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家失望:漢末儒生集體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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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8 22:01:43

大多數儒生的心態和行為方式直接決定著儒學興衰的命運,在逐名求利中,代表著國家最高學術水平的太學迅速沒落了。另一部份覺得國家遲早完蛋,放浪形骸。儒家在東漢末年,走進了一個怪圈。本文摘自愛思想,作者黃朴民。


儒學在漢末陷入怪圈(圖源:VCG)

孔老夫子苦心孤詣发明的儒學到了東漢末年,算是走進了一個怪圈。皇帝是左一道聖旨右一通詔令,提倡學習六藝經典,舉薦孝廉賢良,把名教治國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把《白虎通義》等儒教大典尊奉為所謂的"國憲",真是"言者諄諄";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卻"聽者藐藐",人們是越來越不把朝廷的那一套真的当作一回事,陽奉陰違、敷衍搪塞者有之;假公濟私、兜售私貨者有之;置之高閣、我行我素者亦有之。社會上假道學堂皇表現,真君子痛心疾首,"世紀末病"到處流行。

其實這并不奇怪,《道德經》上早就說過:"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历史已經充分證明,一個朝代越是提倡什么,表明它恰好最最缺乏什么。東漢王朝的道德名教之治,這時候真的變了滋味,走到了尽頭。

東漢儒學的中衰,固然有儒學理論本身的原因,"天人感應"的妖言惑眾,"河圖洛書"的荒誕不經,"師法""家法"的固步自封;窮經皓首的疊床架屋,使得原本是"人學"的儒學,變成了怪模怪樣的"神學"和一堆廢話的"村學",鬧得思想界一片烏煙瘴氣,搞得聰明人淪為笨伯。但是,其中衰沒落更重要的標志,当是当時儒林人士的分化與異化。儒林人士作為儒學理論的具體實踐者和宣傳者,他們的心態怎樣,他們的表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儒學地位的沉浮、決定著儒學命運的走向。而東漢末年的儒林異化,則真實地標志著儒學的"載體"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無法发揮正常的作用。這實在是儒學自身的一大悲劇,所謂"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当時社會上異化中的儒林人士,大致可以划分為三大類型。

第一類,当然是那些長期禮教所熏陶而造就的欺世盜名之徒。這類人來源复雜,數量最多。"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他們之所以有熱情,有功夫崇拜孔子,攻讀經書,動機十分單純,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博取功名利祿,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道德經》說得好:"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類人從儒學傳統中誕生,借重儒學的仁義禮樂口號說事,然而又在精神實質上從母體中剝落游離出去,反過來恩將仇報,反戈一擊損害凌辱母體,成為母體的異化力量,当了可恥的"叛徒"。

利祿是最最有力的政治杠杆,古今中外,恐怕沒有例外。自從大漢王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向嗷嗷待哺的儒生敞開利祿大門,騰出官位,懸掛厚祿籠絡、利用儒生,儒生中能夠頭腦清醒,把持住自己的實在沒有几個,各色人等均搖曳著儒學這面金字招牌,一窩蜂地湧入利祿之門,投機鑽營,獵取富貴。在絕大多數儒生的眼中,自己是否有出息,是否能收回人力財力的投資,便看能不能"明經術""通一藝",一旦有了這點能耐,那擠進學官隊伍領一份干薪,或者坐高堂,抽签子打草民的屁股也就勝利在望、指日可待了,"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漢書·夏侯勝傳》)所以老人家口沫橫飛用心地教,年輕人懸梁刺股拚命地學,所謂"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云云,正反映了這种"群體性無意識"風尚。

正如友人王曉毅教授所指出的那樣:神聖的道德教化一旦同升官发財捆綁在一起,則立即发霉變質換了滋味。所以,在仕途祿位這根魔杖的指揮之下,東漢帝國從上到下上演了求名的鬧劇,掀起了逐利的濁浪。由于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經難以出名,僧(儒生)多而粥(官位)少,于是沽名釣譽之徒孜孜于劍走偏鋒,翻新花樣,挖空心思,競相做出不近情理的道德"壯舉"。

有人被強盜搶劫后再將剩余的財物追送給強盜而成為著名的"義士";有個名叫趙宣的家伙,母親死了,為了標榜"孝道",在墓道中服喪20年(比正常的三年守喪多了近七倍時間),偷偷地生下五個白胖兒子,但卻成了遐邇聞名的大"孝子",成為州郡競相禮聘的對象;還有個許宣做得更絕,侄子殺人犯案,仇家尋上門來,他居然臉不紅,心不跳,在仇家跟前侃侃而談所謂的"禮""義",弄得仇家蠻不好意思,反倒要叩謝被殺似的。許宣拿它作資本,給自己混了個"孝廉"的頭銜,享受上不干活白取一份干薪的處座待遇。總而言之,"一切道德善行都成了发放政治高利貸,都是為了一個極簡單、極明了的目標--欺世盜名而榮華富貴。"(王曉毅《王弼評傳》第5頁)"舉賢良,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坐車不落即中書,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審舉篇》),已經成了当時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顯眼的風景线。

普通儒生是這樣,少數著名的經學大師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同樣從早到晚沉醉在窮奢極欲之中,混跡于謊言欺哄之間。如大名鼎鼎的權威級"教授"馬融,身為"外戚豪家",即便是在講經傳學時也片刻離不開美女、醇酒與歌舞;"多列女倡,歌舞于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后漢書·馬融列傳》),好一個"酒飲微醺,花看半開。"

生活的放蕩不羈往往是與處世的鄙瑣卑劣相关聯的,還是這一位馬融先生,曾經替外戚權君梁冀"草奏李固(当時朝廷里鳳毛麟角的正派大臣,官吏隊伍中難能可貴的道德良心),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溜须拍馬,坑害好人,為一己私利苟且經營,以至于正直的人們所不齒,"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后漢書·馬融列傳》)。

大多數儒生的心態和行為方式直接決定著儒學興衰的命運。于是乎代表著國家最高學術水平的太學迅速沒落了;"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后漢書·儒林列傳》),博士(相当于今日高校里的大牌"教授")在那里呼呼睡大覺,不再開課授業;學生們自由散漫,束書不觀,聲色犬馬,縱情享樂。校舍破爛不堪,變成了一片菜園子地。太學大規模擴招,學生的數量雖然猛增到三万余人,可是絕大多數是混日子、撈文憑之徒,潛心治學者實乃鳳毛麟角。結果当然只能是"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后漢書·儒林列傳》)。一切的一切,都和統治当局的良好初衷相背悖,都加快了儒學的沒落。

另一類儒林人物,目睹了黑暗肮脏的社會現實,并且意識到儒學原則在当時被歪曲、被庸俗化的趨勢,但是自己又沒有什么法子扭轉和改變這一現實,于是"檀公三十六計,走為上",試圖遠遠地躲開這一切,以不與丑惡事物同流合污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像《紅樓夢》中林黛玉《葬花辭》所詠唱的"質本潔來還潔去,莫教污淖陷泥溝"。老實地說,這雖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但也不失為一种在社會大動蕩中,清白公正的處世態度,所謂"達則兼相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對于東漢王朝,他們表示了徹底的絕望,認定它已經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尽管他們不至于像綠林草寇那樣去"反天""變天"(其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諒他們也是"有賊心,無賊膽"),但是也不願傻到智障的程度,心勞力拙去"補天"(真的是"殺人無力求人難,傷心千古讀書人")。

大名士郭太,太常趙典察舉他為宰。這本來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睡著時做夢也要笑醒的美差,郭太身邊的朋友紛紛奉勸他抓住機會,謀個一官半職,混個出人頭地,順便也提攜各位兄弟一把。可是郭太卻不這么看,冷靜地說:本人夜里仰觀天象,白天俯看人事,朝廷的好日子走到尽頭了,這是天意,而天意是不可違逆的,"天之所廢,不可支也",于是不管什么人征召,他都不出山,找各种借口把送上門來的官帽推辭掉。

還有一個許劭,他的看法也與郭太相似,覺得大禍降臨、朝廷完蛋是不遠的事情,又何必無事生非,去趟這灘渾水?所以同樣多次回絕了官府的招聘。有人不理解他的選擇,"或勸劭仕",許劭向奉勸者交心,不是不想当官,實在是區區小命要緊,陪玩不起:"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后漢書·許劭傳》)

"恰似那食尽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大難臨頭,玉石俱焚,聰明人可不想当殉葬品,做屈死鬼。所以,不少人就對現實采取了消極不合作的態度,孤芳自賞,潔身自好,"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嚼得菜根,百事可為"。

有一位名叫魏桓的儒生,大概在当時學問名氣也不小,所以多次為朝廷征辟,朱衣蟒帶唾手可得。他的同鄉人羨慕得兩眼放光,勸說他趕緊去應召当官,到時候家鄉的親朋好友也能大樹底下好乘涼,多少撈點實惠。魏桓卻不為所動,反問自己周圍的熱心人說:如今后宮佳麗成千上万人,是不是能裁減掉?皇宮中良馬几万匹,是不是能減少些?皇帝的周圍尽是一些不學無術、溜须拍馬的豪強權臣,是不是能罷斥走?熱心人聽了后沉吟片刻回答道:的確沒希望,實在做不到!魏桓接過話茬:讓敝人活著出去死翹翹回來,這對于各位仁兄又有什么好處呢!于是斷然辭了官命,隱身埋名不出。(《后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文)

再如姜肱這位儒士,得知自己被朝廷聘為太守(這可是二千石的高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長),也趕忙打點行裝"隱身遁命,遠浮海濱"。昏聵的朝廷不知趣,還追著他不放(這也許是不想枉擔"野有遺賢"的名聲吧),任命他為太中大夫(不做封疆大吏徑作為樞宰令),姜肱知道后,一撒腿跑得更遠,"蠃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后漢書·姜肱傳》),依靠替人看相占卦填飽自己的肚子。

他們不僅自己這般處世,而且還大慈大悲,鼓勵其他人仿效自己的做法,體現出典型的儒家人文关懷、忠恕之道:"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論語·雍也》)例如徐穉讓茅容轉告郭林宗(即郭太):大樹就要倒下來了,靠一根繩子是根本撑不住的,"何為棲棲不遑寧居"?又譬如荀爽擔心好朋友李膺"名高致禍,欲以屈節以全亂世"。于是伏案揮毫,寫了一封情真意切、肝膽相照的書信給李膺。向他誠懇地指出:"知以直道不容于時",希望李膺心頭的激浪巨濤平息下來,看破紅塵,瀟灑自在一些:"怡情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后漢書·黨錮列傳》)。令人遺憾的是,李膺此人的腦殼不怎么開竅,讓一頂"八俊"的桂冠迷糊了心智,硬要去充当什么"清議"派的頭頭,嘔心瀝血去"補天",到頭來,皇帝一翻臉,腦袋便滾落了地。

這种士林風氣的彌漫,說到底,仍然是對貫徹儒家政治理想的巨大冲擊。儒家原則上雖然也主張在人生進退問題上采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態度。孔老夫子就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提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孟子也講"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孟子·尽心上》)。可是從根本上講,它是主張積極入世,以經國濟世為己任的,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論語·衛靈公》),便是其在立身處世時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規范,這就是儒家所堅持的大丈夫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東漢末年儒林中這股明哲保身風氣的彌漫,表明相当一部分儒生對儒學在社會生活中的繼續貫徹,已經不复抱有信心了。面對丑惡的現實、混亂的世態,他們軟弱地閉上了雙眼,撒手不管,臨陣脫逃,忘卻了自己肩頭所承擔責任與義務。可以這么說,当時儒林的異化已經到了深層次的境界。

如果把徐穉、許劭等人看作是黑暗政治的消極妥協者,那么,像李膺、陳蕃、李固、范滂、孔融等先生,則是一群有其志而無其才的狷介儒士,是当時黑暗政治的悲壯犧牲者。他們既不像趙宣等禮教異化者那樣的虛偽卑鄙、猥瑣下流;也不像郭太、許劭等隱世獨善者那樣的委曲求全,軟弱消極。而是想實實在在做些事情,試圖挽狂瀾于既倒,振綱常于瓦解,頗有點"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元稹《悼亡詩》)的癡情與執著。為此,他們苦心孤詣,拿雞蛋砸石頭,聯絡外戚,放言清談,乃至起兵勤王。只可惜,他們思想僵化,白白富有善良的願望而不具備底定乾坤、重整山河的本領,終究無法改變嚴酷的事實,事泄身敗,悲慘地走向斷頭台,作了絕望時代的祭品。清代詩人黃仲則(景仁)有詩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這些人的表現庶几近之。

這些人的最大特點,一是思想的僵化。習慣于迂腐地對待儒學的基本原理,并且駕輕就熟,繼續玩弄著陰陽災異、圖讖迷信這一套東西。像大名士楊賜,曾在靈帝熹平、光和年間,分别就青蛇出沒,虹蜺現身等自然現象上書給皇帝,尽自己一份"文臣死諫"的職責,但是我們若通觀全篇,就會发現,那上面統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那一套鬼話:"和氣致祥,乖氣致災……夫皇極不違,則有蛇龍之孽"(《后漢書·楊賜傳》),絲毫沒有什么新鮮感,根本沒有任何新招術。這樣的老生常談,皇帝陛下的耳朵都快聽出了繭子,他若有興趣來理會你,那才怪呢!所以,頭腦比較冷靜的崔寔等人打從骨子里便瞧不想李膺、李固等人,認為他們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笨伯,只會夸夸其談的書呆子,根本不配討論國家大事:"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后漢書·崔駰列傳附崔寔傳》)。

這些可敬的"笨伯"們除了思想僵化,在具體辦事的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空疏迂闊的。他們對于借以安身立命的儒學之"愛"是出乎真誠的,這一點不必有任何懷疑,也力所能及做了些表彰儒學的工作。像躋身于"八及"之列的劉表曾在荊州推廣儒學,招納賢士,開創荊州官學。又像大名鼎鼎的孔子后裔孔融先生,在当太守的時候,也曾經開辦學校,表彰儒術,還著力薦舉了鄭玄等第一流大學者給朝廷,使社會上的讀書种子不至于因國事蜩螗而滅絕,儒家的學統不至于因人事代謝而中斷。正是這個緣故,從小聰慧又有讓梨情操的孔融在当時社會上名望很高,一度混出諸侯的模樣。

可惜的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正是這位孔融仁兄,在做青州刺史(大軍區一級的司令)期間,袁紹的兒子袁潭統率軍隊來攻打城池。戰況十分激烈,形勢非常危急,"流矢雨集,戈矛內接"。你猜猜孔融他此時此刻正在做些什么呢,可以告訴你,按尋常的思維一定猜不著:這位仁兄既沒有親臨前线浴血指揮,也不曾鎮坐軍帳居中調度,而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安安穩穩坐在自己的書房里,"隱几讀書,談笑自若"!真是怡然自得,瀟灑自如,頗有泰山傾崩于前而臉不變色的大家風范、雅人深致。当然,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城夜陷"。總算他還知道"逃之夭夭",有逃命求生的本能,在敵軍抓捕到自己之前,跌跌撞撞"乃奔東山"去了,只是苦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讓袁譚麾下的將士們給一窩端,扣作人質,吃尽了苦頭。這里,我們所看到的孔融,是活生生的一個典型書呆子的形象。因此史書稱其"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后漢書·孔融傳》),成為历史上的笑柄。而他日他讓曹操隨便按個罪名砍去腦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君子從來斗不過小人,純正的書呆子遇上"亂世之奸雄"還能有活路嗎!

其實,其他許多黨錮之禍中的儒林人物,又何嘗同孔融有本質的差别呢?范滂被捕時,曾對兒子說了一段非常有名的傷心話:"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后漢書·黨錮列傳》)。是啊!做壞事自己良心上不能忍受,可做好事当君子在生活中卻處處碰壁,如何是好,怎么才行,他們沒有辦法予以解決,留下千古奇冤;后人也沒有本事替他們設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出路,徒然呼喚奈何,真是左右不是人,前后都見鬼。這嗟嘆,這悲鳴,實際上深刻地反映出這類正直而迂闊于事情的儒生群體,對自己及其整個儒家學說之命運困惑迷惘的心態。

儒林異化的結果,不用說,当然是十二分的糟糕。它的持續,換來的是黨錮之禍的发生。而黨錮之禍的降臨,李膺、陳蕃、范滂等儒家精英人物的被殺,宦官惡勢力的無限膨脹,則表明東漢王朝已經腐朽反動到了極點,它已不再有任何的勇氣,來傾聽(更談不上接受)不同的聲音了。尽管這聲音原本是出于維護統治者長遠根本利益的良好意願,是真心實意的"補天"而絕非居心叵測的"變天"。同時也清楚地表明了几個獨夫民賊已經黔驢技窮,徹底失去了實施專制統治的基礎--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代表廣大官僚們的信任與支持,東漢王朝壽終正寢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果不其然,沒有隔多長的時間,公元184年,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爆发了,"旬日之間,天下向應,京師震動"(《后漢書·皇甫嵩朱雋列傳》),如烈火之燎原,如激水之漂石,勢不可擋,所向披靡,丑陋的東漢王朝的喪钟撞響了!與之相應,則是長期以來高居廟堂、貌似神聖的儒家名教成為滑稽的笑料了!

編輯:欒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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