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失去台灣:“二二八”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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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9 05:32:28

1946年10月,蔣介石來台視察時曾經詢問台灣最高行政長官陳儀,台灣是否需要加派軍隊駐守。鑒于当時國軍紀律敗壞,嚴重擾民,陳儀因此力拒蔣介石加強駐軍的想法。

對于陳的心思,后來構陷陳儀的國民黨軍統巨頭毛森在其《陳儀迫湯投共始末》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接收人員行為不檢,部隊軍風紀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陳儀素重紀律、軍容,故堅持撤走駐台之破爛叫花兵,因陳堅拒駐軍。”面對義子湯恩伯的疑慮,陳儀甚至慨然自詡道:“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万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實際上,陳儀的樂觀認知,不但顯示了他的自負,更表明当時的國民政府軍政高層,對台民的真實處境和台灣的政治危局缺乏了解。這种脫離實際的盲目樂觀,使得這些人在“二二八”事變发生之后,很快陷入竭嘶底里地混亂甚至恐慌之中。

事件发生之初,憲兵团長張慕陶即認為,局勢己演變到“叛國奪權的階段”;1947年2月底,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則表示,“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面對台灣士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和柯遠芬皆恐其别有用心。束手無策之下,陳儀唯有電告蔣介石,請求加派軍隊。


二二八慘案,蔣介石難辭其咎(圖源:VCG)

当時,蔣介石正專注于國共內戰,他對台灣的情況并不了解,直至“二二八”事后一周,尤其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談其駐台領事急電,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才覺嚴重。蔣在3月6日的日記中嘆道“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月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乃知自己對情勢的失察,不由批評陳儀道,“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

3月7日,蔣介石作出派兵入台的決定,并在日記中寫道,“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次日,他召見21師師長劉雨卿,指示:“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人心。”

3月9日,第21師于從基隆上岸,尽管据目前史料,蔣介石曾多次親筆手諭,“不可報复”,“從寬處理”;但在其日記中,蔣則嘆息台民“畏威而不懷德”,希望善后工作“唯有懷柔以穩”。

實際上,“二二八”事件的烽火,并沒有占据蔣介石多少精力,因為他的心思不得不集中于生死攸关的國共戰場。尽管蔣介石依例三令五申,但“懷柔以穩”和“從寬處理”的口號從來都沒有落到實處。在秩序混亂的鎮壓過程中,部分國民黨軍人和官僚尽顯自身的殘暴,無故濫殺、挾私枉殺不可計數。

時任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的柯遠芬,曾公開表示:“寧可枉殺九十九個,衹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甚至聲稱:“對敵人寬大,就是對自己殘酷。”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因為揭发過基隆警察局長郭昭文貪污,混亂中遭到戕害;前新竹檢察官王育霖因為曾經捉拿過貪腐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被其在混亂之中報复虐殺。

在這場事變中,大量無辜者慘遭屠戮,其中不乏忠黨愛國者和良善之輩。中醫家庭出身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早在日据時期就是堅定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但由于其曾受邀參加“二二八事件委員會”,被鎮壓者連同二子一起處決;嘉定名醫潘木枝多年救死扶傷,素有仁愛之聲,卻在擔任民方代表與政府軍談判時,遭到槍殺;3月13日,台南市南區區長湯德章遭國軍殘忍戕害,高等法院卻在你數日之后判其無罪。

由于混亂,死亡人數至今難以得到精確統計。面對軍隊、特務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視法紀的濫殺無辜,負責鎮壓的行政長官陳儀也不得不嘆息道:“他們事先不請求,事后還要求補辦手續,真是無法無天。”

“二二八”事件沉重打擊了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感,并使蔣介石身上的拯救者光環迅速幻滅。日后的台獨領袖彭明敏在其自傳《自由的滋味》中描述事件對父親彭清靠的影響:“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對于台灣民眾飽嘗磨難后認同感的流失,此時的蔣介石亦有所察覺,他不由在日記中感嘆:“新复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總之,這位光复台灣的“民族救星”,此刻在很多台民眼里,已經無異于的屠夫。

撰寫:王夷甫 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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