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前最大危機:革命理想的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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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02:03:39

1949年10月,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傑出的共運領袖毛澤東在此宣布了一個古老國家的新生。從此,共產主義成為中國的官方理念,偉大的締造者們堅信她牢固如磐石。

然而,信念往往經不起時間的消磨,理想也不得不在現實面前低頭。隨著時代的演進和經濟的发展,曾經的共產主義理想逐漸在商品市場的冲擊下,被埋頭賺錢的大眾所遺忘,喪失了以往的吸引力。

不過,“共產主義理想”認同的缺失,無疑催生了嚴重的政治后果:它抽離了各民族統一的身份認同,制造了國家分裂的可能,迫使中央政權不得不通過財政上的海量補貼和政治法律上的額外特權,來安撫部分非漢化的少數民族,以維持邊疆的穩定;它削弱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正当性,孕育了潛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以致于当局把穩定寄托在經濟的飛速增長上,這實際上極大限制了其政治回旋空間。

就像所看到的那樣,尽管大陸当局在經濟发展上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其几十年來在內政外交上總是力避風險,謹小慎微地維持著穩定,往往“缺乏更高的目標......像經營一間雜貨鋪一樣管理國家。”(托克維爾形容奧爾良王朝君主路易·菲利普)這种消極避險的施政風格,與其說是實力資源的不足,不如說是為了防范潛在的認同政治風險。

法國奧爾良王朝國王路易·菲利普(如圖)的統治,建立于君權神授完全破產之后的1830年,由于維系君主體制的意識形態已經滅亡,他不得不小心謹慎地執政,并力避任何可能的風險。托克維爾在回憶錄里這樣評價他“這個人是19世紀的政治懷疑者,又是18世紀的政治懷疑者,自己沒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人有信仰。······其缺陷與他所處的時代有著同一性,他就是使得疾病成為不治之症的災難。的確,號稱公民國王的奧爾良公爵不得不淪為一位政治上的庸人(正統派諷刺他只是一位街壘國王,因為他的王冠是街壘后面的暴民賞賜的),他有中產階級的狡猾和實際精神,但缺乏更高的目標,只能實行一种即少德性又卻威嚴的統治,像經營一間雜貨鋪一樣管理國家。”

然而,政治的穩定絕不能僅僅寄托在經濟发展和謹小慎微之上,它必须扎根于被民眾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土壤,只有具備了牢固統一的身份認同,政權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國家的穩定才能夠承受風暴的冲擊。因為,“喪失了意識形態基礎的權力是岌岌可危、搖搖欲墜、而又是容易遭受攻擊的。”(梅特涅評價拿破侖)

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風險,大陸執政者屢次嘗試在馬列主義的灰燼之上,構建出一种有利于穩定的意識形態。但是,由于這座龐大的革命哲學體系本身就不存在可供穩定執政所需的思想基礎,而它所賴以修補的材料不過是其他一些思想的廢料:有些早已在革命烈火的灼燒下只剩下枯骨(儒家),有些則從一開始就不兼容(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這就使得官方的意識形態構建,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效。

與之相應的是,民族主義思潮則获得了野蠻的生長,并迅速占据意識形態的真空。從2006年開始,大陸的漢民族主義思想获得了長足的发展,漢服從一個社团愛好,逐漸變成了人所共知的政治象征,漢民族主義正发展成為活躍的價值取向;而邊疆民族不但確立了牢固的民族認同,有的甚至還滋生了分裂意識;即便是一些已經深度漢化的少數民族,也在時代的呼喚下复苏了民族的自我認知。就這樣,理想國破滅之后“我是誰?”的疑問,正在被混亂的民族主義認同所解答。

這种局面的形成自有其原因。一方面,目前的大陸缺乏能夠整合意識形態的文化精英和思想基礎,以及形成統一認同的共同考驗。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國內地之所以能夠催生出被普遍認同的“中華民族”概念(梁啟超提出),就在于無論是当時的漢族文化精英,還是少數民族文化精英(維吾爾族翦伯贊,蒙古族梁漱溟,滿族老舍、趙洪文國,回族白崇禧)都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信奉者,知識分子的共同認知使得“中華民族”的概念,在新舊理念的大混亂中實現了無縫嫁接。而抗日戰爭的爆发,更使得這一認同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得到了強化。

蔣介石不承認中國存在真正的少數民族,他認為中國民族“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取自《論中國之命運》)這一被当代人認為是大漢族主義的思維,在民國期間,則屬于被包括大部分內地少數民族文化精英如梁漱溟(蒙古族)、翦伯贊(維吾爾族)、白崇禧(回族)、滿族(老舍、趙洪文國)等所一致認同的國族理念。

中共建國后,在苏聯式民族政策的影響下,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差别被人為加固并被確立下來,即將形成的中華民族國族認同實際上被打破。另外,傳統文化在政治浪潮中被無情掃蕩,喪失了以往的意識形態號召力,并變得臭名昭彰,這也使得中國各民族喪失了整合國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因此,当革命理想破滅之后,民族的認同危機就無可避免地出現了。

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8世紀末期大哲學家,德意志民族主義認同的吹鼓手和思想推動者,著有《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俾斯麥評價他為“德意志民族統一進程中的靈魂。”希特勒評價他為“上帝賜予雅利安人無以倫比的瑰寶。”

另一方面,從历史上來看,理想政治破滅所遺留的意識形態真空,往往最容易被現實的民族主義所取代。法國大革命以后,君權神授的政治合法性瀕臨崩潰,歐洲出現了民族主義國家的重構,法國的波邦王朝、奧爾良王朝都因無法適應這股浪潮而迅速瓦解,奧地利帝國則不得不演變成奧匈二元民族國家維持穩定;苏聯和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破產之后,多個民族國家隨之在其廢墟之上接踵而立。


民族主義的复興實際上是理想政治崩潰之后,民眾自我認同的必然需要(圖源:VCG)

事實表明,当理想政治崩潰之后,基于同樣血緣、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主義認同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主流,這是必然的政治規律,而高明的政治家必然能夠洞曉。1813年,偉大的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統帥反法聯軍擊潰了拿破侖,但他深深地知道,多民族國家奧地利帝國的真正敵人從來都不是那位戰無不勝的軍事統帥,而是君權神授崩潰之后的民族主義浪潮。梅特涅用尽了他一生的智慧試圖壓制蔓延于帝國境內的民族主義火焰,但卻始終未能取得成功。這并非因為他的失策,而是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場文化較量,而非軍政斗爭,她需要的孔子、費希特和梁啟超,而不是馬基雅維利。

對于当代中國來說,隨著馬列主義的消散和民族主義的复興,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民族認同構建過程中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而民族認同的構建,不僅关乎國家的統一,也关乎政權的穩固;不但需要官方的努力,更需要文化精英的貢獻。也只有這個時候,馬基雅維利才能真正意識到孔子、穆罕默德的偉大:畢竟,只有征服人心的力量才是真正無敵的力量。


“他常常最感遺憾的一件事是,他無法接引正統的原則來作為他的權力的基礎。很少有人象他這樣深刻地意識到:喪失了這种基礎的權力是岌岌可危、搖搖欲墜、而又是容易遭受攻擊的。”——梅特涅評價拿破侖(圖源:VCG)

撰寫:王夷甫 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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