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失去台灣:憲政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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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9 05:37:43

“二二八”事件中台民的慘痛遭遇,隨著全省戒嚴令的頒布而遭到了封鎖,但在当時的大陸卻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并作出了相当公允的評價。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報》的社評《台灣慘案感言》這樣寫道:“……抑此次事件,……實由各級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對待人民驕縱專橫,構怨多而且深,……而台灣民眾又久在法治嚴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統治下生活,對于祖國官僚作風,万分不慣,再加生活艱難,環境壓迫,愈覺痛苦無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3月6日,南京《大剛報》的社評《注意台灣》談道:“……曾几何時,台民美麗的夢,逐漸為無情的現實所粉碎了!一年來,政府給予他們的,并不比日本人為多,經濟生活更加困難,政治腐敗層出不窮,自使台民極端受刺激。以是憂憤代替了歡欣,失望趕跑了希望。也許這次的民眾騷動,就是這种情勢轉變的历史紀錄……”;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西方記者親自到台灣采訪,并指出政府部隊使用了難以想像的殘暴方式來鎮壓群眾,稱当時統治狀況劣于日治時期,并以“浴血台灣”為自己的報導標題;4月11日,上海《大公報》報導了台灣旅滬六团體于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記者招待會,并发表台灣事件報告書,報紙內文中記載:“据報告書所載,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殺者約在一万人以上”;6月,台獨先驅廖文毅在大陸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并于当年10月在上海市召開國際記者會,提出“台灣獨立”。而這些抨擊政府、主張“台獨”的言論存在,實際上顯示了当時大陸相当寬松的言論環境。
 
這种言論寬松,在当時的大陸并不僅僅限于“二二八”等突发事件,甚至包括蔣介石目為大敵的中共思想。1946年國共內戰爆发時,《新華日報》每天都发布中共軍隊勝利的戰報,每天辟有專欄刊登國軍戰俘認領啟事,引起了國統區的恐慌。著名的新華社編輯石西民,就曾在《新華日報的回憶》中談到,“有反動派對此不滿,表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怪事,在打仗的時候,竟允許敵人在自己的區域发宣言、发戰報,進行宣傳?’……想以此作為迫害我們的借口……敵人對新華日報的稿件更加緊了控制。新華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勝利消息不准登……。我們有時也作些不損原意的改動,更多的時候根本不理睬,該登的還是照樣登。敵人對我們毫無辦法。”總之,在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新華日報》依然能夠在國統區大力宣傳中共的主張。


1947年12月,蔣介石宣布國內實行憲政體系(圖源:VCG)

事實上,這种言論空間并非憑空存在,而是戰后國民政府試行憲政的結果。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主張,試圖通過憲政和平統一國內中共、青年黨和地方軍閥的軍隊;1946年1月1日,蔣介石发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明確聲明本年內召開因抗戰被推遲的國民立憲大會,制定憲法;11月15日,在中共缺席,但國民大會代表總數仍超過法定人數下,國民制憲大會開幕;12月,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并制定憲法實施的准備程序;1947年元旦,蔣签署國民政府令,頒布中華民國憲法;11月,全國實行普選,選舉出行憲后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2月25日,國民政府宣布完成憲政實施;1948年初,全國舉行了立法委員直接選舉,同時,各省市議會也組織了監察委員的間接選舉,中華民國開始進入憲政時期。
 
在制憲行憲以及選舉的過程中,蔣介石本人发揮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在制憲大會的一讀會期間,國民黨代表對“政協憲草”遠離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頗為不滿,試圖將憲草重新修改回五五憲草的式樣,民社黨代表蔣勻田為維護政協憲草,宣稱民社黨將離席抗議。在這种情況下,蔣介石親自勸說與會的國民黨代表尊重憲政框架和民主黨派意見,努力將憲草恢复原樣;在國大代表選舉過程中,為了保持反對黨的名額,確保在野黨實力,蔣介石不顧國民黨內部的強烈反對,大比例縮減了國民黨的代表名額,確保了國大朝野的基本格局。
 
在中國青年黨主席陳啟天的《寄園回憶錄》中,曾記載這樣兩件事:
 
參加制憲大會的民社黨、青年黨等反對黨代表,入場時发現會場上懸掛有國民黨黨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黨代表蔣勻田認為大會乃全體國民大會,非一黨大會,如掛國民黨黨旗,也應掛民社、青年黨旗;建議僅掛國旗。這個意見蔣介石被采納,在此后的行憲國民大會及民國政府場所中,僅懸掛國旗成為慣例;另外,依照國大組織法,與會代表應当宣誓,但誓詞中有三民主義等字樣,適合國民黨代表。卻不適合其他反對黨。青年黨代表余家菊当場表示:“憲法草案所規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應当立刻實現。我們尊重國民黨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時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們不參加補行宣誓的理由,就是這樣。”這個意見同樣被蔣介石接納。
 
据蔣勻田的《中國近代史轉折點》記載,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張君勱原本對制憲前景并不樂觀,張曾以為,國民黨內部始終認為政協憲草違背了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故張君勱在會前極其擔憂國民黨勢必將憲草返回到五五憲草。但蔣介石最終尊重了政協憲草,并在沒有中共制約的情況下通過了政協憲草,實在令他難以置信。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國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這樣表述道:“為擴大政府基礎而納入政府的少數黨人員,貪心于爭權奪利,超過了許多國民黨人士,”“為了避免糾紛,部分人士建議應該延期選舉。邵力子說,他已在國府委員會上提倡過這一行動,但被否決了。因為委員長(蔣介石)堅持認為,舉行選舉是走向憲政的必要步驟。”
 
当時,中國的行憲特别是隨后的選舉引起了外界的廣泛关注:据1947年11月21日的《紐約時報》報道,蔣介石政府組織大量童子軍,在選舉開始当日,在各大城市街上游行呐喊,呼吁選民不要放棄選舉機會;据《華盛頓郵報》則詳細分析了選舉的數据,当時全國登記選民1.65億人,在11月24日回收有效選票為2千万張,投票率僅為10%,即占人口絕大部分的文盲基本未能參加選舉。在大城市,投票率高達50%,但小城鎮和廣大農村,投票率較低。例如廣東省注冊選民15351811人,廣州市注冊選民約70万,廣州市參加投票者35万多人,投票率超過50%。
 
在選舉過程中,舞弊倒票惡象重生,但這并不妨礙当時海內外輿論的積極評價。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親自觀看了選舉過程,評價道:“以美國人眼光看中國大選,難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處。但此事之教育價值,實無法估計。中國經此一開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對于國家之民主建設,必当发生至佳之影響。”1947年11月25日的《大公報》則稱,“一般對于這次選舉的觀感,總認為一般選民不夠熱心,這可說是我們的經驗還少,同時也因為這選舉甚安全,毫無危險性,所以不必驚慌。”11月22日,《芝加哥論坛報》報道了中國大選開始的情形,“蔣中正先生表達了通過有史以來第一次國會代表大選而在中國建立可靠和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希望……然而政府如何向全國2.5億文盲解釋大選的原則和目的實在是噩夢一場。”11月24日《紐約時報》報道了当時選舉的實況,報道稱:“國民黨的領導人認為,雖然人們對此次選舉的熱情仍然與預期地相去甚遠,但他們堅信民主化的步伐遲早要走。他們說,如果中國能在50年內實現真正民主,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張群在寫票時遇到市民偷窺,他立即轉身演講,告訴他們不記名投票的重要意義。”
 
著名黨外人士胡適對蔣介石当時推動憲政的政治舉措,深表贊賞,他評價道, “一個握有政權的政黨自動的讓出一部分政權,請别的政黨來參加,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無論黨內或黨外的人,似乎都應該仔細想想這种轉變的意義。”在大部分觀察家眼中,此時的蔣介石堪稱憲政的推動者和捍衛者。

撰寫:王夷甫 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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