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質被殺: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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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03:11:05

近期,兩名被極端組織綁架的中國人質在巴基斯坦遇害。消息傳來,舉國震驚。畢竟,無辜的受害者白白失去生命,無疑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悲劇。

不過,這并非一起偶然事件,在此之前已經发生過多起類似事件。在2008年8月,極端武裝綁架2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國工程人員;2013年6月,極端武裝襲擊巴基斯坦北部南迦帕爾巴特峰一個攀山營地,殺死2名中國登山客;2015年5月24日,巴基斯坦極端組織逼迫被俘的中國游客洪旭東錄制要求贖金的視頻。尽管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國人,很多受到嚴密的保護,但這些案件的不斷发生并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巴基斯坦遠非一個安全的國家。

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泛濫有多么嚴重,可以從以下數据中得出印象。

据巴基斯坦智庫安全研究中心2017年初发布的報告,2016年巴基斯坦全國因恐襲造成的傷亡人數為2,610人,2015年這個數字是4,647人。巨大傷亡的背后是高頻次的恐暴襲擊——2017年2月中旬的四天時間,該國接連发生了五起大規模的恐暴襲擊:

2月13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會城市拉合爾,一起針對警察的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13人死亡,85人受傷;14日,在俾路支省首府奎塔,兩名警察在拆除爆炸裝置時被炸身亡;15日,在開普省首府白沙瓦,一法官車輛遭自殺炸彈襲擊,造成一人死亡,數人受傷;同日,在聯邦部落區,政府大院兩次遭攻擊,共造成5人死亡,7人受傷;16日,信德省一著名苏菲派清真寺被炸,死亡72人,150多人受傷。

作為一個地區大國,巴基斯坦自1971年印巴戰爭之后,從未像阿富汗、伊拉克一般遭遇過外敵入侵,也沒有如敘利亞、利比亞那樣面臨革命和內戰的挑戰,卻為何會出現如此嚴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問題?

事實上,巴基斯坦國內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泛濫,并非源于外來力量或者革命引发的動蕩,而是巴基斯坦國家形態賴以維系的政治原則——伊斯蘭教認同,在世俗和民主政體下,難以應對激進伊斯蘭主義的侵蝕所致。

巴基斯坦的國家形成與認同——基于普遍的伊斯蘭教認同

事實上,巴基斯坦國家形態的形成和維系,几乎完全依靠對伊斯蘭的認同,這种國家認同的唯一性,使得巴基斯坦極度缺乏抗拒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能力。

在1947年8月14日建國之前,历史上從未有過巴基斯坦這個國家實體。巴基斯坦之所以會成立,就是源于英帝國印度殖民地的穆斯林不能容忍與印度教徒同屬一個國家,試圖建立一個純粹穆斯林國家的政治理想。

從12世紀到19世紀的700年間,無論是德里苏丹國,還是臥莫爾帝國,印度的主導政權都是伊斯蘭王朝,穆斯林的地位也一直優越于印度教徒。1946年当印度面對獨立关口的時候,這一历史使得相当多的印度穆斯林很難容忍自己生活在一個注定被印度教徒主導的國家,為此,他們迫切尋求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

對于這一點,巴基斯坦的國父真納就曾說過,如果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獨立之后不能分離開來,那么鐵定會面臨一場內戰。事實上,当1946年英國人開始撤出印度時,隨著統治秩序的瓦解,英屬印度的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就開始相互屠殺對方,并以此迫使英國人與印度教徒承認印巴分治——宗教屠殺造成至少50万人死亡,也形成了巴基斯坦建國的政治基礎。

因此,是1947年英屬印度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宗教虔誠,而非民族或者地域需要,為巴基斯坦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精神動力。同樣,如果沒有印度穆斯林的宗教認同,就不會有巴基斯坦國家的出現。

1946年8月,在孟買舉行的一次集會上,巴基斯坦國父、当時的印度穆斯林聯盟領袖阿里·真納告知其支持者說:“要么我們挑起印度分治,要么我們使其毀壞殆尽。”

8月16日凌晨,印度城市加爾各答的大批穆斯林狂熱分子,揮舞著武器,響應穆斯林聯盟“直接行動日”的號召,以此向英國人和印度教徒表明,印度穆斯林准備“只身贏得一個穆斯林國家(即巴基斯坦),如果局勢需要,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他們無情地屠殺每一個所看到的異教徒,把尸體扔進排水溝里,此舉引发印度、錫克教徒的報复及隨后的全國宗教內戰

另外,作為族群成分極為复雜的新國家,巴基斯坦成立之后,就面臨著嚴峻的國家認同挑戰。

巴基斯坦并非一個天然的民族國家,它沒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認同,構建起這個國家的精神基礎在于印度穆斯林與異教徒漫長的聖戰史,而非對這片土地的深情厚誼,這就使得這個國家很難像鄰居伊朗人一樣,從遙遠的历史之中汲取國家認同的精神資源。

況且,巴基斯坦族群結構極為复雜,在該國,旁遮普族占63%,普什圖族占16%,信德族占13%,俾路支族占4%。該國缺乏強有力主體民族的現實,使得其不可能通過現代民族主義建立起國家認同。

因此,自建國之后,巴基斯坦就被來自各個族群和地方的分裂主義運動所困擾。1971年,以孟加拉人為主的巴基斯坦東部領土爆发叛亂并在印度幫助下獨立,成立了孟加拉國,本身就是該國國家認同的缺失所致。


复雜的族群結構更使巴基斯坦的國家認同,唯有依賴于伊斯蘭的宗教認同(圖源:VCG)

1971年,巴基斯坦東部領土分裂之后,為了提升國民的國家認同并抗拒國內的民族地域分離意識,巴基斯坦政府開始大力在法律、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上進行改革,全面提升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身份的認同,強調“穆斯林民族”的概念,以此維持巴基斯坦的國家形態完整。

法律層面:1973年,巴基斯坦通過了新的憲法,確立了”伊斯蘭是巴基斯坦的國教“,并表示”巴基斯坦的民主、自由、公正等原則之執行必须基于伊斯蘭教的理念“;1978年,總統齊亞哈克在伊斯蘭教的基礎上重建了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1979年,巴基斯坦設立宗教法庭;1988年,巴基斯坦宣布沙利亞法為巴基斯坦原則上的最高法律。

政治制度:齊亞哈克時期,巴基斯坦開始建立富有特色的聯邦和地方層級伊斯蘭議會,以伊斯蘭教的規則進行選舉。

經濟:巴基斯坦逐漸將按照西方模式運營的銀行,改造稱為伊斯蘭銀行。1980年6月,巴基斯坦正式征收天課和什一稅。1983年,政府對部分農產品征收什一稅,稅率占產量的5%。設立天課基金,中央天課基金會統一管理全國各地的天課基金。

文化教育: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育也被刻意加強。1947年,獨立之初的巴基斯坦伊斯蘭教學校僅僅只有137所,1957年為244所。1971年之后,巴基斯坦政府為了應對國內的族群地域分離情緒,開始大力強化宗教教育,到了1995年,宗教學校的數量擴張為3,906所,2000年則超過了7,000所。

必须承認,1971年之后巴基斯坦強化伊斯蘭國民認同的政策,的確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巴基斯坦的國家認同感,制止了因東巴分裂而動搖的巴基斯坦國家形態。而這种政策也是完全缺乏历史、文化和民族認同的巴基斯坦,在現實危機面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任何政策的效果都是雙重性的,巴基斯坦強化國家認同的伊斯蘭化政策同樣不能例外。

極度貧乏的極端意識形態免疫力

在巴基斯坦,出于維系國家認同的需要,伊斯蘭認同不得不被提升為最高原則予以無限尊重。然而,一旦某個意識形態被社會視為完全的真理,那么也就意味著其他理念將喪失生存的空間。

巴基斯坦最為嚴峻的一條法令就是基于伊斯蘭原則的瀆神罪,該國民眾和司法體系對這一罪行容忍度極低。2010年,一對信奉基督教的夫婦因未洗手觸碰到了一部《古蘭經》,被判25年監禁;2012年7月,巴基斯坦一名男子因被控褻瀆《古蘭經》被一伙人從警察局拖出來活活打死;2013年2月,巴基斯坦基督徒薩旺 馬西赫被控犯有瀆神罪,因他的這起案件,拉合爾市基督徒街區的178所住房被搗毀,2014年春天,薩旺被判處死刑,但卻沒有任何一名燒毀基督徒住房和街區的穆斯林被處罰。

2007年4月,巴基斯坦旅游部長巴赫蒂亞爾女士因在法國的慈善活動中,感謝并擁抱了自己的法國男教練,引发該國國內的大規模流血冲突,被稱為“擁抱危機”;2007年6月,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30多名激進學生,闖入当地一家由中方人員開辦的中醫按摩診所,以伊斯蘭教義禁止異性按摩為由扣押了中國公民1男6女。

不僅如此,巴基斯坦對伊斯蘭原則的無限推崇,使得相当多的該國民眾深信,純粹的伊斯蘭政治形態能夠解決現實社會所有或者大部分問題。1998年8月,巴基斯坦最強大的政黨領袖全國穆斯林聯盟、總理謝里夫在議會中表示,伊斯蘭教法能夠”把巴基斯坦帶入消滅腐敗和目無法紀,實現社會公正、繁榮與和平的革命性時代“。

尽管這一演講,只是謝里夫鞏固選民支持的政治策略,但也確實反映出相当多的巴基斯坦民眾對純粹伊斯蘭社會的向往心態。

事實上,巴基斯坦普遍存在之對伊斯蘭教法社會的向往,以及對異教徒的無情打壓,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激進伊斯蘭組織的政治理念。這种心態下的巴基斯坦社會,對極端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蠱惑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免疫力。

在巴基斯坦,相当多克什米爾聖戰組織得到了該國主流宗教派别的支持;猖獗一時的安薩爾運動、先知弟子軍和聖戰者運動等極端組織,同樣得到了巴基斯坦政黨如伊斯蘭學者協會的政治和物質支持;2015年11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当年春天的調查顯示,巴基斯坦乃是世界上對ISIS看法最為積極的穆斯林國家。

大眾政治下激進伊斯蘭的必然泛濫

巴基斯坦奉行的西方式的三權分立世俗政治體制,使得總統、議會和司法機構相互制衡,多達兩百個政黨為了爭奪民眾認可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執政者的政治生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大眾的認可。

這個民選國家的執政群體中,缺乏像敘利亞阿薩德家族或者沙特王室那樣純粹的世襲獨裁者,贏著通吃的政治原則(穆沙拉夫流放謝里夫,謝里夫審判穆沙拉夫),使得各個政黨為了在競選中打敗對手,爭奪或保全執政權,不惜訴諸于激進大眾意識形態,難以形成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政策。

在這种情況下,由于激進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在巴基斯坦社會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這就使得該國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為了在政治競爭中保全自身的政治生命,一方面,他們不敢輕易得罪該國的伊斯蘭激進組織,以免背上万劫不复的“叛教者”罪名;另一方面;與激進伊斯蘭組織一樣,他們想方設法把自己包裝為伊斯蘭原則的維護者。

1977年4月,在反對黨聯盟強烈要求總理阿里·布托下台的形勢下,布托宣布了“宗教治國措施”以穩定局勢;1988年,当時的總統齊亞哈克為了爭取超出極限的連任,宣布伊斯蘭教法為該國最高法律原則;1998年,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為了應對軍方和反對黨的挑戰,在議會演講中,提出要在巴基斯坦實行塔利班式的伊斯蘭教司法制度。

正如該國《黎明報》記者伊克巴爾·阿赫默德所指出的:“如果巴基斯坦的執政者发現自己正處于選舉困境之中,他們都會想方設法向伊斯蘭教尋求幫助。”

與之相反的是,巴基斯坦的軍人總統穆沙拉夫恰恰因為在2007年的“紅色清真寺”事件中堅決打壓激進伊斯蘭組織,嚴重傷害了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情感,使得穆沙拉夫喪失了中下層軍官的支持,并最終黯然下台。

因此,除非出現極端情況,巴基斯坦政府和軍隊往往缺乏足夠的政治意志去打壓激進伊斯蘭組織,哪怕在巨大的國際壓力面前也是如此。

2007年,一名被扣押的塔利班发言人聲稱,阿富汗当局表示一名被扣押的塔利班发言人哈尼在審訊過程中承認穆罕默德·奧馬爾正在受到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的保護,住在巴基斯坦的奎達市。

2010年6月,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发布的一份報告說,有確鑿證据顯示巴基斯坦情報機構與阿富汗塔利班之間有直接聯系。報告說,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不僅為阿富汗的塔利班好戰分子提供資金、訓練和避難所,甚至還是塔利班領導委員會的成員。

這份研究報告是基于對九名阿富汗塔利班戰地指揮官的采訪。報告說“巴基斯坦似乎在以驚人的力量玩兩面派游戲”。報告還說,“如果巴基斯坦不改變其做法,國際力量和阿富汗政府在打擊叛亂分子方面取得進展就會十分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

2010年7月,華爾街日報援引一名塔利班匿名指揮官的話說,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鼓勵阿富汗塔利班”大膽行動“,向警察、軍人和平民出手,”以取得更好的政治威懾效應“。


2011年5月,美國特种部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一處住宅发動襲擊,擊斃了恐怖主義大亨本拉登,美方情報機構一直認為巴基斯坦內部某些官員向這位恐怖主義領袖提供了庇護(圖源:VCG)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巴基斯坦伊斯蘭宗教人士具有強大的政治動員力,卻難以像伊朗或者沙特等奉行伊斯蘭教法國家般直接分享政治權力,而大量的宗教學校也培養了過多的宗教學生,這實際上不但使得該國的伊斯蘭宗教認同很難轉換為穩定的政治力量,也使得數量龐大的伊斯蘭宗教人士為了爭奪有限的信眾,不得不訴諸于激進化,而數量過多導致的中下層宗教人士貧窮也進一步加劇了宗教極端化的趨勢。

2007年巴基斯坦震驚世界的“紅色清真寺”事件,即是由激進的巴基斯坦學生在野心勃勃的毛拉阿卜杜爾兄弟領導下发生的——事件最終導致了穆沙拉夫政權的崩潰。

因此,由于巴基斯坦的民主和世俗體制,實際上使得巴基斯坦的政界和宗教界都難以形成穩定的既得利益階層,無力應對激進意識形態的挑戰。

政界人士為了在無休止的選戰中求得政治生存,不得不默認甚至鼓勵激進意識形態,“紅色清真寺”事件和穆沙拉夫緊隨其后的下台,實際上意味著即便是強大的軍方也不得不在伊斯蘭革命大眾面前低頭;而溫和宗教領袖的權威則在言論自由環境中,無力應對更激進、更原旨化的挑戰者。

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輸出和外國反恐引发的外交政策挑戰

由于巴基斯坦是基于印度穆斯林對抗異教徒的历史記憶而誕生的國家,也是依靠“穆斯林民族”的身份認同維系的國家,這就使得巴基斯坦國民往往將世界范圍內的穆斯林視為自己與生俱來的同胞。

這种獨特的國家認同,引发了兩個難以避免的效果。

一方面,巴基斯坦某种程度上淪為泛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輸出的天然平台。

巴基斯坦國內的激進勢力向中亞、中東、中國、東北非、高加索、巴爾干半島和菲律賓等地的人員提供訓練,輸出難以控制的意識形態,已是眾所周知之事。拉合爾市的胡達姆丁宗教學校(美國反恐專家彼得伯根PeterBergen的調查顯示,在巴基斯坦類似的學校高達7000所)訓練來自緬甸、尼泊爾、車臣、孟加拉國、阿富汗、也門、蒙古和科威特的學員;而赫克尼亞經學院的學員則大多源于在阿富汗和突厥國家。這种泛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的輸出,對深受恐怖主義困擾的美、歐、中、俄、印度等國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困擾。

烏伊運領導人AbuZaral-Burmi,2013年9月,他在南瓦濟里斯坦(巴基斯坦)講經時,曾宣稱穆斯林有義務綁架和殺害中國人以及襲擊中國企業。該組織與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关系复雜。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社會強烈的穆斯林身份認同,使其對于世界范圍內與其他族群发生冲突的穆斯林群體,抱有強烈的天然同情。在這一精神原則的基礎上,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发恐戰爭,很大程度上被巴基斯坦社會視為對自身的侵略;中國在新疆地區的反恐行動,也難以得到巴基斯坦的真正配合。

“9·11”事件后,巴基斯坦社會各界極度不滿美國的反恐戰爭,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向其施壓,以減輕阿富汗基地組織的壓力。塔伊巴軍(LT)堅決反對美國的反恐行動,宣稱“不允許任何人將穆斯林的土地變成西方的殖民地”;同樣,即便是號稱最親美的總統穆沙拉夫也在自傳《在火线上》中表示,他是迫于美國的武力威脅才投入反恐戰爭的。

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傳《在火线上》中,穆沙拉夫透露了当時的決策過程:当時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9·11事件后對穆沙拉夫說:“你不是支持我們,就是反對我們。”美方還发出威脅稱,如果巴方不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動中給予合作,美國將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時代”。穆沙拉夫在書中說:“我曾以美國作為對手,作兵棋推演。推演的目的是要求證,如果我們不加入他們的反恐戰爭,我們可以對抗他們和抵抗他們的攻擊嗎?答案是不可能,我們的軍事武力將被摧毀。”

同樣,隨著中國新疆暴恐事件日趨惡化,中國迫切需要巴基斯坦對該國境內的中國激進組織采取行動以配合其反恐政策,但事實上,出于對這些中國激進伊斯蘭組織的同情(很難以其他理由解釋),尽管巴基斯坦不時向中國移交一些低級别激進分子,但激進組織的核心領導層基本未被觸及,這無疑令中方感到困惑和不滿。

据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載的一篇文章稱,中國官員和專家曾私下指責巴方在對東突激進分子采取軍事行動前會有巴方情報人員通風報信。文章說,有熟悉中巴談判的中方人士表示,一些巴基斯坦軍方官員對中方要求巴方對中國激進分子采取更多行動反應冷淡。

對于巴方在打擊境內中國激進組織的表現,美國外交关系協會的馬基認為,中國正面臨類似美國過去十年在巴基斯坦打擊恐怖分子時遇到的處境。馬基說:“巴基斯坦采取的行動可能永遠都無法讓北京滿足,就好比巴基斯坦的行動永遠都難以滿足美國的要求那樣。巴基斯坦的國際恐怖主義問題根深蒂固,巴基斯坦要想完全解決它是非常困難的。”

實際上,恰恰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戰爭中與西方的有限合作,違背了該國伊斯蘭認同的政治原則,被相当多的巴基斯坦民眾視為“叛教者”,嚴重削弱了其道德合法性和控制力,反而某种程度上加劇了該國的恐怖主義。

國家形態與國家安全不可調和的矛盾及其后果

事實上,作為一個新生的國家,巴基斯坦沒有屬于自己的历史和地域認同,更不可能推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否則該國很可能會因旁遮普、普什圖和信德等不同民族的自我認同而分崩離析,就像布托、齊亞·哈克和謝里夫等巴基斯坦政治家所意識到的那樣,巴基斯坦生于伊斯蘭的信仰,沒有對伊斯蘭的虔誠,巴基斯坦的國家形態就難以維系。

然而,將伊斯蘭意識形態和穆斯林的身份認同提升到至高原則,在民主世俗政體的社會氛圍下,就很難避免巴基斯坦國內的激進意識形態泛濫和外溢。

作為一個貧窮落后的南亞大國,巴基斯坦的发展和安全離不開良好的國內外環境,但該國難以控制的激進意識形態,不但大大損害了巴基斯坦的商業環境,也嚴重威脅到了美、中、印、歐、俄等國的核心利益,并讓巴基斯坦的地緣處境急劇惡化。

因此,巴基斯坦國家形態賴以維系的原則,實際上與該國发展和安全的原則呈現出相背離的趨勢。

隨著伊斯蘭恐怖主義逐漸取代傳統威脅,成為世界主要大國的緊迫威脅,巴基斯坦國內不可控的激進伊斯蘭主義泛濫和輸出,很難避免中美等國對其日益增長的疑慮。考慮到巴基斯坦國內的極端伊斯蘭主義几乎不可阻擋,以及這一意識形態對各個大國日益嚴重的威脅,巴基斯坦的外交處境未來恐難樂觀。

一戰前的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是歐洲历史上最傑出的外交家之一。他深刻的意識到,隨著俄羅斯帝國賴以維系的意識形態斯拉夫民族主義日趨激進,終將激发另一個列強奧匈帝國境內大量存在的斯拉夫人之獨立欲望,威脅到奧匈帝國的核心利益,由此引发德國、奧匈、俄羅斯三皇同盟的崩潰。

然而,無論恐怖主義的威脅有多么嚴重,巴基斯坦都不可能放棄他對伊斯蘭至高原則的認同,因為這一原則关乎其國家形態的根本。

就像19世紀末期的奧斯曼帝國,一旦它在土耳其青年黨改革下削弱了伊斯蘭的認同,就一定會引发阿拉伯人的民族起義和整個國家的崩解,而凱末爾一旦廢除了哈里发體制,就將面臨庫爾德人無休止的獨立運動;而滿清之所以能夠維系,恰恰在于古老的君主體制,一旦它為了現代化而放棄科舉體制,就一定會面臨整個國家的解體。

正所謂防弊之術加劇了新的弊病,作為一個難以調和的政治悖論,在構建出足以扼殺激進伊斯蘭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之前,巴基斯坦的前景都不可能樂觀。

撰寫:王夷甫 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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