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講法制課第一人:沒敢偷懶 沒說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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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 19:25:01

開講中南海第一堂法制課的孫國華總結自己50多年法學研究生涯時寫道:我沒敢偷懶,沒說假話。本文摘自2017年4月18日《法治周末》,作者武傑,原題為《孫國華:我沒敢偷懶,沒說假話》。


2015年6月19日,孫國華參加法學院畢業典禮并領唱國歌(圖源:VCG)

從今以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開學、畢業典禮上,再也沒有一個身著導師服、精神矍鑠的老者,指揮那些即將踏入或者離開校園的法律人高唱國歌了。

這位老者正是“中南海講課第一人”、法學家孫國華教授。在許多人大法學生的心中,這位年近90歲還活躍在講台上的老人,如同人大法學的丰碑和旗幟。

4月14日,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泰斗、法學理論大家、中國第一部法理學統編教材主編和編寫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孫國華教授,在北京因病去世。

出生于1925年的孫國華,經历過戰爭、革命、運動、改革,從黑頭到白发,見證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的起伏曲折,法學研究和法學理論的潮漲潮落。

一生與法學結緣

在人大法學院,聽過孫國華教授唱歌的人,比走進過孫教授課堂的人更多。在開學典禮上、法學院的晚會上,甚至課堂上,學生們都曾一睹孫教授引吭高歌的風采。

人大法學院教授李奮飛,在人大聽的第一堂課就是孫國華的,也是在這堂課上他第一次聽孫國華唱歌。那是1998年,參加完人大法學院研究生面試的李奮飛打算留在學校几天,提前聽聽法學院的課,幸運的是,他走進的第一間教室便是孫國華的課堂,那一年,孫國華已經73歲高齡。如今已經過去19年,但孫教授在課堂上的談笑風生,李奮飛依舊印象深刻。

孫國華自己也常常講,“搞了法理學,把我的音樂天才給耽誤了”。他的理想是成為藝術家、音樂家,但在祖國山河破碎、動蕩不安的時代,為祖國學習法學是孫國華那一代人責無旁貸的使命。

1925年4月,孫國華出生于山西省陽高縣小集鎮(現屬河北省陽原縣),其時,軍閥混戰正酣,人民流離艱辛。1941年,年僅16歲的他,告别家人,獨自來到北京求學,就讀于教會學校汇文中學,在這里他接受了系統的中學教育。孫國華的學生、人大法學院教授馮玉軍說,正是年少時接受過系統的教育,使得孫國華教授日后學養深厚,在藝術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

在許多关于孫國華生平的文章里都曾提到一個這樣的故事:中學期間,國文老師出了個作文題目:“霧”,他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憤懣,当即寫下了一首詩:“可怕的大霧,擋住我久未奔放的視线,使我望不見天坛綺麗的身影和北海矗立的塔尖:但總有一天,會云消霧散……”詩寫完后,孫先生本以為老師會因此責怪自己年輕魯莽,卻不料老師給了他全班最高分。

這首少年時代所作的愛國詩篇及因此而贏得的“最高分”,永遠成為孫國華愛國情懷的寶貴記憶。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孫國華逐漸樹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遠大抱負,這個理想成為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標尺,并貫穿一生。

1946年從汇文中學畢業后,一向喜歡音樂的孫國華原打算考北平師范大學音樂系,但因病“落下不少功課”,隨后考取了朝陽學院司法組。創辦于1912年的朝陽大學,是民國時期著名法科大學,享有盛譽,世稱“南有東吳,北有朝陽”。對于兩所名校,孫國華生前曾表示,雖然兩個學校的講授重點有所區别,但是当時的法學教育工作者有一個共識--法律要遠離政治,“法官只認法律,不認政治”。

但愛好音樂的孫國華仍“想在來年,再考北師大”音樂系。1947年暑假,他已參加了北師大入學資格的筆試,“就差拉小提琴”复試了,但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辦壁報、組織游行等事務纏身,遂放棄“去北師大學音樂”,留在了朝陽學院。在搞“學運”的過程中,他曾兩次上“黑名單”,1948年,他被捕入獄,一度被关押在軍統的看守所里,連放風的權利都沒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他才获釋。

雖然錯失了成為音樂教授的機會,但是在朝陽大學三年的學習依舊影響了孫國華的一生,他生前在接受采訪時曾提到:“‘浚哲文明’簡短的四個字校訓影響了我的一生。它既是法科學生成才的標准,也是我所主張的法律要以理服人、講究公平正義的思想基礎。”

2015年,第一批朝陽法學先賢文集正式出版,作為朝陽大學培養出來的最后一批還健在的法學家,身為朝陽大學校友會會長孫國華感嘆:“我可能是最后一任朝陽大學校友會會長了,因為即便再改選也沒人了。”如今,朝陽大學校友會會長真的成為了空職。

1949年,孫國華出獄后并沒有回到朝陽大學,他先是被分配到由謝覺哉擔任校長的中國政法大學教育科工作,1950年則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工作。雖然孫國華是奔著人大的文工团而去,但是有過法律學習經驗的他,最后選擇接受組織的安排,進入了法律系,成為第一期研究生,在前苏聯專家E·m·謝米里亨和中國著名哲學家、法學家、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家何思敬教授的指導下,繼續研究法學理論。

在此之后,孫國華教授一生都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法學觀念。

開講中南海第一堂法制課

“毫無疑問,孫老師是法學大家、法理學的泰斗,主編的《法學基礎理論》是新中國第一部法理學統編教材,奠定了我國法理學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也是第一位到中南海講課的法學學者……”提起孫國華教授,他的另一位學生、人大法學院教授朱景文對于老師在法學方面的建樹如數家珍。但朱景文認為這些頭銜還遠遠無法概括他的一生。

孫國華1950年代中后期開始指導研究生,先后招收過十余屆碩士研究生。1986年成為法學理論專業博士生導師,建立并主持人大法學院的法理學專業博士點,迄今已經指導或參與指導博士研究生數十名。

馮玉軍介紹說,因為孫國華是人大榮譽一級教授,所以可以終身帶博士生。直到前年,人大的學子們還常常能在校園里看到這位鶴发童顏、聲如洪钟的老法學家,当時已經近90歲高齡的孫國華教授還在帶博士生,“他們這一批人,只要有最后一口氣在,也會為中國法治建設而奉獻。”馮玉軍說,“對于孫老來說,上課不是一种辛勞,是傳播知識的欣慰,历史給了他特殊的磨難,也給了他特殊的回報。”學校評價他為“鎮校瑰寶”。

馮玉軍所說的“磨難”開始于1957年。在反右派斗爭中,法律界尤其成了“重災區”,許多高校中的知識分子被錯划成了“右派”。“這一時期,法學教育中法律本身的東西開始減少。”孫國華生前回憶,当時諸如“政策就是法”這樣的錯誤觀點一度占据上風,在具體實踐中,大家常引用“工業(政策)多少條,農業(政策)多少條”,這讓“政策取代了法律”,對法治造成了巨大破壞。

隨后在這股風潮中,孫國華和家人被下放到江西農村多年。但是很少有人聽到他的抱怨,即使無法教學和科研,他也未停止思考。等到孫國華50歲左右的時候,終于迎來了新的時期,來之不易的科研機會,孫國華開始與時間賽跑,1978年到1986年可稱為孫國華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超水平发表了許多原創論文和著作以及他所編寫的教材,奠定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法理學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

也正是因為這段經历,当中央領導同志需要一位既精通前苏聯法學體系,又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非常了解的法制課老師時,当時的人大法律系副教授孫國華成為入選者。1986年,他給胡耀邦、喬石、李鵬、姚依林、胡喬木等領導講課。講課時,胡耀邦非要孫國華坐在主座上,并說“先生應当坐在主座上”。

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個年頭,当年,中央領導集體學習制度還未正式形成,孫國華的這次法律講座,是中南海的“第一課”,孫國華因此被稱為“中南海講課第一人”。

馮玉軍評價,以此為開端的法律學習,對于國家和領導人不斷深化推進法治決策應該是有非常大作用的。而一位法學學者能夠進入中南海講課,對于許多法學家來說,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我只是沒有隨波逐流、見風使舵而已”

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馮玉軍正在整理孫國華教授的生平資料。“我現在正在看孫老師在每次學生畢業時的叮囑。”馮玉軍說。每次博士生畢業,孫國華教授都會和學生們一起合影,然后叮囑一番:“我們老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希望在你們身上。我們在解放前,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那些不好的,非法治的,都在逐漸減少,你們肯定能看到中國法治好的未來……”

而對于自己,他則是“莫因懷舊多傷感,须自創新找欣慰”。他認為不要總是懷舊,趕緊迎接這個嶄新的時代,趕緊為祖國培養更多的優秀法律人才,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貢獻力量,從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快樂。馮玉軍說,“孫老這樣的話非常多”。

孫國華在總結自己50多年法學研究生涯時寫到:第一條是我沒敢偷懶,沒有敢放棄自己的崗位責任;第二條是沒說假話,我怎么認識的就怎么說了,也許我的認識是錯誤的,但我講了真話。所以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批我“右”,后來自由化思潮流行時又有人說我“左”。實際上我本人并沒有變,只是沒有隨波逐流、見風使舵而已;還有一條就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堅信馬克思主義法學、法學理論在世界觀、方法論方面比西方形成的任何法學理論都高明,所以在這方面說我們‘幼稚’我不接受”。

孫國華也曾在課堂上不無遺憾地說,“你們現在已經不提馬克思了,只知道馬克斯·韋伯”。

当然,面對不同的觀點,孫國華教授也是十分寬容的。朱景文經常與孫國華教授一同參加學術會議,“說到激動處,孫老常常直接在會議上爭的面紅耳赤,甚至拍桌子”。但是朱景文也經常看到,孫老当面和這些人“主動講和”,“咱們爭論歸爭論,但是這不影響個人关系啊”。

当然,孫國華并沒有因為堅持己見而固步自封。生病期間,學生們去探望,孫國華總會把身體放在一邊,跟弟子們討論当下的熱門話題、法學院的新成果,他夫人規定的3分钟說話時間,常常延長到半小時以上。

孫國華晚年的時候十分关心社會的公平正義,并撰文《公平正義是治國理政的牛鼻子》,提到必须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與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一體推進,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法律和藝術都追求“真善美”

提起孫國華,音樂也是一個不能抹去的標签,雖然沒有成為專業的音樂家或者音樂教授,但是音樂是孫國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曾經在2008年專門為孫國華教授寫過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對孫老師最為欽佩的,一是他對學術,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執著;二是他的開朗的性格,堅強的體魄,80多歲的人,還騎自行車;三是對事業、對生活、對學生的充滿激情,唱歌跳舞,各种活動都積極參加”。

在孫國華家里的顯眼處擺放著他的小提琴,從15歲他就開始學拉小提琴,此后一直沒間斷。他還拉過二胡、板胡,更是自學成才,學會了彈鋼琴。不僅如此,他還組織了教授合唱团。

孫國華在1980年參加小提琴考級時,别人還以為他是陪孫子來考試的。而他也認為,終生為之努力的法律和藝術其實是有相通之處:都是追求“真善美”的藝術。

在馮玉軍看來,也正是這樣丰富精彩的生活,使得老師的晚年十分幸福,也讓人無比羨慕,“他還跟音樂家劉秉義同台飆過歌,唱的是《我為祖國獻石油》,對于藝術他是有充分自信的”。

2005年除夕,孫國華還曾邀請四名留校沒回家的人大學生,到自己家過年。席間,他彈奏了《致艾麗絲》《夢幻曲》等鋼琴曲,還清唱了歌劇《茶花女》片段。

在法律和藝術的追求上,孫國華教授的弟子們表示,難以望其項背。而他的為人處世,親切謙和更是讓人感嘆。

聽聞孫國華教授逝世的消息,李奮飛在朋友圈寫下了他與孫老在電梯里的一次相遇。当時電梯里的送水工人手忙腳亂的把水往外搬,当李奮飛還在猶豫是否要幫忙的時候,当時已經快90歲的孫國華卻已經出手幫忙了。

與李奮飛偶遇的時候,孫國華也會噓寒問暖,关心后輩學者的研究。“那一輩學者很多是重實體而輕程序的,但是孫老師的觀點十分與時俱進,認為程序法同樣重要,并鼓勵我多关注程序法的獨立價值。”李奮飛說。對于學生、后輩,孫國華親切的如同自己的孩子,工作上关注,生活上关心。

孫國華給馮玉軍的座右銘是“做人做事做學問”,馮玉軍強調,“這三個詞是有順序的,我們在孫老師的門下是做學問的,但是他卻要求首先要做人、做事,最后才是做學問”。

無疑,孫國華92年的人生也是如此要求自己的。

編輯: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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