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失去台灣:蜜月的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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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21:43:08

實事求是地說,蔣介石并沒有完全忽視台灣光复之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難。早在1944年4月,中華民國行政院就設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任陳儀為主任委員。對台灣的經濟、政治、民生、軍事等各方面情況作出了頗為詳細的調查,報告書長達四十余万字,之后提出的《台灣接管計划綱要》,亦获得蔣介石的接納。為了實現台灣政局的平穩過渡,蔣介石以日本駐台總督為范本,在台灣設立了完全不同于大陸諸省的行政長官制度,并由清廉著稱的陳儀擔任,總攬全權;為了保證台灣經濟不受急劇貶值的法幣冲擊,蔣介石甚至允許台灣另外发行台幣。


二二八事件,最終成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沉重的政治負擔(圖源:VCG)

然而,台灣的光复重建工作在實施過程中,依然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并使得民眾光复之后的喜悦迅速幻滅。

一方面,光复后的台灣,在日僑大批撤離的情況下,面臨著嚴峻的人才短缺。由于日治期間,日本人和台灣本地人在政治、經濟和教育等領域的機會嚴重不平等,

使得日本人的知識、技能、職位和历練都遠超台灣本土人,而台灣人僅能處于低微的從屬地位,当這些日僑撤走之后,台灣就面臨乏人能用的窘境。

根据台灣行政公署1946年9月4日記者會上发布數据,台灣光复后,二十九万日僑被遣返,這些人多數在台從事政府教育和工程技術等高級工作,其中充任警察者達七千余人,擔任中小學教師者達一万一千余人,占据了戰前台灣從業者的絕大多數。令人遺憾的是,尽管陳儀提拔了一些本土人士,但由于缺乏經驗,殊難稱職。而企業高級人才的短缺,更嚴重影響了本地企業的營運。

對此,李敖的《二二八研究》曾經有過這樣的評述,“殊不知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有日籍官員三万以上,另有日僑六十万人,占全島人口十分之一,構成吏治中堅,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經驗的熟手接班。当時宜蘭的台灣人市長毫無辦事經驗,重要公文放在褲袋里忘得一干二淨,這樣子連處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陸公務員幫忙?”

在這种情況下,根据行政長官陳儀的說法,他“一時實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現在除了邀請內地人才來台服務外,正積極訓練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較高級的知識技能,使能勝任各种職務。”由此,操著陌生外省口音的大陸官僚,席卷台灣各地也就不足為怪了。据1946年11月由長官公署的統計數据,簡任及簡任級待遇官員中台籍僅占0.82%;薦任及薦任級待遇官員中,台籍僅占6.63%。而且即便在這些極少數的台籍官員中,大陸返台者就占据了里面的70%。

然而,由于陸台分離日久,彼此間語言、認知、觀念相当生疏,這种近乎純粹的陸人治台很快產生了嚴重的惡果。

台灣人以福佬話和日語溝通,對于大陸國語相当陌生,而中國大陸來台官員不但極度缺乏與民眾的溝通能力,而且還因中日戰爭的緣故,對台灣的日本文化氣息充滿反感甚至蔑視,某些人甚至以“征服者”、“戰勝者”的態度對待台灣人,并把大陸当時惡劣的官僚氣息帶到了台灣。

時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的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對台灣人民演講時就公然宣稱“台灣人還沒接受真正中華文化之熏陶,是二等公民。”赤裸裸地表達了對台民的歧視。

而陸官來台后,素質良莠不齊,很多人不但親戚朋友皆得榮貴,而且還貪污腐敗,惡名昭彰。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為該院院長的親戚,占全法院職員過半數;台北縣長則安插兩百余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無能力,并將許多原來的人免職。据《民報》1946年10月的報道,当時的台灣,實際上“不論是官銜、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滿,連下層員工都不錄用。”

而自台灣光复以后,貪腐的新聞就不曾間斷:貿易局勾結商人,获利一億多元,局長于百溪隱匿變賣接收的日方物資,得款數千万元;專賣局長任維鈞侵吞鴉片70公斤,私運香港變賣获利;陳儀舊屬台北縣長陸桂祥變賣日方物資,得款一億多元;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擔任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貪污兩千余万元。就《民報》一家報紙而言,自1945年國府接管台灣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短短一年多之間,貪污案件的報導就有五十件。

相形之下是台灣本土人才的窘迫境遇和難以適應。据《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描述,当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待遇也極不平等,相同的工作,外省人的薪俸遠比本省人高。后來成為台獨先驅的留美博士廖文毅曾在1946年8月試圖參選当時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本應当選的情況下,卻因為当時行政公署民政處長周一鶚的暗箱操作而落選;針對当時官場污黑的習氣,二二八殉難者湯德章也曾嘆道:“当中國官,在心理上要做貪污的准備,我不願埋沒自己的良心。”

這种陸官的無能,以及對台籍人士的歧視和排擠,引发了無邊的怨怒。《民報》于1946年10月26日的社論《祖國的懷抱》即指出:“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后,并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這實際上顯示了蔣介石光复工作中政治治理的全盤失敗。

另一方面,由于過去台灣經濟對日本的嚴重依賴,使得光复后的台灣經濟嚴重缺乏技術、器材和市場,再加上人才短缺和治理不善,台灣經濟很快陷入了危局之中。

眾所周知,光复前的台灣經濟實際上是日本產業的低端供給,無論農業、工業,皆不能自給自足,完全仰賴于日本。隨著日本戰敗和台灣光复,日台之間的原有貿易聯系也隨之斷絕,整個經濟事實上瀕臨崩潰。据1946年9月陳儀的表示,当時台灣主要農作物米、甘蔗、茶葉及鳳梨等,每年所需的化學肥料硫酸銨約二十五万噸,但几乎全部來自日本,当日台以往貿易斷絕之后,台灣当年僅得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硫酸銨二千七百噸,相差甚巨,嚴重影響了当年台灣農業的產量。而工業器材,近全自日本運來,戰后來源几絕,產業蕭條,不難想象。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官僚貪腐無能,以及國共戰爭下的政府物資劫奪,使得光复初期的台灣迅速陷入經濟崩潰和社會混亂的災難之中。

首当其冲的是嚴重的糧食短缺和物價飛漲。1947年1月,一千元法幣可以換36元台幣,到了2月,就已經上漲到56元台幣。迅速貶值的台幣,使得台灣民眾的財富嚴重縮水。更嚴峻的則是糧食價格的瘋狂上漲,從1945年8月到1947年1月,台北市零售的米價竟然上漲了四百倍。狂飆的糧食價格造成了嚴峻的饑荒,平民無力購買米糧,只能靠番薯雜糧、地瓜葉勉強果腹,貧民則只能吃檳榔葉充饑。1947年2月22日第3版《人民導報》曾描述当時的場景:“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睹”。

與物價飛漲相伴的是貿易斷絕后的工厂停頓和失業人口激增。据1946年底《台灣新生報》的數据,当時台灣的失業人口約為45万人。另据李筱峰《解讀二二八》所言,当時就算有工作者,也很難領到薪水。

种种跡象顯示,戰后初期台灣民眾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往嚴重下降,再加上貪腐橫行,普通民眾的失望也就難以掩飾。种种惡政,最終激发了聲勢浩大的“二二八事件”。

撰寫:王夷甫 森彰 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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