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開國上將骨灰從八寶山清出 撤下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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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9 07:24:28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來對解放軍開國上將謝富治在文革所犯罪行的審查,決定撤銷對他的悼詞,開除黨籍。他的骨灰盒從八寶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蓋在上面的黨旗。本文摘自2003年第8期《黨史博覽》,作者万迪宏,原題為《謝富治沉浮錄》。


1967年,蒯大富、韓愛晶、謝富治(前排左起)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圖源:中國民主社會主義網)

当無數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與世長辭之后,他們生前不辭辛苦、勤奮工作、鞠躬尽瘁、獻身事業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懷念。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历史上,曾有一位前半生功勳卓著,但死后卻被撤銷悼詞、開除黨籍、骨灰清除出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上將——謝富治。

一位紅安籍的共和國將軍

在中國的版圖上,同一個故鄉擁有200多位將軍的僅有湖北省黃岡市的紅安縣。因此,紅安縣有了一個響亮的稱呼--將軍縣。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隊伍中,曾經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紅安人;每四位英烈中,就有一位是紅安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十多万紅安兒女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獻身。

謝富治,1909年出生在黃安(今紅安)縣峰崗鄉,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謝富治的前半生是無可厚非的。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发生后,中華民族同仇敵愾,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全民族抗戰。在八路軍的序列中,謝富治出任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訓處主任。

1938年4月,在朱德的親自指揮下,八路軍一二九師主力及一一五師一部在晉東南武鄉縣長樂村同日軍发生激戰,全殲了被圍困于長樂村以西的敵人。

兩個月后,謝富治轉任三八五旅政委,旅長是他的同鄉陳錫聯。1939年7月,謝富治、陳錫聯率部同太行抗日根据地軍民一起,展開了夏季反“掃蕩”斗爭。三八五旅在遼縣以西石匣村地區伏擊了日軍獨立第四混成旅团,斃傷日軍300余人。百团大戰中,謝富治與陳賡、陳錫聯指揮了正太戰役,再戰日軍第四混成旅团,給日軍以重創。

1942年,謝富治任太岳軍區副司令員,陳賡任司令員。1943年底,陳賡赴延安,謝富治任太岳軍區代司令員。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謝富治指揮太岳軍區部隊進行了濟(源)垣(曲)戰役,共擊斃、俘虜日偽軍800余人,攻克据點20多處,爭取到大小10股偽軍投誠反正,為豫西抗日先遣支隊南渡黃河創造了條件。

抗日戰爭勝利后,謝富治任太岳軍區(后改稱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陳賡任司令員。1946年,謝富治與陳賡指揮聞夏、同蒲、臨浮戰役,三戰三捷,殲滅國民黨軍2.5万人,其中包括號稱“天下第一軍”的國民黨軍整編第一師第一旅。

1947年夏天,以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别山為起點,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依次由內线轉向外线,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劉鄧、陳(毅)粟(裕)、陳(賡)謝(富治)三路大軍挺進中原,以“品”字形陣勢配合作戰,機動殲敵。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改變原定陳賡、謝富治縱隊西渡黃河進入陝北作戰的計划,決定由陳、謝率部挺進豫西,協助西北野戰軍擊破國民黨軍對陝北的重點進攻,并協同劉鄧大軍躍進中原。

1949年,謝富治任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团政委,參與指揮所部渡江戰役,并率部進軍大西南。此后,謝富治便留在西南地區,轉到地方工作。

解放戰爭中,陳謝兵团從華北到中原,從大别山到淮海戰場,一路過关奪隘,勢如破竹,令敵軍聞風喪膽,為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謝富治任川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后調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59年出任公安部部長。1965年1月,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謝富治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十年浩劫鑄奇冤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謝富治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文革”中,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又当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并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許多令人震驚的大冤案,其中包括劉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等。身為公安部部長和劉少奇專案組負責人的謝富治都曾積極插手過這些案子,負有直接責任。1966年6月,謝富治伙同陳伯達制造的把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范若愚誣陷為“國際間諜”一案,株連極廣。可謝富治卻說:“逮捕的不算多。一百多個沒一個勞動人民,就是案子不成立,也冤枉不了他們。”

謝富治為林彪、江青集团誣陷劉少奇立下“汗馬功勞”。尤其是他在專案組中運用“無稽推理”的手段辦案,已到了小說家的程度。

1967年10月4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案。据看過傳單的人回憶,傳單上說:自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中國共產黨的路线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軌道。当前正在進行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全面破壞。傳單點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說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槍杆子,助紂為虐。

11月20日,此案在天津被破获,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自始至終都是他一個人干的,沒有其他人參加。公安部門的鑒定,也證實了這一點。但陳伯達、謝富治卻給辦案人員划框框、定調子,要求追查后台,并授意專案人員要把這個案子與中央領導人聯系起來。

1968年4月8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了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趙登程。謝富治布置說:“這個案子的关鍵,是根子沒有找到,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彭德懷、賀龍、羅瑞卿、陸定一、安子文……”他一口氣點了几十個人的名字。

几天之后,身為副軍長的趙登程拿出了一個《在京的作戰方案》,抓住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女實習研究員周慈敖,逼她交待后台。周慈敖在刑訊逼供之下,胡亂編造出朱德等几十個中央和地方領導。專案組又追問道:“你們這個組織叫什么名字?”周慈敖不知道如何回答,胡亂說了個“中國(馬列)共產黨”。

謝富治看到這份材料,如获至寶。他說:“你們報告的情況很重要,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要是准的就是個大成績。”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寫,要她寫真的,明天就要她寫,明天就要寫好。”

經過上下一致的“創作”,周慈敖于5月30日被迫寫出了一份曠古未聞的《关于偽黨中央產生過程的補充交代材料》。

為了讓讀者了解那個荒唐歲月的奇聞,筆者照錄了一段:

大會是在上午9點半钟開始,會場上掛著馬克思和列寧的画像,前來參加大會的反革命集团大后台有:朱德、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董必武、聶榮臻等人……包括各條系統、各個部門選來的代表200多人。秘密代表大會由朱德主持召開,他致開幕詞……就在這次秘密黑會拚湊完偽黨中央后,曾收到苏修、越修、朝鮮、蒙古等國頭目及修共黨中央的來電、來信等表示祝賀。

這樣一個離奇的、蓄意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假案,從開始制造到最后收場,都是謝富治直接指揮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朱德、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均当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但謝富治仍不死心,一再指使辦案人員繼續搜查有关此案的“證据”。

助紂為虐害忠良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因派工作組問題,受到批評。參加會議的謝富治在會上帶頭誹謗鄧小平,因而得到江青的賞識。后來,江青曾多次鼓勵他再出來講話。

在同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林彪、江青一伙百般羅織罪名,陷害國家主席劉少奇。謝富治跟在他們后面,調子唱得特别高。他詆毀劉少奇“由不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他還誣蔑鄧小平“反對毛澤東思想”,提出要“在更大范圍內批判劉少奇、鄧小平”。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謝富治提出要把劉少奇“交給廣大革命群眾公審”,并誣蔑鄧小平“伙同和包庇劉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他多次說,“對劉、鄧、陶要作拚命斗爭,堅決打倒”。

謝富治除了在會上公開為林彪、江青打冲鋒外,還進一步進行陰謀活動。他散布謠言說,“北京就有一個黑司令部”,煽動群眾起來打倒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他還指名道姓地誣陷朱德、葉劍英、李先念、陳云、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舊軍閥”,“犯下不可饒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以博得林彪、江青一伙的歡心。為此,謝富治成為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成員,成為当時炙手可熱的人物。

謝富治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安部的大權,“殫精竭慮”地保護林彪、江青一伙,可稱得上是他們的忠實打手和保鏢,效尽了“犬馬之勞”。

1966年12月,在江青、陳伯達的支持下,謝富治和張春橋等人起草了一個《关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并于1967年1月13日頒发全國執行。其中規定:“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当依法懲辦。”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百法俱廢的年月,唯有這個《公安六條》被忠實地執行。多少人因為反對林彪、江青集团而被投入了監獄,慘遭迫害,甚至被殺;又有多少人只是對林彪、江青一伙稍有不滿,便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橫遭批斗。

十年動亂期間,全國公、檢、法機关不僅未能发揮應有的職能,反而遭到極大破壞。而最先提出要把公、檢、法“徹底打碎”的不是别人,正是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多年的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社會上发生了一些打、砸、搶事件,謝富治作為公安部部長,對此不但不設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用管。”“過去規定的東西……不要受約束。”

1966年12月26日,江青在接見合同工、臨時工“造反”組織時,公然鼓勵他們去占領勞動部、總工會,謝富治立即效尤。12月31日,他與周恩來在接見北京政法學院的“造反”組織--“政法公社”時,主動“建議”說:“你們是不是可以搞一個試點,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來,由你們去管。”

当時,周恩來聽后驚得目瞪口呆。他沒想到謝富治竟然會煽動群眾去接管公安機关,自毀長城。于是,他憤怒地對謝富治說:“這是你說的,我不同意!這事你決定不了,我也決定不了。這樣大的事,要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還要請示主席批准才行。”半個月之后,謝富治秘密召見“政法公社”的頭頭,布置說:“你們先派點骨干進去,每個處、局都去了解情況,然后再派人去。”

当江青多次攻擊污蔑公安部門是“壞人麇集的地方”、“十七年里干尽了壞事”,甚至是“反革命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之后,謝富治更是緊緊跟上,并加以发揮,提出了“徹底砸爛公、檢、法”的口號。8月7日,他在公安部的群眾大會上講話,提出要把公安機关“徹底打碎”,煽動“砸爛公、檢、法”,并要求向下傳達。這一口號提出后,在全國掀起冲擊公、檢、法機关,搶奪公安、司法檔案,殘害公、檢、法人員的浪潮,許多公安干部被捕入獄,全國政法機关陷入癱瘓。

這期間,周恩來多次要求謝富治解放一批公安干部出來抓工作,但謝富治卻不予理睬。直到1972年4月,謝富治死后,公安部才在周恩來的催促下,解放了劉复之、于桑等副部長和一批干部,撤銷了軍管。

蓋棺定論功過清

1970年,謝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術。雖經醫護人員全力調治,家屬積極配合,但終因癌細胞轉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撒手人寰。

謝富治死了,但“四人幫”還在橫行,他的反革命面目不可能被揭露出來。历史是公正的,隨著“四人幫”的垮台,謝富治的罪行終于大白天下。

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等一批老同志向大會提出了康生、謝富治的嚴重問題。其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謝富治的罪行進行了立案調查。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來對謝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罪行的審查,決定撤銷對他的悼詞,開除他的黨籍,并決定向全黨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同時,將謝富治的骨灰盒從神聖的八寶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蓋在上面的黨旗。

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確認謝富治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們雖沒有能夠看到謝富治像江青等人那樣,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審判,但他還是被押上了历史的審判台,成為千古罪人。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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