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提綱:文革前最后一次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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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8 01:08:18

1966年5月16日,一道通知揭開了文革時代。

毛澤東為何要发動文革至今沒有明確的答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那篇著名的《評新編历史劇〈海瑞罷官〉》于上海《文汇報》发表時,毛想要掀起一場什么樣的革命,恐怕沒有什么人能想到。

不過姚文元的文章說《海瑞罷官》鼓吹“單干風”、“翻案風”,是毒草,文章的矛頭直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上綱很高,引起學術界、文藝界震動。

彭真看到此文來勢洶洶,堅決反對和抵制,他不許中央和北京的報紙轉載這篇文章。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也是反對這篇文章的,他曾對吳晗說過,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

毛澤東早已料到北京這個“獨立王國”不會轉載這篇文章,在文章发表后第二天,他就開始了一次南巡,與各省市一把手談話,主題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地方到底怎么辦?


文革結束后,彭真成為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右起:習仲勳、趙紫陽、胡耀邦、聶榮臻、彭真、薄一波、万里、楊尚昆(圖源:VCG)

這些一把手不會想到毛澤東針對的是彭真,他們的回答都偏離了毛的預定答案:造反。

在南巡的過程中,毛沒有忘記向北京施壓,但戚本禹說,最后還是周恩來親自找了彭真,共同審定了《人民日報》轉載姚文的按語,于11月30日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作了轉載。

對于毛澤東的一系列行動,彭真做出了一些讓步,但他依然不贊成批吳晗,指出即使是非批不可,吳晗的問題最多也只是個學術問題。

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北京學術界沒有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毛澤東對這种現狀非常不滿,据《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戰线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記載,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关于《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談話之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志談話,再次談及《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发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么聯系”。

彭真根据市委對吳晗的調查,向毛澤東作了說明。当時毛澤東沒有回答,彭真以為已經向毛澤東講清楚了,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時,特地把吳晗請來,并對他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吳晗進行安慰。

事后,他從杭州經過上海,在和上海市委有关人員談話時指出,對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為二”,吳晗的問題要作學術問題討論,并說吳晗在各個历史時期都是“左派”。

但是在毛澤東親自點出“罷官”后,針對吳晗的批判還是起來了,為了不因《海瑞罷官》引起學術界、思想界的大混亂,彭真等人認為有必要制訂一個相應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這場討論有序進行。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也是“五人小組”自成立以來第一次開會,有关方面負責人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列席了會議。彭真在會上說: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不要提《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

五人小組提出,學術爭論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把涉及到各种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后還有不同意見,應当容許保留,以后繼續討論”……這樣可以避免牽涉過眾,擴大過多。

這些意見汇總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关于当前學術討論的汇報提綱》,明確提出,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并說,“左派學術工作者”要“用適当的方式互相批評和互相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這些話矛頭直指姚文元、戚本禹、关鋒等人,分量很重。

在2月8日,劉少奇派出文化革命小組的三位重頭人物,彭真、陸定一、康生專程趕去武昌向毛澤東作了汇報。

在汇報時,毛澤東曾問彭真,“吳晗能不能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呀? 彭真說,那他總是站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官的人一邊,不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可以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時,毛澤東說,對兩邊都要寬,吳晗不罷官了,還照当他的市長。

對于《二月提綱》提出“左派整風”兩個月后再做政治結論,毛澤東說,兩個月以后也做不了結論,三年以后再說。关于不批郭沫若和范文瀾,毛澤東說,他們兩個還要在學術界工作,表示一點主動,做一點自我批評好。根据毛澤東的意見,就將《二月提綱》了的這兩句話刪掉了。

此時的彭真并不知道,毛澤東不明確表示支持的,大多就是反對。他認為毛澤東已同意《二月提綱》之后,立即草擬中央對《二月提綱》的批語,并在2月12日將批語傳給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們。他們傳閱以后以中央的名義向全黨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這個汇報提綱。

提綱下達后,吳冷西同志和姚溱同志召開首都新聞界聯席會,及時作了傳達。與會首都各大報的領導聽后,松了一口氣,新聞宣傳有了口徑,好辦了,思想界、文化界也可以不那么緊張了。

然而,這個“提綱”的內容和毛澤東发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大相徑庭,毛当時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他親自修訂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全面否定《二月提綱》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

毛澤東在3月底與康生、張春橋、江青等人的談話中,對《二月提綱》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評,并提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閻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鋒和戚本禹。

在得知毛澤東的表態后,彭真于4月15日召集了一個個宣傳、新聞部門負責人的會議,開始了自我批評。

不過這來的太晚了,自從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來,毛澤東對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滿意,這种抵制使他錯認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团”是真實存在的,甚至認為已成了他发動文革的重要障礙。

在這個過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澤東那里告狀,說彭真壓制她,欺負她。毛澤東回答江青說:彭真算什么,我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倒。

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了工作,5月被徹底打倒。

文革最大的障礙被清除,毛澤東親自主持和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銷和批判了《二月提綱》,“文化大革命”自此開始。

撰寫:欒泠 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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