,有時甚至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作者提供的理据主要有五個:(1)“沒有苏聯紅軍的解放和苏聯的援助與支撑,二戰后東歐各國共產黨難于很快取得執政地位,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政權”;(2)“沒有苏聯把斯大林模式強加于東歐,東歐各國也許會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发展道路”;(3)“沒有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東歐各國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不致被扼殺,社會主義事業可能得到复興,不至于引发一次次的危機”;(4)“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不至于引起思想混亂,在政治反對派進攻面前失去了戰斗力”;(5)“沒有戈爾巴喬夫對東歐事態的‘西奈特拉主義’(亦即所謂‘辛納屈主義’——引者注),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不至于在西方和平演變策略和國內政治反對派的內外夾擊下一朝傾塌”。作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成也苏聯,敗也苏聯,這就是東歐劇變的根本動因。”

不只中國有學者持“成也苏聯,敗也苏聯”的觀點和立場,即使東歐國家的學者也有持這樣一种觀點和立場的。例如,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亞当·沙夫就曾持這种立場。在亞当·沙夫看來,“現實社會主義在東歐垮台的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发揮了至关緊要的作用。

沙夫主要提供了三個“鮮明的例證”。第一個例證是柏林牆的倒塌。如所周知,柏林牆是東德政府于1961年8月12日深夜開始修筑的一道長達1369米用于防范東西德公民來往的高牆,為二戰以后德國分裂和冷戰的標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零3個月的柏林牆被推倒和拆除。在談到柏林牆倒塌的邏輯原點和历史原點時,沙夫強調了戈爾巴喬夫的关鍵性作用。他指出:1989年10月7日,戈爾巴喬夫參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慶慶祝活動,“第二天,德萊斯頓的街頭就開始出現游行示威,很快它发展成為導致柏林牆倒塌的狂風暴雨”。

沙夫強調說:“我可以斷定,假如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同意,柏林牆本來是不會倒的。当時苏聯在民主德國的駐軍很多,如果沒有俄國人的同意,任何人不敢去碰一碰柏林牆。這是明擺著的事實,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不能否定。”沙夫列舉的第二個例證是“兩個德國合并”。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根据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德國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國占領,并由四國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接管德國最高權力。柏林市因此也划分為4個占領區。1948年6月,美、英、法三國占領區合并,并于翌年5月23日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我們所謂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國東部的苏戰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我們所謂東德。1990年8月31日,東德和西德在42年后于柏林签署了兩德統一條約。10月3日,東德正式加入聯邦德國。沙夫將兩德合并歸因于西德總理科爾對莫斯科的訪問,歸因于戈爾巴喬夫的“妥協和讓步”。

1990年,科爾,作為西德總理,為了解決德國統一的外部環境問題,曾先后兩次訪問苏聯,拜訪戈爾巴喬夫。科爾第一次訪問苏聯是在1990年2月9日。科爾此次訪問的目的在于勸說苏聯改變對德國統一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取得苏聯在德國統一的方式、時間、速度和條件等問題應由德國人民自己決定的承諾。在此次訪問中,科爾如願以償,說服戈爾巴喬夫“最終打開了通向德國統一的道路”。1990年7月15—16日,科爾第二次訪問苏聯,雙方就德國統一后的軍事、政治地位、德國武裝力量的最高限額以及不把北約的軍事結構擴展到東德等一系列問題達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諒解,達成所謂“八點協議”。至此,兩德統一的外部障礙問題基本上已經全部解除。沙夫在談到科爾對苏聯的第二次訪問時,強調“這次訪問具有重大意義,兩人達成了許多默契”。

沙夫援引參加采訪此次訪問的西德《鏡報》記者的報道說:“科爾在拜會戈爾巴喬夫夫婦時,德國客人只是張大嘴巴聽戈爾巴喬夫的講述,接受戈爾巴喬夫饋贈的大批禮品。就是在這次訪問中,雙方確定要把兩個德國合并。”沙夫由此得出結論說:“沒有莫斯科的同意,要使德國合并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許多德國人將“兩個德國的合并”視為“值得德國人自豪的壯舉”,沙夫則強調說:“這一勝利当然是戈爾巴喬夫妥協和讓步的結果”。

沙夫列舉的第三個例證是波蘭的“圓桌會議”。所謂圓桌會議,如上所述,其所意指的是由波蘭政府、“团結工會”和波蘭教會代表參加的于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召開的事关人民波蘭历史命運的重要會議。1989年6月,即在圓桌會議兩個月后,波蘭共產黨失去政權。1989年12月,即在圓桌會議8個月后,人民波蘭(亦即社會主義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壽終正寢。在談到圓桌會議的召開和人民波蘭的傾覆這個話題時,沙夫也果斷地斷言:“波蘭這場現實社會主義的‘死亡之舞’”的“方式”是波蘭的,但“旨意”卻是莫斯科的。他分析說:“我了解波蘭領導人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大膽地斷言:有关制度方面和外交方面的所有行動,如果不同‘老大哥’商量,波蘭領導人是絕對不可能采取的。這不是出于習慣,而是出于必须。因為這是要掉腦袋的大事。……現在連昔日的反對派也公開承認,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圓桌會議’是不可能召開的。”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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