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八次致信蔣介石都說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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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15:51:22

抗日戰爭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領袖人物周恩來對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发起了一場“以筆代槍”的戰役。他曾八次致信蔣介石,以勸逼蔣介石抗日。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16年第5期,作者徐忠。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是中共領袖人物中與蔣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為人們所熟知。除多次與蔣介石見面外,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書信往來也頗為頻繁。從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线,周恩來曾八次致信蔣介石。筆者通過閱讀有关這八封信以及蔣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复的史料,深感這是周恩來運用書信方式進行的一种特殊的“勸蔣”“逼蔣”团結抗日的“筆戰”,從中也能感受到蔣介石被勸被逼而“應戰”的態度。


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周恩來(左)率中共代表团繼續與蔣介石、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圖源:VCG)

第一封:“勸蔣”“大敵在前亟應团結御侮”

周恩來給蔣介石的第一封信寫于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共和紅軍“向全國國民黨的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這一號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軍、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以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響應,他們紛紛和中共與紅軍合作。而蔣介石卻逆历史潮流而動,一面對紅軍“不斷的‘圍剿’”,進行“更加猖狂的內戰”;一面對那些與紅軍合作的友軍進行進攻、解散或消滅,并對他自己的嫡系軍隊,專发一個“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嚴令。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发后,中共公開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线的口號。1936年8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申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线和准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全國人民積極響應,不斷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全國救亡運動形成了高潮。在這种形勢的推動和壓力下,國民黨先后兩次派代表到瓦窯堡傳遞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信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一面與國民黨代表談判,一面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敵在前亟應团結御侮”為主旨,親筆寫信給蔣介石和對蔣有影響的人,并派潘漢年攜信先后到上海、南京與蔣介石的代表談判。

對于蔣介石這時的真實想法,周恩來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來在中共七大上《論統一戰线》的发言中說:“蔣介石對談判的想法是怎樣的呢?那時他是把我們当投誠看待,想收編我們,直到西安事變以前,還是這樣的想法。”這就是周恩來所寫的“勸蔣”“逼蔣”抗日親筆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開頭就以鐵的事實、血的教訓以勸相逼說:“自先生揭櫫反共以來,為正義與先生抗爭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黨剿共勞瘁有加,然勞瘁之代價所付几何?日本大盜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壓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決西南事變,漸取停止內戰方針。國人對此,稍有好感。唯對進攻紅軍猶不肯立即停止,豈苏維埃紅軍之屢次宣言、全國輿論之迫切呼吁,先生猶可作為未聞耶?”

筆鋒一轉,周恩來從民族大義的高度,直接闡明:“先生须知,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线與真正发動抗日戰爭。內戰果能停止,抗戰果能實行,抗日自由果能實現,則苏維埃與紅軍誓將實踐其自己宣言,統一于全國抗日政府指揮之下,為驅逐日寇而奮斗到底。”進而深刻敘述蔣介石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兩种政策的兩种結果,嚴肅正告:“先生撫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內戰之不可再長而抗日之不容再緩乎?”“紅軍非不能與先生周旋者,十年戰績,早已昭示國人。”周恩來指出:“自相砍伐,非但勝之不武,抑且遺患無窮。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歡,停戰議和,未可驟信,則先生不妨商定停戰地區,邀請國內救國团體各界代表監視停戰,必知紅軍力守信誓,只願在抗日戰爭中擔任一定防线,以全力獻之于民族解放,他則一無所求也。”周恩來堅定地表示:“先生如決心改變自己政策,則苏維埃與紅軍准備隨時派遣負責代表與先生協定抗日大計。此共產黨、紅軍確定之策,將于千回百折以赴,不達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來在信中指出在國家民族危難時刻蔣介石應該做出的抉擇:“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祈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墮其術中。全國人民及各界抗日团體嘗數數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統率之軍隊及政黨中之抗日分子,亦嘗以抗日領袖期諸先生。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願先生變為民族英雄,而不願先生為民族罪人。”

第二封:“請撤兵釋張、實踐諾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发。周恩來冒險到西安,按照中共一直堅持的“逼蔣抗日”的方針,主導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但在放蔣的方式問題上,張學良不顧周恩來的忠言勸阻,獨自決定12月25日下午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后來,周恩來曾嘆息地說:“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蔣介石一回到南京,便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同時蔣介石又調重兵威逼駐在陝甘的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

在這种政治和軍事都很嚴峻的緊張情況下,1937年1月11日,周恩來寫信給蔣介石,主旨就是專為營救張學良而勸蔣:“請撤兵釋張、實踐諾言。”

信的一開頭就指出蔣介石背信棄義、不守諾言的事實:“自漢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指南京)后,此間一切安然,靜候先生實踐諾言,完成和平統一大計。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認識先生顧全大局之心,欽佩無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請假歸里,中央軍竟重复開入陝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終日。”針對蔣介石“請假歸里”的假把戲,周恩來嚴正指出他不應回避責任,強烈要求他:“現先生雖在假中,但戰機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國安危,待先生力排眾議,堅持前令,尽撤入陝甘之兵,立放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則內戰可弭,和平可堅,一切人事組織、政府主張、抗戰籌備均將循先生預定之方針前進,統一御侮之大業必可速就。”為了“逼蔣”“撤兵釋張、實踐諾言”,周恩來進一步“勸蔣”認清違背諾言的嚴重危害:“一部分主戰之將士不顧大局,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面又复歸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數親日分子稱快外,不特為全國同胞所反對,想亦為先生所不忍見不願為也。”最后,周恩來再次表明他個人和中共的堅定立場與明確態度,“逼蔣”說:“來(即周恩來自稱)承召談,只以大兵未撤,漢卿先生未返,暫難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應約。如先生認為事宜速決,請先生以手書見示,保證撤兵釋張,則來為促進和平、贊助統一,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至一切西北赤化謊言,先生及漢卿先生均知之審,必能辨其誣。凡來為先生及夫人與張、宋諸先生言者,我方均絕對保證實踐。且為外交計,來及黨人在此遵先生約,均守秘密,更無向外廣播之可能。蓋凡能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尽力者,我方願舉全力為先生助也。”

蔣介石對周恩來的這封信沒有直接答复,但在調集25個師作為所謂的“討逆軍”部署于陝甘的高壓態勢下,轉達了他和談的甲、乙兩种方案:甲案是東北軍調甘肅,第十七路軍不動,歸楊虎城指揮。紅軍返陝北,中央軍駐潼关至寶雞沿鐵路各縣。乙案是東北軍調豫皖,第十七路軍調甘肅,紅軍回陝北。中央軍駐潼关至寶雞沿鐵路各縣。

第三、四、五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要求蔣介石執行的條件”“與蔣介石交涉紅軍駐地等事項”及再次“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撫慰東北軍”

周恩來給蔣介石的第三、四、五封由中共代表轉達的電報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要求蔣介石執行的條件”“與蔣介石交涉紅軍駐地等事項”及再次“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撫慰東北軍”。

針對蔣介石的調兵行動和他的兩個解決方案,周恩來特以他和毛澤東兩人的名義于1937年1月21日,发電報信給駐南京負責和國民黨当局進行停止內戰、合作抗日談判的中共代表潘漢年,轉告蔣介石中共明確而堅定地“要求蔣介石執行的條件”是:“甲、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并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學良)、楊(虎城)以寬大,以安其心。乙、但堅決要求蔣同意下列各點:(一)保證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二)不執行‘剿共’政策,并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給養。(三)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扎,可不駐商洛。因為合水、慶陽、正寧、淳化、富縣、膚施等地糧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駐别處。(四)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五)為使紅軍干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发給軍費,以便很好地准備抗日,要蔣親筆答复恩來一信,我們可保證絕對保密。因紅軍干部尚有許多懷疑者。丙、西安沒有什么變化,紅軍亦未宣傳與張、楊聯合。西安供了一個月軍費,因此紅軍停止了打土豪。親日派的謠,蔣不應相信。”潘漢年接到電報信后,立即轉告蔣介石。当天,蔣介石即托宋子文答复說“同意聯合抗日”。潘漢年立即把蔣介石的答复電告毛澤東和周恩來。

在收到潘漢年复電轉告蔣介石答复的第二天11時,周恩來即发出第四封電報信,要潘漢年立即轉達“與蔣介石交涉紅軍駐地等事項”“對張、楊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確定愛護政策”“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团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后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將與蔣一道反對之”等事項。

潘漢年向蔣介石轉達了這封電報信后,由于全國人民和國內外一切主張团結抗日的人士的一致要求,由于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做了對付國民黨軍“討逆軍”的充分准備,由蔣介石一手造成的西安事變后重新爆发內戰的危險得以制止,蔣介石派代表和中共代表談判,基本上解決了合作抗日、紅軍駐地及給養等問題。

在第四封電報信发出的几天后,1937年1月28日,周恩來发電報信給潘漢年要其即轉蔣介石,再次“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撫慰東北軍”。2月9日,潘漢年汇報了蔣介石的答复,周恩來判斷蔣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針须看情勢发展,目前只是准備抗戰。接著周恩來等人就先和蔣介石的談判代表顧祝同、張冲等人,后來又和蔣介石本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進行了五次合作抗日的談判。

第六封:“逼蔣”對“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

在“勸蔣”“逼蔣”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廬山談話會期間,中共中央為爭取會談取得進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紅軍主力准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准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线國防。”周恩來與博古、林伯渠到廬山后又把《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由周恩來起草)提交蔣介石,但蔣的態度十分冷淡。

周恩來后來說:“我們帶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動手改兩句,那時我們還客氣,同意他改了兩點。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總想把共產黨合法這一點抹殺掉。”

在第一次廬山談判時,蔣介石曾表示,三個師以上的政治機关可以代行指揮權,并說:“我要你們指揮,你們亦實能指揮,這是沒有問題的。”這次談判,蔣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廬山談判時的承諾,通過談判代表張冲告訴周恩來:要求紅軍改編后各師直屬國民黨軍事行營,政治機关只管聯絡,無權指揮。蔣介石的這一內心的盤算在其日記中所記是:“共產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关,自為統率,此決不能允許,應嚴拒之。”

對此要害問題,周恩來特在第二天寫信給蔣介石,言簡意賅地闡明緊迫的形勢:“現在華北炮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其最急者為苏區改制與紅軍改編之具體實施。”義正詞嚴地指出蔣介石的答复:“唯关于軍隊統率問題,與前次廬山所示又有出入,實使來惶惑,無以自解黨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蔣通過張冲轉達的意見:“與來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于黨中同志,恐礙此后各事之進行。”

周恩來立即把蔣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處置意見发電與洛甫、毛澤東交換意見,并寫成國共雙方急需確定的具體問題12條,通過宋美齡交給蔣介石。蔣的答复仍然堅持紅軍在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关,三個師的管理直屬國民黨軍隊行營;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周恩來当即嚴正表示:蔣對紅軍改編后指揮與人事的意見,我黨決不能接受。

由于談判陷于僵局,周恩來等隨即離開廬山,飛往上海。7月21日,周恩來等人電告毛澤東、洛甫等:“在廬山,我們力爭無效,遂來寧、滬暫觀時局變化。如中日全面開戰,則《宣言》即可发表。”

勢態发展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8月13日,日軍突然對上海发動大規模進攻,戰火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脏地區。蔣介石這才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再難避免,迫切需要紅軍開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戰,于是國共談判長期拖延不決的狀況隨之急轉直下地得到改變。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22日即发布了正式命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同時,蔣介石发表公開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由此,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线初步形成,中國全面抗戰的局面開始顯現。

第七封:嚴正指出國共兩黨关系需要“亟加改善”“減少摩擦”“合作到底”

1939年1月20日,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周恩來應約見蔣介石,蔣又提出國共兩黨合并一個大黨的大事。周恩來当即明確表示“不可能”,并嚴正要求蔣介石解決自上年秋以來,國民黨在河北、山東、陝甘寧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的嚴重問題。對此,蔣介石避而不答,卻要周恩來就兩黨合并事再電延安。周恩來于1月21日向中共中央報告同蔣介石會談的情況,建議中央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應做明確表示,表明我黨願同國民黨加強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決在各地发生的國民黨殺人、捕人、封報館、制造摩擦甚至進攻邊區問題。又提議:由國共兩黨中央組織共同視察团或委員會前往各處就地解決糾紛,向兩黨中央報告,以便尋求進一步合作辦法。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來建議发出《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總裁及五中全會電》;25日,发出《中共中央為國共关系問題致蔣介石電》。同日,周恩來致蔣介石一封長信。該信分為五個層次。

前三個層次中,第一個層次開頭說明:“上次承面囑電詢中共中央對國共兩黨关系之進一步做法,現已收到延安复電,僅呈錄如另紙。”第二個層次嚴正指出:“目前兩黨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減少摩擦、貫徹合作到底。”第三個層次是揭露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反共真相:“然反觀中共黨員在各地所身受者,則已超出于常規之外。職屢以此向各地当局請求解決,或因職權不統一,此許而彼不應,或因意存敷衍,面許而實不許,于是積案累累,無從解決。甚至某些問題,如《抗戰與文化》及釋放政治犯問題,為鈞座親批親示者,亦复遷移不辦,使職無以复中央,無以對同志……中共黨員抗戰年余,在各地不僅無抗戰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難保。貴陽被捕之人,事隔經年,政府認為可放,行營認為可保,而黨部作梗莫由得釋……職備位會中,每思同黨尚作獄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責備下級黨員幼稚,則中共六次擴大會意即在檢討抗戰與統一戰线政策,以期下達全黨,不意代表回歸各省途中輒被留難……甚至中共黨員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攜帶的中共決議及政治經濟書籍,經貴陽時亦全部沒收。無人無書,政策未由傳達。若以此責中共下級幼稚,責何能負?此類事件,不一而足。”

第四個層次再次說明中共相忍為國、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誠態度及對國民黨錯誤政策與言行的批評:“職及黨中同志,為团結計,為防止敵人挑撥計,迄未對外宣傳,甚至延安刊物亦無之此等記載。乃中共愈顧大局,少數不明大義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報紙存惡意攻擊者有之,特别張君勱致毛澤東公開信其內容與汪精衛反共之主張無異,而國民黨報卻競相登載。鈞座試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對者給予敵人挑撥之機又如何?職尋思再四,認為國民黨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國民黨中央對中共所采取之態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黨,致下級黨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見,各行其是……望國民黨同志能于此次會中對國共兩黨关系與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認識。本立而后生。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深信國共兩黨有長期合作之必要與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難,願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國民黨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礎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實之驗證。”

第五個層次是明確提出了解決糾紛的辦法:“目前為解決事實上的糾紛,可先由兩黨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觀察實際情形,可就地解決者,則解決之;不可解決者,則來中央商討。”信的最后敦促蔣介石:“職所見本末如此,僅率直陳之如上,望鈞座予以考慮而解答之也。”

周恩來這封信是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前“勸蔣”“逼蔣”的忠告,實際上是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大局、反對倒退、制止摩擦而回擊蔣介石制造反共高潮的一次前哨“筆戰”。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雖然仍主張抗戰,但把“抗戰到底”解釋為只是“恢复七七事變以前原狀”,同時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特别是在這次全會上秘密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時隔不久,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連續制造反共摩擦的基礎上,國民黨頑固派置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顧,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對國民黨的武裝進攻,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山西新軍堅決反擊,并在粉碎各地國民黨軍進攻的同時,顧全抗戰大局,由周恩來代表中共主動與國民黨当局談判,達成了停止武裝冲突、划定各自駐軍區域、繼續合作抗戰的協議。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朱德同志說得很對,蔣介石就怕一個東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個東西消滅得干干淨淨,他就沒有說的。”

第八封:強烈要求“迅令國軍立即停止攻擊新四軍”

1941年1月,蔣介石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針對國民黨軍包圍截擊新四軍,周恩來緊急致信給蔣介石,強烈而又嚴正地要求他“迅令國軍立即停止攻擊新四軍”!

信的一開頭就嚴正指出蔣介石玩兩面派手法造成“圍剿”新四軍的嚴重局勢:“頃接張委員淮南兄轉告鈞意,莫名感奮。唯新四軍此次遵命北移,几經磋商,始克就道。部隊中雖以餉彈兩缺,行有難色,但葉、項正副軍長堅持北進原議,故遂有本月支夜掃數出发之舉。不圖大軍甫发,道經茂林附近,便受友軍包圍,激戰至今,猶未停止。”

這里“莫名感奮”是指蔣介石在皖南事變前的1940年12月25日(正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获釋四周年紀念日),邀請周恩來面談這件事。据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所說:“蔣以極感情的神情談話。”他一開始就說:“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難的日子,故以得見面談話為好。”“抗戰四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台嗎?……就是民國十六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他話頭一轉,又以威脅的口吻說:你們“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如能調到河北,你們做法一定會影響全國,將來必成功”。最后他軟中帶硬地說:“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

針對蔣介石的談話,周恩來立即在第二天发電向中共中央緊急報告說:“我對蔣的挑撥及攻擊我們的話,均当場答复了。”周恩來指出:蔣的許多承諾是“靠不住”的,“其實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張冲回去,認為出意外的滿意。我倒認為系嚇、壓之余,又加上哄之一著了。”周恩來確實把蔣介石看得很透。這次談話后,周恩來立即发電告訴葉挺和項英:“新四軍皖南部隊在無為以東北渡為宜。”而蔣介石正如周恩來所料,在會見周恩來說了那么多“好話”之后不到十天,就一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針對蔣介石的兩面派手法,周恩來在信中緊急而又嚴厲地要求他:“伏念北移既為定議,則取道苏南或直接北渡,自應視敵情如何而定。現直接北渡之路久斷,而寧國、茂林所處境地亦只有轉向東北,取道苏南過江為便。設其附近友軍仍不容假道東進,且以殲滅之為快,則該軍北上無路,后退不許,非拚至最后一人,亦必將散之民間,以求生存。果如是,不僅無以負鈞座愛護盛意,且江南糜爛勢必影響江北。瞻望前途,曷勝憂慮。爰再專函上達,務懇鈞座迅令新四軍周圍部隊立即停止攻擊,并讓出道路,以便該軍轉入苏南過江。務使此一隅之變得以早日消除,不使有礙大局,誠不勝企求之至。”

緊接著這封信发出后,周恩來得知新四軍處境危急、損失慘重的情況時,先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冲,后又直接向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議。接著又发抗議電,要求蔣介石“嚴令江南各軍立即停戰,讓出新四軍北移道路”。但蔣介石繼續玩弄兩面派手法,一手應允已“令停止進攻,撤圍讓路”;一面指揮“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万多人包圍襲擊”新四軍。經過七晝夜血戰,被包圍的9,000余名新四軍,終因彈尽糧絕,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人遇難。這樣一來,蔣介石“更加蠻橫起來,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但是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來了一個反擊,他不承認我們承認。從此新四軍變成只受共產黨領導、指揮的軍隊,不受蔣介石領導了,于是就麻雀滿天飛,從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從三個省地區发展到現在七八個省。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結果”。

全國团結抗日的大潮勢不可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蔣介石不接受周恩來多次的忠言“勸”“逼”,一次又一次地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動立場,破壞國共合作、团結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线,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結果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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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朱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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