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心狠手辣:全殲五一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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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6 02:20:41

清查“五一六”分子范圍之廣,涉及人數之眾、人數之多,實屬罕見。而這場運動的性質,產生的原因,革命的對象,敵我的區分等問題至今也沒有搞清楚。眾所周知,中共開國上將許世友曾擔任南京軍區司令長達18年(1955-1973)。作為一個地方強權人物,許世友通過異常徹底的清查“五一六”運動,釀成了中共建政以來江苏涉及人數最多的冤假錯案。2007年第11期《炎黃春秋》刊发潘祝平的《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道出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解放軍著名軍事將領許世友(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文化大革命”期間,說是北京出現了一個“五一六”組織,被認定為反革命陰謀集团。北京的“五一六”組織,究竟是怎么回事?該不該在全國搞清查?筆者不明真情,不便評論。

就江苏來說,并不存在“五一六”組織。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卻掀起了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形成高潮,历時三年多,打擊面之寬,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釀成了建國以來江苏涉及人數最多的一起冤假錯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五一六”

当時江苏主要領導人認為,“五一六”組織在江苏已遍布各條戰线、各個領域,具有群眾性、隱蔽性、頑固性、欺騙性,十分反動,十分危險。根据這一判斷,全省作出了“破口、圍點、掃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場全殲“五一六”的人民戰爭。

很快在省地市縣各級,設立了由軍隊“支左”人員組成的權力很大的第二專案辦公室(南京稱“320”辦公室),簡稱“二辦”,統管清查工作,有權拘留、逮捕、关押、審訊“五一六”涉案人員。省“二辦”還設立了关押“五一六”要犯的看守所,并從部隊調來一個連負責看押警戒。各級“二辦”皆由黨的一、二名主要領導人,避開黨委集體單线領導。受兼任江苏省黨政“一把手”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委托,省“二辦”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員吳大勝獨管。這起冤假錯案,“二辦”雖非罪魁禍首,但充当了冷酷無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五一六”涉及范圍很廣,造成打擊面嚴重失控。“文革”中的群眾組織,被視為“五一六”極易進入的黑窩,其成員大都成了清查對象。這些群眾組織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錯誤,有些還犯有打砸搶和參與派性武斗的嚴重錯誤,但其成員的絕大多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卻当成敵我矛盾從中打出了成批“五一六”。少數壞頭頭有罪行應依法懲處,但與“五一六”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黨政機关及其它機構,在“文革”中被稱為“舊機关”,其工作人員被視為“舊人員”。認為這些“舊人員”中有不少人對“文革”、軍隊“支左”、軍管等,有抵觸不滿甚至反對情緒,易與“五一六”氣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對象。這些“舊人員”中的原各級地方領導干部,成了清查重點,尤其是被打成“走資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務”、“假黨員”的領導干部,往往被当作“五一六”的黑后台、黑顧問深挖。有不少領導干部已經“三結合”進入各級革委會也不能幸免。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五一六”,還列出31個問題,不管有未填表參加“五一六”組織,只要沾上其中一條,都要戴上“五一六”帽子。

1970年4月清查開始后,省“二辦”就曾揚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五一六”說不過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時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各地市縣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五一六”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僅以溧水縣和濱海縣為例便可說明。溧水縣死亡36人,被嚴刑拷打重傷100多人;濱海縣死亡18人,傷殘60多人。

南京大學成為清查“五一六”的突破口

南大被認為是“五一六”敵情最嚴重的單位。1970年4月開始清查時,首先將南大作為突破口,吳大勝親自直管,派省黨的核心小組(当時省委尚未恢复)成員遲明堂蹲點,要求造出聲勢,搞出經驗,推動全省。

南大經過四個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五一六”分子108人,點名“五一六”248人,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五一六”漩渦。其中有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

南大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打出成批“五一六”?雖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謂“軍事壓力”,大搞逼供信。連續戰斗几晝夜(最多13個晝夜)攻下“頑固堡壘”,通宵達旦取勝于拂曉,寬嚴大會上戴手銬,小分隊濫用十几种體罰等等,主要靠這些手段逼出“五一六”,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頭的受害者事后談及当時的處境是,“站不完的隊,受不完的罪,寫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淚”。南大大搞逼供信經驗,在全省流毒很廣。

南大作為突破口,不僅在教職員工學生中打出了成批“五一六”,而且揭出了地方領導干部和軍隊領導干部的“五一六”問題。這兩點突破非同尋常。

在南大蹲點的遲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領導干部。南大被打成“五一六”的一位中層干部對其泄憤檢舉后,遲明堂也被打成了“五一六”。1971年2月靠邊審查,1971年10月隔離審查,不久被武裝押解投進監獄。這一突破為日后成批地方領導干部打成“五一六”開了先例。省“二辦”奉命抓緊對全省地市廳局級以上地方領導干部進行排隊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五一六”問題的對象。在省級領導干部中占72%,廳局級領導干部中占38%,十五個地市領導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為依据加緊了對各級地方領導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軍級要員吳大勝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五一六”骨干泄憤檢舉。雖未能觸動吳大勝,但另兩位“支左”要員,一位被無端懷疑,一位被蒙冤審查。此后省“二辦”奉命大整軍內涉嫌“五一六”問題的干部材料。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在查获的省“二辦”秘密檔案中发現,被整理材料的軍內干部有298名,其中軍級以上干部84名,僅南京軍區機关的軍級領導干部就有11名。此舉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圍,也大大超越了吳大勝的職權范圍,經何權威授命?想必大有來頭。

省五七干校變成集中審查关押“五一六”的營地

江苏清查“五一六”,在南大突破后,省級機关首当其冲。当時省級機关連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五一六”在兩部分人員中進行。一部分是省革委會機关及所屬各部門各單位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留守人員”,另一部分是進入省五七干校的“脫產人員”。1971年干校的人數占省級機关干部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擔了省級機关清查“五一六”的重任。

在省級機关“留守人員”中清查“五一六”的高潮在1971年。經過“春季攻勢”,到1971年6月,被打成“五一六”的占33.4%。其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占55.5%,處級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為了擴大戰果,不久又发動“秋季攻勢”,到1971年11月,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多達2,400余人,連同已經打成“五一六”的,竟占省級機关干部總數的70%以上。

省革委會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五一六”,其中有8名軍隊“支左”干部。其余除吳大勝、楊廣立、蔣科三位“支左”領導人外,都掛上了大名單,作為“五一六”嫌疑分子“背靠背”審查。省革委會領導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掛上了“大名單”。

“二辦”認為省農業局的班子是“五一六”搭起來的,把所有“留守人員”关在機关內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愛人難產、岳父生病,不但拒絕其請假,還要狠批“資產階級人性論”。外面來人聯系工作,除派人監視一樓值班室,還在三樓放了望哨監視傳達室。宜興一位同志來聯系毛竹問題,疑為“五一六”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來找局領導,也疑為“五一六”同伙关了兩天,勒令交待問題,最后要当地派人領了回去。消息傳開后,好几個月誰也不敢來省農業局。

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占60%,處室負責人占62%,黨支部委員占80%,黨員占64%,黨支部几乎成了“五一六”支部。

省科技局被視為“五一六”的黑据點,“二辦”認為科研單位是“五一六”的重點。1,000多人的直屬科研單位,打成“五一六”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單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員都打成了“五一六”。

省科技局在清查“五一六”最緊張時,直屬科研單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頓。1972年的一個重大科研項目大面積集成電路新工藝,組織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員三結合試制隊伍,經過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鍵時刻,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參加科研的師生,奉命回校參加深挖“五一六”,科研課題中途而廢,使200多人辛勤勞動,投資500多万元試制出來的設備束之高閣。

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五一六”開始后陸續進來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被點名為“五一六”后首批送進干校審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進干校的省革委會常委、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老紅軍朱輝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從辦公室被“請”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許。其他涉嫌“五一六”問題的干部,也一批批被點名送進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門從床上拉走的。已經下放在南京鋼鐵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裝上卡車押進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點名為“五一六”審查的有1,600多人,掛上“大名單”的還有400多人。其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被點名審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變成集中審查关押“五一六”的營地。

在干校各處牆頭和宣傳欄上,仇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深挖“五一六”、全殲“五一六”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到處呈現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在干校被審查的對象一律與他人隔離。按南大“通宵達旦取勝于拂曉”的經驗,不分晝夜的車輪戰成了慣用手段,罰站10多小時(最長19小時)更是常見。不少受害者實在吃不消,被迫承認參加了“五一六”,卻又遭來更大禍端,繼續窮追猛打逼交“聯絡圖”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滾雪球。一時間干校出現了一种景象,干校內的“五一六”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五一六”審查對象一批批送進來,清查的雪球越滾越大,“五一六”越滾越多。

為了做到“一個不漏、一網打尽”,干校還发動“以毒攻毒”,要被審查者檢舉揭发專案人員和小分隊成員中的“五一六”。這就給被審查者泄憤檢舉的機會。以干校一大隊為例,一名小分隊長今天斗人,第二天進了密封室;一名大隊核心小組成員,今天要“五一六”繳械投降,第二天辦了他的學習班,要他繳械投降;大隊的一名主要負責人也掛上了“大名單”,成了“五一六”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結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場混戰。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開寬嚴大會。9月份的一次寬嚴大會要宣布對几名“五一六”頑固分子從嚴處理。為大造聲勢,動員干校周邊農村的部分干部群眾參加。一些農民見會場周圍有荷槍武裝警戒,誤以為干校要殺人。干校雖未殺人,但超越司法機关的職權,給從嚴處理者戴上手銬宣布法辦。

清查“五一六”成為南京市頭等大事

南京市被認定為“五一六”大本營,將清查“五一六”作為頭等大事,與“一打三反”結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時間內,全市各條戰线各個領域,從上到下先后組織了2万多人的清查“五一六”專案和小分隊隊伍,舉辦了各類揭批斗學習班3,900多個、2万多期次,進入學習班的多達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開坦白會、批斗會、寬嚴會等1,200多場,收到舉報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個多月內就有5,000多人打成“五一六”,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五一六”,逼死300多人,僅市商業系統就有33人自殺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領導成員,除岳維藩、鄭康二人外,都視為“五一六”黑后台,遭到批斗審查。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劉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問題冤案被关押批斗開除黨籍,清查“五一六”時又掛上鉤。此時劉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卻要劉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結果因延誤治療而早逝。原副市長房震戴上“五一六”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圖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級領導成員中一位女同志在學習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認了“五一六”黑后台,仍不放過,直至逼交出300多名“五一六”組織網絡后才罷休。

市級機关清查“五一六”,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檢法機关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軍隊“支左”人員,事先即預言,市公檢法機关的“五一六”有一個加強營。強攻的結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長、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副院長,全部打成“五一六”。處級干部除一名副處長外,無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五一六”,逼死4人,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檢法機关几乎全軍覆沒。

其它市級機关清查“五一六”也相当激烈。市革委會機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五一六”,加上掛上“大名單”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系統的基層單位,清查“五一六”也搞得“轟轟烈烈”。如華東電子管厂在一個動員會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五一六”問題,并檢舉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開出几十個“五一六”干部名單。結果全厂近半數的干部和職工都成了“五一六”。又如江南光學儀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職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檢舉揭发“五一六”問題,人人都要過“五一六”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職工稀里糊涂地成了“五一六”。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五一六”也不甘落后。以鹽城地區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五一六”的6人,掛上“大名單”的4人;中層干部84人,打成“五一六”的43人,占51%。地區公檢法機关500余干警,打成“五一六”的327人,占65%。

江苏清查“五一六”的冤假錯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應被遺忘。因史料不全,本文雖未能作全面回顧,但也可使讀者從片斷情況中得知江苏這場浩劫的部分真相。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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