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兩少一寬政策副作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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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4 04:37:49

胡耀邦的“兩少一寬”出台后,中國政府處處照顧少數民族,給了很多好處、很多優待。但是,少數極端主義分子不僅不思感恩,反而在西方鼓動和支持下,變本加厲地鬧事。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圖源:Getty/VCG)

中國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有國際大背景,也有國內的原因。恐怖活動是一個國際問題,首先是針對西方的,但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如果說國際大背景難以控制,中國國內的事情是可以做好的,而且必须做好。

我們必须反思國內的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1984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在講話中明確強調對于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隨后中共中央根据其總書記胡耀邦的指示,在向全國下发的中央5號和6號紅頭文件中專門規定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尽量從寬處理。從寬處理包括刑事司法上的從寬和刑事立法上的從寬。

在刑事司法上的從寬,包括刑事訴訟程序上從寬,定罪上從寬,量刑上從寬和刑罰執行上從寬。處理從寬包括刑事司法上的從寬和刑事立法上的從寬。在刑事司法上的從寬,包括刑事訴訟程序上從寬,定罪上從寬,量刑上從寬和刑罰執行上從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再次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不能不說,這一政策副作用明顯,產生了不良的政治效果和嚴重社會后果。有的地方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寬大無邊,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了空話。這一政策實際上是為極少數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犯罪行為開脫罪責,減輕或逃避懲罰。可以說“兩少一寬”政策成了極少數民族分裂主義犯罪分子的“護身符”。對犯罪分子的寬大等同于對犯罪行為的縱容,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傷害。

中國历史上漢族政權對少數民族實行統治時,大都實行寬寬相濟的政策;而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漢族時,均實行苛刻的歧視、壓迫政策。毛澤東、共產黨對少數民族實行了历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好政策。在毛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族宗教化越來越淡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有的領導人對毛的民族政策“撥亂反正”,民族化、宗教化傾向日益加重,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日漸抬頭。

“兩少一寬”出台后,政府處處照顧少數民族,給了很多好處、很多優待。但是,少數極端主義分子不僅不思感恩,反而在西方反華勢力鼓動和支持下,變本加厲地鬧事。地方政府官員受“撥亂反正”政策的束縛,往往右傾退讓,企圖“花錢買平安”。結果是“小鬧給小好處,大鬧給大好處。”鬧事地區會因“鬧事”而“发財”,得到了到更多的維穩編制、維穩經費和財政支持。

“兩少一寬”政策加大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隔閡,刻意強調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化、宗教化,助長了少數民族地區狹隘民族主義和極端宗教主義,還美其名曰落實民族和宗教政策,為極端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間。

因此,必须糾正“兩少一寬”政策,取消不合理的照顧,禁止配帶管制刀具,實行有限制的生育,取消降低錄取分數线等不合理規定。

不合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實質上帶有歧視性,是對漢族的歧視,也是矮化少數民族。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增加了民族間的矛盾和隔閡。“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各民族必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決不允許存在大漢族主義,決不允許漢族“以大歁小”。同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不應搞民族搞特殊化,決不允許少數民族中極端主義分子“以小取鬧”。

從長遠講,廢除“兩少一寬”政策,廢除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特殊規定,所有中國公民統稱中華民族,有利于民族团結,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閡,淡化民族意識,淡化宗教氛圍。但遠水救解不了近喝,政策的糾正和實行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效果的顯現有滯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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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編: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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