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交代材料令毛澤東深感意外

+

A

-
2017-04-20 19:47:01

毛澤東看到潘漢年的交代材料顯然大出意外,因為据知情者說,這位曾經几度對潘漢年嘉許備至的毛,閱畢大筆一揮,做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的批示。本文摘自2017年4月20日微信公眾號黨史博采,作者王凡,原題為《陳云為何至死念念不忘潘漢年?》。




潘漢年1982年获得平反(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79年10月,中共第一代領導成員陳云因病住院手術。

此時的他已是年逾74歲高齡,這樣的高齡做手術總有些風險,然而,在他術前寫給当時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胡耀邦的信中提到的,卻是关于一個人的冤案平反問題。信中說: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团派此人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決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離世,只有他能為此人作證了。

当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辦公廳主任姚依林到醫院看望陳云,詢問他還有什么事要交代時,他說的還是這個人的冤案平反,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人的問題得到解決。

1981年3月1日,陳云再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信中談的依然是這個人的冤案平反問題。他說他專門調閱了公安部有关此人的材料,沒发現有此人投敵的確證,正式建議中共中央复查此人的案子。3月3日,負責平反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批示,按陳云的建議复查該案。

這個讓陳云如此掛記,反复提出要為之平反的人,究竟是誰呢?

他,就是潘漢年。

凡是比較仔細地閱讀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历史或中共黨史的人,都會依稀記得,在這一時期发生的許多富有傳奇色彩的地下斗爭的故事里、許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常會瞥見“潘漢年”這個名字。

1929年,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的他,召集在上海的黨員作家和進步文學工作者座談,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對魯迅、茅盾的批判。蜚聲遐邇的左翼作家聯盟,也是由他召集籌辦的。

1931年,中共特科主要領導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白區工作環境更趨凶險嚴峻,几乎所有打入敵特機構的中共情報人員被迫撤離原崗位之際,他成為中共特科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繼陳賡、李克農之后,擔起情報部門重組和工作恢复的重任。

1933年,19路軍发動反蔣的福建事變,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常駐在不久前還處于敵對狀態的19路軍中,直至反蔣政權被蔣介石瓦解。

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實施戰略轉移,他與何長工受命同不滿蔣介石的粵軍將領談判,和粵軍達成消除對立,互通情報,互相借道的協議,使處境困難的紅軍,順利通過本為西部軍事屏障的粵軍防區。

1935年遵義會議后,他作為陳云的副手,潛往白色恐怖中的上海,與那里處于癱瘓狀態的地下組織聯絡,以設法尽快打通中共和共產國際聯系的渠道,汇報遵義會議的結果及紅軍的近況。之后他又與陳云前后腳奔赴莫斯科。

1936年,他帶著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件,秘密往返于莫斯科、上海、香港、西安、保安之間,頻繁會見宋慶齡、沈鈞儒及國民黨政府駐苏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張學良、陳立夫等人,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實現奔走鋪墊。

1937年,作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要角色之一,又以周恩來助手的身份,參加了周恩來和蔣介石在杭州就國共第二次合作問題進行的談判。

抗戰八年,他是康生任部長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常出沒在香港、上海、及淮南等敵占區域主持情報工作。他周旋于日本侵略者、汪精衛政權和國民黨勢力之間,甚至多次深入虎穴,同策划了汪精衛叛國的日本特務頭目影佐禎昭、汪偽政權的特工首腦李士群面對面地角力。在看不見的戰线上,建樹了勳績。

解放戰爭期間,他堅持在國統區從事他熟悉的情報和統戰工作。特别是在香港,他成功地領導策動了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上海海关、兩航在港機構的起義;為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召開,他親自組織了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等三百余名民主人士從香港到東北、華北解放區的秘密輸送,無一失誤。

新中國剛剛成立,他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市委第三書記。

然而,不過五年,他就在中共揭批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之際,以“內奸”罪名被捕。

逮捕他的時候,他正和陳毅、柯慶施一道,作為中共上海市的代表參加在京召開的全國黨代會。

可轉瞬之間,他就從中共历史上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地下斗爭英傑,一個在一线獨当數面的最高情報負責人,一個受到諸多民主黨派領袖和社會賢達敬重的統戰高手,一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的常務副市長,變成了隱藏在中共黨內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內奸,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

兩者的轉換是如此的遙若霄壤,從此,除了“內奸”“特務”的封條之外,一切有关潘漢年的文字和傳聞,都被鎖進了历史的“黑匣子”,潘漢年其人亦從此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氤氳。讓人生出諸如他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功臣抑或罪人的一系列疑問。

這一切又是怎樣发生的呢?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关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總結了對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斗爭的經驗教訓。

會議期間,毛澤東几次講話,對一些曾受高、饒影響,及與高、饒有過某种牽連的人在會上交代問題和自我批評,給予了肯定;同時嚴肅指出高級干部历史上如有什么問題沒有交代,應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來不及講的,或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后還可以仔細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黨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

毛澤東的一番話,使当時的政治氣氛十分緊張,使有些人感到不安,潘漢年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不安,并非在于他參與了高、饒的活動,不!他與高、饒的活動實在沒有絲毫瓜葛。但他畢竟與饒漱石共事多年,分管過同樣的工作,列在饒漱石名下的錯誤,有些他是要分擔一些責任的。

作為長期在复雜的環境中從事特殊工作的潘漢年,他的工作特質,決定了他的行為,不能以通常的規則倫理來約束規范。他紛繁的個人經历,錯與罪相混淆的可能性太大了。当他全神貫注地投入工作時,可能全然沒有這方面的意識;然而在特定的氣候下,一旦細細推敲自己經历的每一片段,便會猛然驚出一身冷汗。

聽了毛澤東講話后的潘漢年,對自己的經历再度一幕幕回溯時,自然又觸動了他內心那每一思及便不安和隱痛的角落:

1943年在南京,汪偽特務李士群、胡均鶴曾挾持他與汪精衛會面。倘若不是一個對获取高層機密充滿執著,且有著虎穴龍潭從容進退、履險如夷膽識的情報高手,他也許會做别樣選擇。偏偏他是,他在最不合適的時機見了汪精衛,形勢的发展隨即就證實了他的抉擇是個要命的失誤。

可他緊跟著又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即沒有將自己失誤的行動向組織汇報。尽管在当時的氛圍下,汇報可能會受到過重的咎責,但也許還來得及補救,還可能經過考察還他一個清白。但潘漢年在游移躑躅間錯過了機會。

寫到此處,筆者油然想起寫過許多風云人物的著名傳記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話:世界史往往被描述成人類英勇卓絕的历史,然而遺憾的是事實并非如此,它同時還是人類怯懦的历史。我想他的這番感慨,是在寫作過程中通過對一個個風云人物心路历程的審視而发自內心的。同樣具備過人智勇的潘漢年,也未能超越這一邏輯的含蓋,他把自己的失誤隱瞞了12年,才向組織交代。

毛澤東看到交代材料顯然大出意外,因為据知情者說,這位曾經几度對潘漢年嘉許備至的領袖,閱畢大筆一揮,做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的批示。

人生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但有些錯誤是不能犯的。因為這种錯誤讓你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是具有毀滅性的:半世的英名,無量的前程,歡愉的生活,寶貴的生命,乃至最讓一個政治活動家珍視的政治生命。

而潘漢年偏偏犯的,就是這類不能犯的錯誤。有些語涉潘漢年生平的文字,將之歸結為他性格上的弱點。倘若下斷語真這么簡單容易,我們如何解釋他在對敵斗爭時的大智大勇?置身險象環生中的果決與剛毅?

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而實際上時勢還經常演悲劇,在潘漢年身上,英雄和悲劇重疊了。如果我們不能還原那個時代的背景和氛圍,潘漢年的英雄與悲劇角色的轉換不過是個非常偶然的個例。

白駒過隙,“黑匣子”到了可以拂去塵封的時日,我們終于可以瀏覽潘漢年真實的生平,并在對那個時代的背景和氛圍給予更多的关注和思忖后,发現烙在他個人悲劇上的历史印跡。

一個政黨走向成熟必须付出代價,因此作為英雄和悲劇角色,潘漢年一身體現了兩重的價值。他的人生由于過多的复雜和波折更顯得丰富多彩;他的奉獻由此要多于那些一帆風順的同志們;他的历史必然要作為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載入政黨的完整历史。

我想:這大概就是陳云念念不忘為之平反的深層原因。

編輯:惠風

評論

【聲明】評論應與內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穢等詞語的字句,將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