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絕人寰的成都“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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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6 02:58:01

這是发生在1957年反右斗爭前夕的真實事件,近百名不足18歲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冊,殺的殺,关的关,其中大部分人送峨邊的沙坪勞教,困難時期被餓死于大小涼山。有关部門為了掩蓋這場罪惡,先將四川省成都第二師范學校改為“成都簡易師范學校”,1971年學校搬遷后又改名為成都師范學校,原二師舊址鹽道街則改成為鹽道街中學。此一慘絕人寰的事情,成都已無人知,故追記于此,希能留存史冊。本文選自微信公眾號“振鷺于飛”,作者鐵流。


1957年國慶游行中的反右、整風標語(圖源:VCG)

忘不了的一樁往事

無聲的眼淚,有聲的控訴。這筆債務應由誰來償還?被害者都是學生娃娃。60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區发生了兩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農學院從成都遷雅安引发師生不滿,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提意見寫大字報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狀,旋即被当權者定性為“重大反革命鬧事案”。為此,有85人划為極右分子(其中學生56人,教授3人、講師4人、助教11人、教輔4人、省地管干部2人、干部5人);划為“右派分子”的有128人(其中學生127人,教師1人);被定為反動組織首要、主犯的有28人,參加反動組織的成員合計257人。這498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

另一件就是发生在1957年6月成都“二師”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也驚動北京高層,省市報刊沸沸揚揚鬧了好几天,最后也是近百名學生娃娃成了犧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風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這兩個事件中所卷進去的人前者十八九歲,后者十六七歲,我的朋友吳紅当時只有15歲!

1982年,成都市鹽道街中學班主任何志芳(女)老師,請我去為學生作了一場文學報告會,問及此事竟無一人知道。后來偶與老朋友吳紅(他曾是《成都日報》副刊部編輯,后因故離職)談到此事,他說他当年就是二師學生,清楚得很。于是我“順藤摸瓜”,找出很多鮮為人知的材料。

事件的由來

成都二師是專為全省各縣市培養小學教師的師范學校。20世紀初,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為挽救瀕于滅亡的大清國,下詔廢科舉辦新學,用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對各國的賠款返還的銀子,在全國十几個省會興辦師范學堂,其中成都二師辦學業績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國乃至1949之后一段時間,一直實行向全省公開招收優秀學生,不僅吃飯不要錢,還发給生活費。作家巴金、艾蕪、沙汀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從這所學堂走出去的,著名教育家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先生,曾擔任過這所學校的校長,朱德以及王佑木、楊閶公、李碩勳等老一輩共產黨人都先后在此校上過學或教過書,該校可謂是名滿蜀中,享譽全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那時候校園還有“五四”精神的遺風,結社結团,辦刊辦報,当局還不禁止。“天下興亡,匹天有責”,是許多青年學生的報國理想。他們喜歡讀報了解天下,也常常討論一些國家大事和社會問題。每天報紙一到,貼報欄前都圍滿了學生。

1957年4月的一天,閱報欄貼出新到的上海《文汇報》,上面報道了安徽省某鄉干部克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師。對于這些明天就要去当教師的學子們,這消息無異是在他們心中投下了一個炸彈。整個上午閱報欄圍滿了學生,讀報的、議論的,沸沸揚揚,人頭攢動,有人在報上批字,有人響應,一時群情激憤像開了鍋的水。很快,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凶手的大字報。

這天上午,學生們不歸教室,教導主任和各年級班主任前來勸說,說這些事與四川無关,大家回去上課。這個“與四川無关”的說法,立即引起廣大學生們的反駁,他們舉出所見所聞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報》上說的還要嚴重。學生們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并希望把聲援信刊登在報刊上,遭到校方的拒絕。于是一些學生聯絡全川師范生,准備調查此類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動制止鄉村基層干部的違法行為。

無獨有偶,恰在此時,省里來通知:從今年起,國家只向師范生提供9個月的伙食費,包括寒暑假在內的3個月,伙食自行解決。這個決定改變了二師建校以來的傳統作法,被一些學生和常金白事件攪在一起,一時群情沸騰,反抗之聲不斷,有人提出上街游行,文思敏捷的徐航当即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一個周末的下午,學生們晚餐后陸陸續續走向學校大門,发現大門被許多不名身份的“市民”堵住了(時任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后來划為右派的葉石先生承認:“我們通過公安機关,在居民積極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几個高大強壯的人大聲嗬斥學生:“不許你們學生外出!不許鬧事!”一些自稱是工人、農民的代表要和學生辯論,很快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爭論中,一些辯不過學生的工人、農民代表,竟然罵學生“忘恩負義,白吃人民飯,白拿人民錢”,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壞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師。其中罵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東桂街小學的黨員教師李慎吾。他說,他代表人民教師,不許學生誣蔑新社會和誹謗干部。他大聲說:“只有解放前教師才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雙方各不相讓,參加辯論的人越聚越多。

忽然,有個學生发現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聲驚叫:“他們要打學生,快跑!”几個膽大的學生上前去奪,帶棍的人揚手就打,場面開始混亂。這時不知誰按響了學校的緊急電鈴,有人打開廣播高喊:“二師同學,暴徒冲進學校打學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學生奔向大門方向,“市民代表”見勢退卻,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學生緊追不舍,還拾起遺棄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現派出所空無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無影無蹤。被激怒的學生們已有六七百人,他們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沿著几條小街狂呼口號返回學校。這本來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為,当局卻不這樣看,認為這是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的“反革命暴亂”,不得了!很快上報中共省市委和中共中央……

尋找打擊的“突被口”

學生們并不知道惹下了驚天大禍,每天仍用心讀書學習。几天后的一個夜晚,当入睡的鈴聲像往常一樣響起時,隨著各室長“到齊”的聲音,燈也熄滅了,二師重歸于寧靜,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過。

大約夜半時分,起床解手的一個學生,发現有几輛小汽車魚貫而入地開進學校,車上下來的人很快被接進了校方辦公室的平房院落。這一夜辦公院落的燈火一直亮著,天明了小汽車也魚貫而出。

第二天早上學生們早操完畢,廣播里播出了:“五七級的同學們吃早飯后,都到食堂教導處,聽取本屆畢業生提前考試和參加教學實習的通知。”二師五七級七個班來自四川省各地(市)縣,有300多名學生,是該校建校以來历年人數最多的一個年級。面臨畢業分配,誰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紛紛帶上小凳進入開會的食堂。教導主任告訴學生:鑒于今年學校的工作安排有變,本年度畢業生的考試將提前舉行,然后提前進入教育實習。隨后宣布了在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實習的指定學校。

但是學生們沒注意到,就在隨后半個月的畢業考試复習階段的時間里,學校各班黨支部和各班团支部每天都在開會(葉石当時向省委報告稱:這是“為了摸清敵情,同時了解青少年陣營中左、中、右分布情況,并鍛煉一下自己的隊伍”。)接著,在一次全校的集會上,學校張校長給大家介紹了一位新調來的徐副校長,后來學生們漸漸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公安局的副局長,同學們并不在意,加上這位徐副校長又能和學生們打成一片,還得到不少學生們的好評。

后來才知道,在這位徐副校長的領導下,學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衛人員組成的“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直接對成都市委宣傳部負責。工作組的任務是发動群眾,調查揭露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和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其他分子,上報市委并研究決定如何處理。

工作組號召學生黨团員和積極分子,提供他們同學平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特别是鬧事中走上街頭,參與對工人、市民、教師的施暴行為,以及冲擊過專政機关(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學,工作組及班团支部按人頭整理材料,并組織人對這些同學進行監控。工作組許諾,對這次斗爭中表現好的學生,畢業分配時會留在城區。材料一份份地整理,監控一個個地落實,一切都在暗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漸漸歸于平靜的二師,平靜得有點出奇,平靜中流淌著不祥,預示著將有重大事件发生。可是學生們并不知道,還在酣眠里做著《鄉村女教師》(一部苏聯電影)的美夢。

鎮壓悄悄來臨

吳紅不是二師一年級跟班上來的學生,是隨父親所在的四川師范學院由南充遷往成都時,從永川師范學校轉學入二師五七級二班的。這個班的學生大部分是從號稱鹽都的自貢招來的。他到二師直至畢業大約也就是5個月的時間。当時他剛好15歲,是班上的小娃兒。但他很快喜愛上了這個班的大哥哥們,例如班長郭××,籃球打得好而被選入四川體工隊打中鋒。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時和吳玉章一起发動榮縣起義,在攻打成都時犧牲了的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語文、數理都十分優秀,籃球也打得好,获得過成都市青年繪画比賽的第二名。簡××是成都乒乓球比賽的亞軍,純淨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二度駝背的殘疾同學劉××,平時走路都不方便卻彈得一手好鋼琴,因為家里窮周末也不回去,好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糧,一到周末他就鑽進琴房,琴房里立刻飄出一個窮學生奮力求學的或高亢,或感傷,或悠揚的琴聲,引來了不少老師同學駐足聆聽,不停點頭稱贊……

就在宣布結束教育實習那天的會上,校方同時宣布了一個使全體57級300多名學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決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師本年度應屆畢業生在分配去工作單位前,將參加成都市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習。”

事隔40年后的1987年,英籍華人作家張戎,在她的紀實文學《鴻》(又叫“三個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談及。她說: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應打擊的知識分子為總人數的百分之十。50年代成都東城區能夠稱作知識分子的人不多,張的母親時任東城區委宣傳部長,為怎樣完成這個指標而十分焦慮,因為完不成指標的領導運動的人就會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慘了。恰好這時上級把二師6月份參加“反革命鬧事”的學生,連同其他的數百名應屆畢業生,送到該區參加“整風反右運動”,于是這個百分之十的任務數一下就解決了,還能超額完成任務并受到表揚和嘉獎。二師57級學生命運就此注定。

当中共市委宣傳部和學校宣布,二師學生參加東城區教育系統整風反右后的第二天,全體二師五七級的學生,帶著行李列隊住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地,負責運動的工作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寫信、收信,不准會客等嚴格的紀律。接著是動員大會,學習討論,人人表態。進入各班的學習室后,學生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早已准備就緒。当同學按要求圍成圓圈坐下時,早已做好准備的積極分子(就是那些想爭取留在城市做教師的人),開始揭发,立即凶惡地大聲喊道:

“×××,你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還不站出來!”

“我揭发你參加二師暴亂,冲擊無產階級專政機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參會者爭相舉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現自己“靠攏組織”。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學,一下變成了深仇大恨的敵人,恨不得把他們撕咬得鮮血淋淋,五脏破裂。

“×××,站起來,聽革命同志們的揭发批判!”

准備好的“革命同志”,他們一邊揭发,一邊煞有介事地大聲問:“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当被揭发者稍不同意,他們就唾沫四濺地跳起來,指著對方鼻子說:“不許你狡辯!不許你抵賴!”并且狂呼亂叫地高喊口號:“×××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每個上午,一般揪出兩三個“階級敵人”,連續揪了一二十天,揪斗的水平和氣勢日日加溫,時時升級。學生娃娃們哪經過這种陣勢的斗爭,一般都驚慌失措,進退失据,渾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個學生嚇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褲子。

下午就是寫大字報,大鳴大放,工作組號召革命師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保衛人民的紅色江山。積極分子們根据內定右派的名單,將准備好的大字報貼滿了學習室的四面牆壁上。被點名批斗的學生,当晚就卷起鋪蓋,滾到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的住所去了。誰敢反抗?一旦被污蔑為“階級敵人”,上下就有人跟著、管著、看著、守著,來去低著頭,說話聲音小得像啞了嗓子的雞鴨,任人擺弄,任人折騰。

“階級敵人”集中在一間大房子里,那里面沒有床,地上鋪著很多稻草,他們就睡在稻草上面,無人管你冷和熱。此外,來去排隊有人押著。每天天一亮就被趕出大屋,嘴里含著饅頭,扛起鋤頭等工具,由武裝士兵押著去勞動。每当這些人從各學習班走過時,人們都不無驚恐地在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恐懼,憂憤,不安,懸心,像森森的寒流襲擊著每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們再沒有歌聲,再沒有歡笑,連咳嗽也不敢大聲一點。

当反右運動進行到第二周,二師學生被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首惡分子及其同黨的大會。那天下午天氣陰沉,學生們列隊走進校門,看到從校門通往操場的道路兩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刺刀的陰寒,鋼盔的森冷,使陽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數九隆冬。學生們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點坐下。會場上積極分子們情緒激昂,革命歌聲不斷,時而有人振臂呼喊口號:

“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

“保衛無產階級紅色江山!”

“共產黨万歲!”

“毛主席万歲!万歲!!万万歲!!!”

喊完口號台下1000多名各年級學生鴉雀無聲,望著主席台一舉一動。忽然,人群里有人舉起了一幅貼在木板上的,画著“大同黨”首惡分子人物的漫画。那個舉画的人,十年后成為“名画家”,還出任過某某美術出版社的總編輯。接著,掛著大紙牌,牌上寫著“大同黨”主犯的學生,被士兵押上審判台。一些人為顯示自己的革命積極性,跳上台就對著他們拳打腳踢,当場有兩個“反革命”被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號聲。這時學生們才发現,所謂的“大同黨”的10多個成員,原來是58、59級的,不滿20歲的學生娃娃。徐副校長以洪亮威嚴的聲音宣布:“經過革命師生的揭发批判斗爭,這個反革命集团的首惡和同案犯供認不諱,他們是……他們錯估形勢,倒行逆施,企圖推翻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沉重打擊!”

在“大同黨罪有應得,罪該万死”的口號聲中,士兵們推搡著將早已五花大綁的學生娃娃,一個一個扔上卡車,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車子发動,馬達轟鳴,徐徐開出校門,口號聲仍此起彼伏。大會后,57級的學生仍然列隊返回磨子橋,工作組要求各班對当天的大會表態,以加強“整風反右的決心”。第二天,《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成都公安局在二師逮捕“大同黨首惡分子的消息”,同時配发了社論。社論說:“二師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黨煽動反動學生冲擊專政機关的罪行必须清算……”云云。

就這樣,從7月到8月,二師“反右斗爭”運動不斷深入发展,開始是揪鬧事的,接著揪沒參加鬧事但同情鬧事的,以及表態支持小學老師常金白的,后來又揪雖無上述言行但個人主義嚴重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但凡被認為是有思想問題的學生,要自我檢查或向黨交心,再根据他們的檢查交心,发現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情緒有聯系的也要揪出來。到8月中旬,學習組召開大會,聽夏部長做總結報告,報告說東城區教育系統的“反右斗爭”,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已經超額地完成了任務。還能來參加總結大會的二師57級同學,都在互相悄悄打聽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碾作塵

1958年4月,五一前夕,東城區教育系統在錦江川劇院舉行“慶祝反右斗爭勝利大會”,僥幸获得寬大的“內控右派”,我的朋友吳紅坐在樓廂倒數第二排的一個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尋找二師57二班的同學,已經減少了將近20人。這些與他從鹽都來的36個同學,其中被划為右派的8人,划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9人,加上他剛好是全班人數的一半。那個省籃球隊的郭××,市乒乓球對的簡××,駝背鋼琴師劉××,甚至父親是烈士的李白森,還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陳姐姐,也都被划進去了。全校1000多名學生划了100多名右派,他們的平均年齡不足20歲,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反動分子”。

后來從知情人處聽到,這次凡參加二師鬧事的師生,都被集中到一處由士兵持槍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勞動。不准回學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里親人也不敢打聽尋找,否則被認定為同情“階級敵人”,與右派划不清界限,甚至還會因此被單位追究而划成右派。

根据毛澤東講話的指示精神: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還給工作,讓他們在人民群眾中做反面教員。1957年划為右派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均是有工作單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單位做“反面教員”,但這些十几歲男女娃娃的小右派無單位收留,怎么辦?于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发話:“他們也是生產力,送大涼山勞動去。”于是,成都市就把他們編組成一個勞動大隊,被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涼山上,做了一個沒有勞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一去就是几十年。

上世紀60年代,人為的大饑荒席卷全國,大涼山勞改農場的管理人員因為饑餓而瘋狂地虐囚,可憐這些娃娃右派們在劫難逃,大部分餓死,小部分苟活著。10年后中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體制松懈,這些僥幸還活著的当年“二師事件”小右派們,潛回成都,這時的成都人才忽然憶起10年前他們失去的這批孩子。他們一個身殘體弱,兩鬢斑白,脏稀稀地像群乞丐,跟他們同時去大涼山的同學,大多數人早已埋骨他鄉,再也回不來了。

“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歲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塚恨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友人黃強右派分子,悼念死在沙坪勞改農場的男友的《祭友》詩)

二師學生中那位駝背的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去世,臨終前想唱支歌也沒了力氣。大涼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飄蕩著這音樂奇才無尽的哀訴;那個想學梁啟超辦《蓉城少年》的徐航,去勞改農場不久因饑餓難忍,勞動時撿了地上的一個爛西紅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打得腦漿迸濺一命嗚呼。

直到1978年,有关部門為這批青少年右派進行所謂的“改正”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收不到這個“改正”通知書了。他們的父母親人已經早就不知道他們的音訊下落了。二師的同學中至今還流傳著57級某班兩個少年右派的悲慘故事。当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的“改正”通知時,发現兩個人的眼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那個父親曾是吳玉章戰友的李白森,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學校做看門人,后來讓他代課,直到1978年改正后才被允許做一名小學教員。

無言的結局

這几十年的風風雨雨的斗爭,使許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二師事件中被調到二師任副校長的原東城區公安局副局長的徐某,竟也在運動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右派,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歸。而当年一些反右積極分子們,大都得到升遷,成為各級政權和單位的負責人。吳紅所在班的13名所謂熱愛共產黨、毛主席,對階級敵人斗爭堅決的革命學生們,陸續被提拔成為教育局長、文化局長、城建大隊長、體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書記、校長……

不知在頤養天年的現在,他們是否還記得自己制造的這樁“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編輯: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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