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表弟本有機會起義 一念之差錯当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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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07:22:50

1948年9月中旬,毛澤東表弟文強接到軍令,點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參謀長。文強深知此行凶多吉少,遠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綏靖公署處長來得安穩。但軍命難違,文強還是走進了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臨行前,程潛為文強餞行,對他說:“你這次去,要准備当俘虜。”沒想到一語成讖,文強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戰役中被俘。本文摘自2008年第13期《黨史文苑》,作者羅軍生,原題為《文強的人生四步曲》。


毛澤東之母文七妹為文強姑母(圖源:VCG)

在中國現代史上,文強算得上是個經历坎坷、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經历了涇渭分明的四個階段。他的前半生走過了政治上的兩極:本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重要干部,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等重大軍事實踐,還先后擔任過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川東特委書記等職務;脫離黨組織后又加入了國民黨和“軍統”,历任“忠義救國軍”政治部少將主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少將處長、軍統局本部三處處長、軍統局北方區區長、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國民黨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和代參謀長。他的后半生,先是作為國民黨高級戰犯在山東益都和濟南白灘頭、北京的功德林監獄、秦城勞改農場、秦城監獄关押,接受改造長達26年之久;1975年3月19日被特赦后,黨和政府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先后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等職。文強跌宕起伏的一生,濃縮了中國近百年的历史。

先入共產黨

文強,號念觀,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長沙的一個書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親文振之與孫中山、黃興、蔡鍔是好朋友,接受了許多進步思想。文強從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在長沙的貴族學校就讀。中學時代,文強與毛澤覃是同學,他與毛澤東兄弟接觸較多,加之毛家兄弟的母親文氏與文家有親戚关系,毛澤東兄弟倆便把文強当成小弟弟看待,感情很好。在這樣一個家庭和社會氛圍中,文強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逐漸萌生了革命的思想。1925年6月,文強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团,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沙學生運動。

1925年8月,剛剛中學畢業的文強,滿懷救國救民的熱望,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同學。1926年1月,黃埔軍校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并且設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為軍官生的甄别考試中,文強被錄入政治科政治大隊第二隊學習。不久,文強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邵力子也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為了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勢力,制造了“中山艦事件”,緊接著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并首先在黃埔軍校“清黨”,要求“跨黨黨員”只保留一個黨籍。文強沒有退出共產黨,而是選擇退出了國民黨。

北伐戰爭中,文強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大隊当了一名宣傳員,進行戰地宣傳鼓動工作。9月,剛隨北伐軍到達武漢不久的文強,受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隨同朱德入川,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朱德任軍黨代表)黨部任組織科長,同時擔任以朱德為書記的中共地下支部宣傳委員。1927年春,楊森接受朱德的建議,以黃埔軍校的藍本,辦起了第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文強被任命為該校學生大隊大隊長。同年3月,楊森撕下革命的偽裝,在第二十軍內清黨,文強聞風后隨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迅速脫離楊部,返回武漢,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炮兵營教導員。

在汪精衛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強奉命離開武漢,到南昌參加八一起義,任第二十軍(賀龍為軍長)第三師司令部少校特務連長,黨內職務是第三師師委委員,負責宣傳工作。南昌起義失敗后,文強經香港輾轉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統一安排,疏散回鄉待命。這樣,文強潛回長沙老家躲藏了三個月,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1928年2月,文強第二次入川尋找黨組織,但在重慶、成都都沒有接上組織关系。一個偶然的機會,文強在成都公園里碰到了黃埔軍校的同學廖宗澤。廖宗澤時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書記,正是他,改變了文強一生的命運。廖宗澤使文強恢复了組織关系,并將他派入川軍第二十八軍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長是鄺繼勳,中共黨員)開展兵運工作,任該团的支部書記,公開身份則是副營長、手槍大隊長、团附等職。一年半后,文強被提升為旅委書記、中共江巴縣兵委書記。

1929年底,文強被四川省委派往川東農民革命領袖李家俊領導的万源起義軍,任黨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漢、達縣四縣行動委員會書記。起義軍在四川軍閥的重兵圍剿下被打散了,無奈之下,文強在陝西境內的一支土匪隊伍里混了一段時間,后經巧妙周旋,脫離了這支部隊。

1930年10月,文強回到重慶向四川省委汇報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擔任過省委委員、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

三個月后,四川省委進行改組,文強被派任川東特委書記,管轄23個縣。這是一個相当高的職務,也是文強在共產黨內達到的事業頂峰。然而,文強的人生悲劇就在他擔任這個職務的時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賣,文強在重慶中山公園被捕了,后經黨內特工人員營救逃脫。由于此時省委機关搬到了成都,文強冒險到達成都,向時任四川省委代理書記的羅世文如實汇報了整個被捕和出逃經過。羅世文剛從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歸來,正滿腔熱情地開始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线。他誤解了文強在整個過程的表現,批評文強不該暴露四縣游擊區的情況,并給予文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文強申辯無效,一氣之下,與時任省委婦女部長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決定到上海去找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申訴。

等文強夫婦到達上海的時候,正趕上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发先后叛變的特大惡性事件,周恩來已被迫切斷所有對外聯絡关系,廢止舊的聯絡方式,并于1931年底潛赴中央苏區。因此,文強夫婦按以往的聯絡方式和地點,根本無法找到黨的关系。這樣,他們原想找黨中央申訴的出川行動,卻成了事實上的脫黨。與此同時,四川省委也開除了他們的黨籍。至此,文強結束了在中國共產黨內奮斗的历史。

“軍統”大特務

由于在上海申訴無門,文強夫婦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為謀生計,文強最初在一所小學当了一段時間的老師。不久,經友人介紹,文強參加了“少年通訊社”的工作,后擔任該社社長。文強執掌該社后,該社的通訊稿件被各報爭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聲名鵲起,他先后被聘為《南岳日報》特約編輯、《湖南建設報》總編輯。在記者生涯中,文強干得有聲有色,本來以為可以這樣平靜地過下去。可天有不測風云,1935年,文強在《湖南建設報》上寫了一篇文章,指責湖南省主席兼四路軍總司令何鍵對日本兵艦來長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議,反而派人攜帶厚禮慰問獻媚,這种無恥行徑有損國格和省格,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鍵看后大发雷霆,派特務查封報紙,要抓文強到案法辦。

在這生死关頭,他再一次遇到了黃埔同學廖宗澤。這一次,他徹底改變了文強的人生道路。

這時,廖宗澤已脫離共產黨并加入國民政府軍統局。当他得知文強在長沙有難,便極力邀請文強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學校任職。于是,文強于1935年底來到了杭州。在廖宗澤的引見下,文強見到了這個學校的實際負責人戴笠。在戴笠的勸說下,文強加入了軍統局,并被任命為中校指導員,同時再次加入了國民黨。就這樣,這位曾經在共產黨內做了一些工作、擔任過較高職務的人物便與共產黨徹底斷絕了聯系,并站在了共產黨的對立面,在另一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1936年秋,文強在國民黨軍總參謀長程潛的幫助下,轉調國民黨軍隊參謀本部任上校參謀。與此同時,文強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國研究日本問題的資料。正是有過這段系統研究日本問題的經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強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報,經過分析判斷,得出了日軍將发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這個結論上報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后,引起一片嘩然,其他參謀人員大多懷疑這些情報的真實性。經研究,參謀本部雖將文強的分析備案,但并未真正重視。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軍在珍珠港的海軍基地,對美英等國正式宣戰后,人們這才意識到文強分析的正確。

日本发動“八一三”事變的第二天,文強被委任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苏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收集國民黨軍駐上海各個司令部的戰況。這期間,他遇到了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黃埔四期同學袁國平。袁國平告訴文強,周恩來已經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產黨。但此時的文強已經失去了歸隊的信心。

上海淪陷后,文強調任國民黨軍政部前方辦事處處長,在江浙一帶負責收容從上海撤出來的部隊。文強把其中的一部分組成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教導總团”,自任政訓處處長。后來,文強以此為基礎,組織了“忠義救國軍”,并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少將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機关被日軍和汪偽特務組織破壞殆尽。文強受命潛赴上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統一行動委員會兼軍統局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強此行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對東南五省漢奸政權的策反和對日情報收集工作。在上海,文強主要通過國民黨在“青紅幫”里的关系,发展偽軍中的內线,策反高級軍官,但成效不大。日偽情報機关知悉文強在上海租界的活動后,對文強進行了大肆的追捕。戴笠考慮文強的危險處境,乃電令文強撤離上海回重慶。

太平洋戰爭爆发后,文強取道香港,历尽艱險輾轉回到重慶。還沒有安頓下來,1942年2月,又被戴笠派赴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為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少將處長,對外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委少將參謀。此行有兩個任務:一是控制有降日傾向的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五軍孫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軍破壞的華北軍統網絡。文強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聯系上,又轉到洛陽見到了第四集团軍總司令、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由蔣鼎文安排進入了太行山區開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長,1943年4月,日軍发動掃蕩太行山之役,孫殿英部很快投敵,根据地陷入敵手。文強率少數武裝部隊突出重圍,回到洛陽。

恰好這時,戴笠來電調文強為軍統局本部第三處處長。還沒動身前去重慶赴任,戴笠又一紙電令改派文強為設在河南的中美合作訓練班第三班副主任,并立即履職視事。

1944年4月,日軍发動打通大陸交通线戰役時,文強帶著訓練班2000多人負責炸毀國民黨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橋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擋日軍進攻。這一行動,文強干得相当不錯,不僅有效地掩護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訓練班無一人傷亡。于是,1945年春,戴笠將其調到西安,提升為軍統北方區區長,負責陝、晉、察、冀、豫、魯5省和平、津2市的軍統工作。在任職北方區區長期間,文強成功策反了華北、東北近百万之眾的漢奸部隊。由于功績卓著,文強晉升為中將,時年38歲,是当時國民黨軍內最年輕的中將。

日本投降以后,國共兩黨開始爭奪東北。戴笠決定設立軍統局東北辦事處,文強被委為辦事處處長,對外的身份是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戴笠交給文強的主要任務是“防苏反苏反共,為打內戰出力,對付北朝鮮、外蒙古親苏的共產黨勢力的发展”。在東北的這段時間,文強認識了杜聿明,兩人相處得很好。杜聿明認為文強很有能力,又不像其他軍統人員那樣經常往上打小報告,很喜歡與其共事。可是,這個好印象卻害了文強,后來,他被杜聿明拉進了淮海戰役。

1946年3月16日,戴笠墜機身亡。戴笠之死使整個軍統頓失重心,內部逐漸分裂成鄭介民、毛人鳳、唐縱三派。三方人員為掌控軍統互相傾軋,文強成了他們爭取的對象。身處軍統十多年的他,對此很是厭煩,決定脫離這個是非圈,謀取正規軍職。1948年8月,他利用與湖南省主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同鄉的关系,調任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辦公廳主任,最終脫離了軍統。后來,作為戰犯的文強對于這個抉擇暗自慶幸,因為共產黨從來沒有追究過他軍統的事情。

也許是宿命難逃。是年9月中旬,文強接連接到蔣介石和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的來信,點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參謀長。当時,對于徐州的情況,文強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遠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綏靖公署處長來得安穩。但軍命難違,文強還是走進了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臨行前,程潛為文強餞行,對他說:“你這次去,要准備当俘虜。”沒想到一語成讖,文強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戰役中被俘。命運真會捉弄人,試想如果当時文強留在程潛身邊,日后可能就是起義將領了,與“戰犯”的命運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26年的戰犯生涯

文強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華東野戰軍設在山東益都和白灘頭的“解放軍官教導团”中一個高級組進行學習管訓,開始了他的戰犯生涯。

1950年春,文強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監獄。

初到功德林監獄的時候,文強自知問題嚴重,历史复雜,又是軍統高級特務,覺得有生之年也難以走出這高牆大獄,于是拒絕寫悔過書。当時,他對監獄管理人員說了這么一段話:“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同鄉,林彪是我同學,這么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我不寫。”這也許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結所在。后來,特赦之后的文強被重病中的周恩來召到醫院,度尽劫波的師生見了最后一面,周恩來当時就怪他不肯早寫悔過書。

在功德林監獄最初的几年中,文強除了不寫悔過書外,在其他方面表現得還是很好的。這种表現是全面的,包括交罪認罪、勞動學習、遵守監規(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監獄的監規就是由文強擬訂的)等各方面。由于表現好,文強先后当了學習組長、勞動組長。

1958年10月初,文強和其他一些身體強壯、有勞動能力的戰犯一起離開功德林監獄,來到燕山山麓的秦城農場參加體力勞動,開始了又一階段的改造生活。文強和戰犯們一起在農場里勞作,既收获了勞動果實,又從中增強了對勞動的認識,加深了對勞動人民的情感,思想改造前進了一大步。

建國十周年國慶節,功德林監獄的戰犯參加了國慶觀禮。当晚,文強激動得夜不能寐,想想自己多次參加監獄組織的外出參觀中所看到的天翻地覆的新面貌,不禁拿起筆寫下了一首長詩《建國十周年國慶大典參觀述懷十韻》,其中有“形勢逼人焉再誤,喜情如醉耳邊馳”句,這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農場勞動的全部戰犯回到功德林監獄。此前,戰犯們已經從報紙上知道政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將特赦一批服刑十年、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這一消息,令文強這些戰犯們興奮不已,都在憧憬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監獄的大禮堂隆重舉行第一批特赦蔣介石集团戰犯大會,宣布對杜聿明等10名戰犯予以特赦。

雖然首批特赦沒有文強的名字,但他從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乘興寫了一首古風體詩。詩云:“雪霽春宵夜,欣聞‘嫁女’歸。登堂謁慈長,入室問同幃。攜飴各分贈,談吐新風隨。衣著何昂揚,彈冠生光輝。公民權可貴,良思可安危。往事如逝水,來者猶可追。新人明似鏡,新月照天陲。難得‘歸寧’語,晨钟暮鼓催。天安門再見,依依話久違。”

1960年3月,功德林監獄的全部剩余在押戰犯搬進新建成的秦城監獄。

此后,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先后又有5批戰犯被特赦。然而,前后6批特赦都沒有文強的名字。這情況,使文強不免感到有些悲涼和失望。但由于特赦一批接一批,文強也知道早晚會輪到自己,万万沒想到這一等就是整整9年。

1966年5月,就在第6批特赦不久,一場雷霆万鈞的“文化大革命”席卷整個神州大地,全國陷入一片混亂,特赦戰犯的工作自然就擱置起來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這9年里,很多革命干部包括一批從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干部都被批挨整,甚至含憤而死,監獄外的“地、富、反、壞、右”和所謂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天天挨斗受批,受尽人間折磨,就是前几批特赦的戰犯又有人“回籠”了,來了個“二進宮”,但是由于中央明確規定不准冲擊監獄,使這些在押戰犯卻因禍得福,沒有受到很大的冲擊。對此,特赦之后的文強在他的長篇自傳體《新生之路》一書中寫道:“自1959年起至1966年止,共六次特赦,平均一年多一次,而這次,也就是被宣布為最后一次,因為受‘浩劫’的影響,竟拖長了十年。拖長了十年,似乎是不幸,其實,對我來說,卻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在這個‘保險箱’中,平安度過了十年。”

時間到了1974年,由于“文革”導致戰犯的生活和醫療條件惡化,許多國民黨的重要戰犯在監獄里先后病逝。為此,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報告,說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對社會已經沒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監獄里對外影響不好,都釋放了吧。毛澤東表示同意,并批示:一個不留,全部釋放。這樣,特赦戰犯的工作重新提上了日程。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了毛澤東、黨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釋放全部戰爭罪犯的建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并予以公民權。在293名特赦戰犯的名單中,文強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會宣布特赦“給予公民權”時,文強等人禁不住熱淚長流。至此,文強長達26年的勞改生活画上了句號。

特赦之日,文強興奮之余,想想自己從戰犯走向新生的漫長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揮筆寫下了一首七律,題為《頑石點頭難》:“頑石點頭實還難,几多惡夢聚心田。沙場敗北留孤憤,野火燒身視等閒。金石為開真理劍,春風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淚,醒后方知悔恨天。”

全國政協委員

特赦后的的文強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時,他和其他特赦戰犯一樣,面臨著兩個選擇:可以留在祖國大陸,聽候分配工作;也可以申請去海外或台灣。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后,文強決定留在祖國大陸。他在填寫今后志願的表格中寫道:“我個人的志願是永遠定居祖國大陸,……我願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過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無請求。”

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辦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強談話,認為他請求定居祖國的決定,是真心實意的,是多年腳踏實地的改造結果。政府對此表示滿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對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強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

198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委員會的2036名委員名單,在“特别邀請人士”的234名中赫然出現了文強的名字。會議開幕前夕,新華社記者特地邀請文強等八位新增補的委員舉行一次茶話會。在即席发言中,文強說:“實現祖國統一,是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心願。六屆政協的新陣容,反映了我國人民的大团結達到空前廣泛的程度。我們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有八位專員当上了政協委員。我們這八個人都是当年黃埔軍校的畢業生,都是被特赦釋放的前國民黨將領。過去我們對人民犯了罪,現在我們成了新人。我們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個各顯神通,就是要利用我們自己有利的條件,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獻計獻策。這是历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我衷心希望台灣的故朋舊友,以國家民族為重,與共產黨攜起手來,共圖民族的振興大業。”

文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一顆赤誠之心回報共產黨,為祖國的統一積極奔走。

早在1978年中秋節,文強寄給台灣友人一首詩,以表達他盼望祖國統一的殷切之情。詩是這樣寫的:“誰道蓬萊島有畛,海天原是一家親。鄉心縈繞关山夢,故國常懷草木春。隔海鵬程明月共,滿江漁火友情真。中山陵祭鮮花燦,茗奠先賢少故人。”

文強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會談、寫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擔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关系,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台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系,為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結束了他坎坷傳奇的一生。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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