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談毛澤東反右:對知識分子成見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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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2 04:18:36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也是一場整肅民主黨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數是知識分子)的運動。毛澤東发動這一場斗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遠的历史根源。毛澤東從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中國知識分子有很深的成見了。另外,毛澤東在革命勝利之后就要讓原來的盟友民主黨派離開政治舞台了,這是他多年來一貫的思想,也是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上層知識分子的一貫看法所促成。本文摘自2008年第7期《炎黃春秋》,作者李銳,原題為《毛澤東與反右派斗爭》。


1957年,中國國慶節游行隊伍中的反右和整風標語牌(圖源:VCG)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也是一場整肅民主黨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數是知識分子)的運動。毛澤東发動這一場斗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遠的历史根源。

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分子特别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了,這同他的家庭環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時,他在北大圖書館当一小職工(月薪八元,屬工人工資)時,曾受到当年學校教授和學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中反映過這种心情:“我的職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將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論述。收入《毛選》時已作過大量刪改,面目全非了,這是当年統戰環境促成的,1939年黨中央還有過“大量发展知識分子”的決定。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國農民》1926年2月號和《中國青年》1926年3月號都予轉載,隨后在廣州、汕頭出了單行本,可見当年此文影響之大。原文說:“無論哪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分有五等: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文中“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种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運動中之死敵。”

原文將以下社會群體稱為“中產階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個階級的欲望為欲得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发展。”毛澤東將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資格在國內專門學校、大學校讀書,受著那半土半洋回國留學生的熏陶”的知識分子,划入“中產階級右翼”,認為只要國民革命的爭斗加緊,他們“一定會站入帝國主義一邊,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會成為我們正面的敵人。”他甚至認為,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也包含許多危險成分,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產階級“對于革命的態度”,“右翼屬于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結束語中這樣說道:“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当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线!”最后說:“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讓這四百万算做敵人,也不枉他們有一個五百万人的团體。”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看做敵人的。

原文對“小資產階級”歸納為:“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于這一類。”又以這些人的家庭狀況分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給的,平時中立,絕不反對革命,約占小資產人數的一半。第三部分,屬于生活下降的,頗有推動革命的力量,約占小資產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從日本人竹內實編的《毛澤東全集》中讀到這篇原文的(編者將《毛選》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刪改的對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從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中國知識分子有很深的成見了。

延安時期必须同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說法略有變化。1939年,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承認:“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這篇文章在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時,對“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廣大的知識分子、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作了這樣的解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并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主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

延安時期毛雖然說法有了某种改變,但實際上從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和接著的“搶救運動”,知識分子仍被当作“異端”慘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實味的罪名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团”。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各种學校、黨政機关單位,共打出一万五千個特務;各抗日根据地也都開展了這种“搶救運動”;大后方許多省的地下黨組織,曾被認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甚至“一二·九運動”也曾被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我在延安時也曾有過被人誣陷為“特務”身份,关押一年多,受過刑訊逼供的經历。可是,1950年我從《唐縱日記》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記》已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当年國民黨并無一個特務打入我們黨內。直到1962年,毛澤東還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把他“殺了不好,應讓他勞動去”。直到1982年,所謂“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個世紀的王實味才得到徹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勝利之后,历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成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擊的對象。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后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知識分子历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乃“皮上之毛”;從“階級斗爭”的理論出发,知識分子的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時界定的知識分子,包括大中專學校的教授、教師、作家,文學藝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的編輯、記者、翻譯,科技界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理論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醫藥衛生界的醫生,專業人士和大學生等,全國約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发言中指出:“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又說,“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相当多數,與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權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系,他們崇洋媚外、媚美,與我們格格不入,必须進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澤東发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的序幕。由于報刊上已有43篇贊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澤東撰寫的《人民日報》5月20日社論(列出這些文章題目、報刊和作者名字),痛斥這种贊揚,將評價历史人物的學術問題變為政治批判運動,稱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接著10月23日,在政協會議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1月30日,黨中央发出內部文件《关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組織“忠誠老實交清历史”的運動,從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動遺跡”。于是“思想改造運動”迅速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時值抗美援朝戰爭,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整肅重點。以致許多有名望的學者、專家都被迫在報紙上发表指責自己的文章。自咎曾“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過”。例如建造錢塘江大橋而聞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擺脫此劫。同批判《武訓傳》類似的,借山東大學李希凡、藍翎《关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動了對紅學家俞平伯等人“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運動”,也傷害了一批知識分子。

在內戰期間,胡風一直被認為是“黨外進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獨立的文藝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報》分三批发表了胡風同朋友之間的往來信件,標題為《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澤東親自寫了“序言”和“按語”,誣指“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干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除胡風夫婦入獄外,在全國清查“胡風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兩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须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中說:“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運動中,階級斗爭更加尖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進行破壞活動”。隨后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許多在以前運動中有“历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都成為“肅反”對象。当年我曾對“反胡風”持過懷疑態度,跟同事們談過;1959年廬山會議后挨批斗被開除黨籍,這是“罪證”中的一條。

對知識分子來說,1956年是比較平靜的一年,有人說已迎來“早春天氣”。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認為,經過“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后又號召“向科學進軍”。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之后,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表示他願意從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訓,有意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团體)實行比以前寬松一點的政策,給他們較多的发言權和較大的活動空間。

可是這一年在波蘭(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澤東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認為知識分子(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動亂中起了很壞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個批示中還說到裴多菲俱樂部,可見印象之深)。從這時開始,他就著意考慮怎樣避免中國发生同類事件的辦法了。于是,“早春天氣”悄然消失,一場后來被稱為“引蛇出洞”的大悲劇“反右派”開幕了。

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是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說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就是发動反右派斗爭的前三個月,他兩次談到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一次是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的:“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别,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于一個范疇。”“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52頁)

几天之后,毛澤東在大會上又把這意思說了一遍:“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上書,第273頁)

在当年舉國黨化教育即階級教育的形勢下,這种定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將知識分子划歸資產階級范疇,就是划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擊的社會成分;這也就為開展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反右派斗爭奠定了理論基礎。后來“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更列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最重要的一項議程,就是討論波匈事件。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明年開展整風運動”。顯然這是以此作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項重要措施。這“整風運動”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會中的講話說得很清楚:“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即將匈牙利那樣的工人、學生上街游行稱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讓學生們統統发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关卡,你要過关,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這里他說的是:“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接著說的“每一學校設一個关卡”,发動學生批評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運動,豈不正是這樣做的嗎!可見,毛澤東是這樣計划開展整風運動的,隨后的反右派斗爭也正是這樣做的。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屬于“新民主主義”思想。

1957年1月,毛澤東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么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處張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干什么。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時,他還泄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3-350頁)為了鼓勵大家鳴放,講心里話,一個月后,毛发表了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講話四個月后在《人民日報》发表時,改名為《关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動)。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從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滬等地對各級干部講了多次類似的話,并批評多數老干部對雙百方針有抵觸。4月30日,他還對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說:大學里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現了知識界空前的“大鳴大放”的局面。

以上這些引用和說明,有助于消除人們長期以來的一個誤解,說什么“從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斗爭”。当年廣大知識界以為整風運動真是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特權思想,方法是和風細雨;沒想到卻來了一場暴風驟雨的反右派斗爭。他們哪里想得到,后來的事態发展早已在毛的設計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黨內文件《关于組織力量准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中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关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利益極大。”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爭正式啟動的发令槍。它說得很明白,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是一回事。期間并沒有发生“整風”向“反右派”“轉變”的問題。

反右派斗爭又是一場整肅中國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的運動。已經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澤東一再加以譴責的“章羅同盟”,其實只是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現的較為寬松的政治空氣之下,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鼓舞之下,民盟表現出了參與國是的空前積極性,他們兩人為主的民盟成員,提出許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黨的領導的意見。誰能料到這正是觸怒毛澤東的“黨要擴大,政要平權。”《人民日報》当時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動向”。

反右派斗爭中對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徹底攤牌,其意圖可以追溯到1945年黨的“七大”期間。1947年初在冀熱遼分局遷到林西時,我聽到分局負責人歐陽欽(楊清)作報告講過,“七大”時毛澤東在口頭報告講過這樣的話: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了。毛在《論聯合政府》中說得很明白,他所主張的聯合政府,是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頭政治報告和几次講話,其中并沒有歐陽欽傳達的原話,卻也找到了一些可資印證的材料。

在《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有這樣一段話:“這個報告,蔣介石看了最不高興,中間派看了又高興又不高興。中間派是有前途的,外國人在蔣介石不行了的時候會扶他們,他們的壯大現在對我們是無害的。但他們是動搖的,蔣介石讓步了他們就會擁護。三月一日蔣介石发表講話,羅隆基就寫文章歡迎‘還政于民’;二日我們廣播了新華社記者對蔣介石講話的評論,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談話反對國民黨包辦國民大會。所以,他們是聽我們的,但需要我們加強領導。”(第274頁)這里說得很清楚:“他們的壯大現在對我們是無害的”。那么,到了“將來”,即共同的敵人蔣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時候,民盟的“壯大”對“我們”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澤東文集內《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還說了這樣一段話:“自由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自由資產階級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不多。自由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治团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的是自由資產階級,它有它的性質。最近《參考資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先生的一篇聲明,同志們不知道看了沒有,那就是他們的立場,他的獨立的政見。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國記者的會上,又发表一個聲明,也有他獨立的立場。現在,民主同盟在聯合政府的主張上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國民黨說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友黨,我們要团結它,聯合它。但是它有它獨立的意見,它現在是‘左右開弓’,區别于兩方面,進行兩條戰线的斗爭。一方面是不贊成國民黨一黨專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產黨,它說它是站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間。這個話說得很透徹,是對的,它自己規定了它的性質,屬于中間派。”(第306頁)

民主同盟確實像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是一個有自己的獨立的政治主張的团體。他們有怎樣的政治主張呢?請注意毛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自由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所想的民主,因此他們是我們的同盟軍。自由資產階級在我們堅決的影響下,是能夠中立,以至于跟我們一道走的。比如對聯合政府這個口號,他們是贊成的。”(第318-319頁)毛心中十分清楚,共產黨同民主同盟雙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個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毛就把這兩种民主的區分講得十分明確了。他說:“民主同盟是舊民主主義,我們是新民主主義,這是基本的區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們聯合。”(第386頁)当年章伯鈞、羅隆基自己也明白這一點。反右派斗爭開始以后,章伯鈞在檢討中還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聯多一點的民主制度。

從上面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中,確已預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終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這樣的民主黨派為下一個敵人的字句,在兩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划的指示》中,終于出現了:“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团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第512-513頁)這個指示中有這樣兩段話是毛澤東審稿時加寫的:“在蔣介石打倒以后,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须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并不是把他們当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312頁)

從发出這個指示開始,到反右派斗爭爆发,在這十年里,黨就是照此指示處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的关系的。開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個一個地拋棄,例如張東蓀、周鯨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現了“可注意的民盟動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章羅同盟”就成了黑云亂翻的罪魁禍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個一個”的手工業方式,而改用機械化施工,用推土機將民盟夷為平地了。反右派斗爭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獨立政見的政黨了。

关于革命勝利之后,下一個打擊敵人是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還可以找到旁證材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澤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全文》,向斯大林通報了当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其中有這樣一段:“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苏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從上面引證的文獻和電報中這一段決策性的話,可以說明,毛澤東在革命勝利之后就要讓原來的盟友民主黨派離開政治舞台了,這是他多年來一貫的思想,也是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上層知識分子的一貫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沒有立刻這樣做,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電中表示了異議。复電中有這樣的話:“要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勝利后的中國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勝利后的時期(這個時期多長現在很難確定)將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將四個月前向黨內高級干部交的底,告訴黨內一般干部。他將鳴放中“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等類政見的人,統統稱為右派。“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益。”這就是軍事上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

在“大鳴大放”的五月一個月內,有人統計至少有三万知識分子提出各种批評和建議。最引起毛澤東震怒的是羅隆基的发言,牽涉到中共領導就是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羅認為,文教機关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見謝泳編《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第311-312頁,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聽到統戰部這樣的汇報后,就決定將“鳴放”“收網”了。6月8日開始,全國開展了“反右派斗爭”。

現在公布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他們全被“勞動改造”,有的還发配邊疆,一部分還被关進監獄。受打擊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層知識分子。此外,在農村干部和小學教師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計人數也達50万;后來決定不在這類人中划“右派”,于是他們被戴上“壞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樣悲慘。

今年是反右派斗爭五十周年,如何評價和善后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國人面前。关于“擴大化”的說法,人們意見最大。1980年我曾參加《建國以來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討論(我是國家機关能源組的組長),許多人不同意這种提法。回憶当年,我們這些參加討論的人,可說大都沒能擺脫長期禁錮我們頭腦的意識形態習慣勢力的影響。經過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對世界形勢的了解,再來回顧反右派斗爭這類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認識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從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見呢?現在出版了許多有关著作和回憶文章,我沒有看到一條要推翻共產黨政權的主張,相反,都是怎樣改善黨的領導的中肯的各种各樣的建議,也就是我們今天已成為國策的要講民主,要講法治,使我們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以及更加重視知識分子的建議。如果当年采納了這些建議,怎么會发生接著而來的“大躍進”、“三年災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會死几千万人,最后將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說“知識愈多愈蠢、愈反動”呢!回顧起來,1949年到1979年走的這30年,正是20世紀世界科學和經濟发展最快最大的時期,從而走向知識經濟的時代,可我們卻完全背道而馳,國家几乎崩潰,走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想起來,真是讓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召開了划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黨我國逐漸認識到,人類社會、历史的進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階級斗爭”、“階級專政”,而主要是靠知識、科學知識即人的智能,這才是主要的根本動力,而它們的載體是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啊!

編輯:关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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