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苏俄統治外蒙 人民生活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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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 20:51:46

20世紀20年代,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苏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苏軍從外蒙古撤離。但中國國內民眾與輿論并不支持顧的看法。李大釗也親自找到顧維鈞,對顧的立場表示憤慨,甚至說“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統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本文摘自2011年第11期《同舟共進》,作者袁南生,原題為《中國千年外交與國民心態》,文章為節選。


李大釗被捕后因里通苏聯顛覆中國政府遭張作霖處決(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鴉片戰爭后,中國面臨亡國滅种的危險,革命與救亡成為中華民族兩大历史性任務,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持續高漲,新的情況催生了兩种新的國民心態。

一是革命心態。這一心態最基本的特征是將意識形態的異同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為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急于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告放棄帝俄在中國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權。然而,1921年6月,苏軍悍然侵入当時中國版圖內的外蒙古,接著與外蒙古当局签訂《苏蒙條約》,確認雙方政府相互承認,苏軍可以駐扎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苏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苏軍從外蒙古撤離。顧維鈞的立場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奇怪的是,苏軍侵入面積等于43個台灣、140個香港的外蒙古,國人輿論卻并不站在顧維鈞這一邊,相反卻要求北京政府“無條件與苏俄建交”。此時,不但北京大學生上街示威,新聞機構對外交部大加鞭撻,李大釗也親自找到顧維鈞,對顧的立場表示憤慨,甚至說“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統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孫中山也對顧的做法表示反對,到了最后,居然連以吳佩孚為首的各地軍閥將領都发電報到外交部,指責顧維鈞。北京學生聯合會致函顧維鈞,警告他如不改變立場,趙家樓的故事就將重演。也就是威脅顧要用五四運動中火燒賣國賊曹汝霖家的辦法來對付他。果然,一個寄給顧維鈞的裝有炸彈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傷。越飛接著會見孫中山,以此施壓北京政府,與孫发表聯合宣言,孫承認苏軍在外蒙的軍事存在。這使做對了事情的顧維鈞處在難堪和脆弱的境地。國人受十月革命影響,從意識形態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沒有認識到苏俄對華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態,并沒打算真正實行。革命心態影響下的國人對同樣的事情,難免以意識形態划线,如對美軍強奸沈崇事件,國人发出了雷霆万鈞般的抗議,而對一樁樁苏軍強奸中國婦女事件,則鮮有大規模抗議之聲。

在革命心態影響下,人們慣于用“非紅即白”、“非好即壞”、“非友即敵”的思維方式觀察國際事務。先是樹敵,然后尋友,最后才去謀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心態看待中外关系和國際关系,以致十年動亂中发生砸印度、緬甸、印尼的駐華使館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類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個已建交或半建交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发生外交糾紛。新形勢下的革命心態仍不難发現,最常見的就是對中外关系抱先入為主的成見,武斷地認定某個國家是我們的敵人;只要中國國內有風吹草動,就認為是某個國家在搗鬼。

二是受辱心態,也叫弱國心態、受害者心態。近代以來,中國成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掠奪的受害者。鴉片戰爭使中國淪落為一個備受“外來蠻夷欺凌的衰弱民族”,從一個在科學技術上獨占鼇頭、文化先進发達的國家,變成了在新興科學技術面前無所適從、在文化发展上不知所措的國家。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國國民心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擊,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挫傷。一些人在對外交往中老是持著懷疑的目光,擔心對方是否有加害之意。如遇糾紛、爭議,第一反應常常是“你有何歹意”,而不是理性地探究糾紛的根源,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有受辱心態者,對别人的評論自然十分在意。别人說我好,就喜出望外,到處說“某某說我好了”,好像别人說我好,我的身價也就提高了;對别人的批評則不加分析,一概斥之為“反華”。胡錦濤主席在訪問日本時的講話中提出了如何對待仇恨的新思維,他說要牢記历史但并不是要延續仇恨。這話很有分量,值得深思。現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人對此務必要有正確認識。要知道,中國几千年來在相当長的時間里,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其實也一直是個經濟大國。《大國的興衰》引用經濟史學者貝羅克的統計,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此后,中國GDP仍長期保持世界第二、第三位。1890年,中國GDP約為日本的5倍,但中國軍隊卻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這些年,中國发展了,國人越來越自豪,這很自然。但一些國人的心態開始浮躁起來,在對外態度上開始驕傲起來。網絡論坛中的外交報复論調、國際賽場上國人的憤激情緒,伴隨著中國GDP的增長和國際关注度的提高逐漸蔓延。還有的人以居高臨下的眼光看待非洲、拉美的中小发展中國家,以為天下就中國一枝獨秀,甚至誤以為中小发展中國家的百姓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放”他們。彌漫在部分國人特别是某些中國官員之中的“虛驕之氣”,確實令人擔憂。連中國學界一些學人,也大談特談“中國的世紀”來刺激“暴发戶心態”,誘使國人奔向民族主義狂熱的火坑。對此,我們必须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以謙虛的態度加強對外交往,與各國获得更多共同語言,促進相互合作,推進和諧世界建設。美國、日本等強國都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大國興衰自有其規律,興于憂患,衰于安樂,不能日子剛好過一點就忘乎所以。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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