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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父親揭淮海戰役內幕

【多維历史】國共內戰結束六十多年了,但中外历史學家對一九四八年冬那場血肉橫飛的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一直爭論不休。在那場惡戰中,國軍被殲五個兵团-廿二個軍五十五万精銳部隊,導致國民政府倉惶退守台灣。指揮那場惡戰的雙方統帥:毛澤東與蔣介石,戰地指揮官: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粟裕與杜聿明劉峙邱清泉李彌尽皆墓木已拱,唯一健在的戰地高級指揮官乃是徐州剿匪總部前進指揮部副主任兼十六兵团中將司令官孫元良。
這位一百零二歲的抗日名將已退出軍政界半個多世紀,鮮少與外界傳媒接觸。這一代的年青人在報刊上見到孫元良的名字,往往是因為他的五兒孫祥钟(秦漢)的藝術成就與影坛新聞。以下是香港鄭義與孫元良將軍的談話,孫老將軍為大家揭開了淮海戰役中鮮為人知的內幕。

老年孫元良與兒子秦漢

鄭義:孫將軍,徐蚌會戰本是相持之局,敵我雙方犬牙交錯、層層包圍,共軍几度陷危境,据了解若非吳化文、劉振三、張克俠、廖運周等高級指揮官在緊要关頭拉開口子投共,共軍本已臻強弩之末。即使徐州突圍決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師而退,倘能順利轉進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但官方與民間的史書對蕭縣突圍的論述不一,言人人殊,作為這場关系中國命運之大決戰的前進指揮部副主任,您對最后廿万人全軍覆沒的內幕秘辛了若指掌,如果您默不作聲,未親历這場戰爭的后輩們纂寫历史時,可能會有所偏頗……
孫元良:徐州是使用過不少人力物資,花過長時間經營的補給基地和空軍基地,它的地形利于防御,工事強固完備,交通通訊設備齊全,糧彈燃料有相当存儲量。既使后勤聯絡被截斷,空投也較容易。我們這么龐大的集团兵力,武器車輛都很充實,当然需要龐大數量的補給,徐州是可以滿足供應的。徐州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以輕易放棄呢,長期以來我一直懷疑國防部有潛伏共諜在作怪,他們假最高統帥的名義把徐蚌前线五十多万將士驅趕到了絕境。
鄭義:隨著檔案資料的解密,历史學家確認,從徐蚌會戰計划的醞釀制訂,到杜主任被圍陳官莊,在國防部作戰廳几乎參與了所有的重要決策的劉斐、郭汝瑰系潛伏共諜。郭汝瑰先擬定固守徐州方案,又私下透露給中共,因而未能全面付諸實施。接著擬定撤離徐州方案,由于杜主任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開郭、劉等人而與蔣公直接達成“撤而不打”的密議。然而当杜部到達青龍集一帶時,共軍佯作北撤,劉斐察覺蔣公求勝心陡然上漲,乃巧妙地從旁指責杜主任蓄意避戰“只想逃跑”,郭汝瑰則旁敲側擊,極力強調杜聿明必须求戰而不能避戰。于是,蔣公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進,轉向濉溪口解黃維兵团之圍。現在從杜聿明回憶錄可知,他接到國防部電令后,感覺蔣公“所以變更決心,是被郭汝瑰這個小鬼的意見所左右的”。
孫元良:是啊!黃伯韜兵团被殲時,我就当眾說過:“消滅黃兵团的是國防部,不是陳毅!”叫王澤濬四十四軍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黃伯韜帶一個兵团去援救王濬一個軍、叫黃維兵奔馳千里去雙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劉峙輕易放棄徐州、叫杜主任的三個兵团在公路上排成無法作戰的難民式長龍淪為龐大軟件動物的,都是劉斐﹑郭汝瑰。徐州撤退的翌日,我在吉普車中看到沿途擁塞混亂情形,就致電杜主任,指出共軍只要用一個排就能將我們二十万人打散,這樣下去實在危險,最好我們三個兵团分開來行動,趕快脫離戰場,把態勢整備好了再合起來同共軍決戰。兩小時后杜主任覆電說,統帥部不同意我的意見,杜要我去研究作戰計划。我事忙不能去,便派副參謀長熊順義出席。熊提醒我:突然改變方向,轉攻東南,掉轉方向起碼需要兩天多時間,在這期間不知有多少共軍追趕上來,那時就不止濉溪口三、四万敵人,而將是十几万、几十万敵人跟蹤而來重新形成包圍圈。我們自投羅網,插翅也難飛了。我讓他到指揮部同邱清泉辯論,說透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到如今,卅六計走為上計,停上來是死路一條!”
鄭義:据熊順義在大陸所撰回憶錄,他在會上講述了孫將軍與各友軍的意見:“明知不可久待而竟待之,豈不是睜眼跳崖自己找死?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必须從整個形勢來考察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可是邱清泉說:“無論從戰略、戰術、士氣上都不應該這樣停下來掉過頭去鑽圈套,但是老頭子這一关過不去!誰能擔保不挨罰!還是遵令調頭吧!共軍圍就讓他圍吧,圍過十天半月,吃不了,他們會自動逃走的!”李彌也附議,于是杜聿明就讓熊順義回去說服您。
孫元良:問題就出在這里!國家興衰存亡所系的一場大戰,其勝敗僅由一名驕兵悍將的乖謬舉措來定奪。我實在無意去批評統帥部昧于現勢不夠明斷,遺憾的是杜主任優柔寡斷,未能果斷執行他在南京與總統所定的密案,而聽任豎子妄作主張,將廿万國軍主力輕易葬送,大陸也就很快陷共了!黃維兵团的東來,原是為了增援徐蚌,但從十一月廿五日起,這一兵团被困雙堆集,弄成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反轉來要我們去援救他。到十二月六日,統帥部弄清戰局知道兩部無會合之可能,終于同意我們分道突圍。即使高層有共諜搗亂,設若杜主任有壯士斷腕的魄力,耳根不軟,毅然堅持突圍,何至于全軍覆沒呢?十二月六日共軍既未調集,也沒有把我們圍困得那樣嚴實,而我們孫邱李三個兵团都相当完整,占据在有利的內线位置上,如果一齊行動,是有冲出重圍的力量,最壞的結果也可以冲出一半,稍經整補又可作戰,何至于讓共軍撈便宜覆我全軍、此后如入無人之境輕易渡江呢?再站在共軍的立場上說,他們究竟是希望我們呆在一起讓他們圍住一口一口吃掉呢,還是希望我們走開以保存實力呢?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我們為什么要甘心鑽入敵人的圈套呢?
鄭義:据大陸出版的軍史說,共軍華野司令員粟裕聞悉杜主任棄徐州西撤,頓時驚出一身冷汗!那時共軍已比國軍行動晚了一天,而國軍部隊大都是機械化兵团,倘杜部南下與黃維兵团會合,將會給劉伯承鄧小平的中原野戰軍造成致命的威脅,后果不堪設想。粟裕晚年同他妻子楚青談起徐蚌會戰時,說他曾經緊張過兩次,其中第二次就是追擊杜聿明集团。他說:“非常危險啊!尽管我們估計到他們的撤退方向,卻沒有想到他們撤退得這么快。我們有些縱隊又突然失去了聯絡,怎么也找不著了,万一讓他們三十万部隊撤到淮南,問題就大啦!”可惜國軍自己變生肘腋。据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文強的回憶錄說:“……天色昏暗便聽到孫兵团突圍行動已經開始的密集槍聲。奇怪的是,邱清泉忽然改變了計划,自作主張下令就地宿營。杜聿明問邱為何不照決定行事,邱說:‘一切由我自行負責。如果突圍時丟失了重武器,即算到了南京,又怎能交賬?’杜竟同意邱的意見,又致電李彌令他也改變計划就地宿營”“由于邱清泉一意孤行,破壞了杜聿明十二月六日晚三個兵团同時突圍的計划,杜感到非常非常不快,可又無可奈何。邱清泉在包圍圈中曾一度想趕走杜聿明取而代之,認為沒有架在他頭上发號施令的必要,甚至正式向杜提出:‘包圍圈中一切責任由我來負,你的身體不好,請回南京去為老頭子妥籌善策吧!’杜聽了這些話難受極了,杜表示要為党國尽忠。邱趕不走杜,便遷怒杜身邊的高級幕僚,指桑罵槐闹得大為不安”。
孫元良:文強是個忠厚君子。從延誤援救黃伯韜到蕭縣突圍,足可以看出邱清泉以其私怨,敗國殄民。總統下令五個兵团集中力量打通津浦路徐州至蚌埠之間交通時,邱清泉私心自用,故意留下國軍裝備最精良之王牌中的王牌第五軍在潘塘至水口一线遲遲不投入戰斗;到陳官莊他下令停止前進,名義是休整,實際是為了調兵救援他擔負掩護任務而被共軍包圍的親信四十五師郭吉謙部和九十六師鄧軍林部,只因舍不得掩護部隊而讓几十万大軍坐以待斃!十二月六日我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軍七、八千官兵突圍到了永城,我自己率領的兵团司令部突圍入黃泛區,最后到了武漢。邱李兵团雖然按兵不動,事實證明了突圍的可行性。倘若那天三個兵团同時行動,当然突圍成功了。
鄭義:從結局看,杜主任與多數軍、師長被俘,三個兵团司令,一戰死兩突圍,所以滯留大陸的部將不無怨懟之心,從他們的回憶錄可以看出這种忿忿不平情緒。譬如您部下一二二師參謀長魏煜焜說您“命令通信營把所有電話线截斷,電台也停止收发報,特别囑咐指揮部发來電報一概不收,目的是唯恐杜聿明變卦,下令不再突圍”;該師師長熊順義說您“只身潛逃”;魏煜焜說您“化裝假稱中尉副官,未被解放軍查出,乘混亂之際逃跑”;總統府戰地視察官李以劻則說您“藏躲在老百姓的床下未查出,僥幸逃出重圍”;一二五師師長陳仕俊說您“由三七四团保護突圍,在半途化裝商人逃到武漢”;就連杜聿差明都說您“只身化裝逃走”。
孫元良:光亭兄不愧為一誠實的軍人,他對總統完全說實話——他電告總統第十六兵团是遵照他的命令而行動的。設若杜主任像某些奸佞那樣把一切過失往别人頭上推——万一他否認下令讓我突圍,我必须面對軍法審判。到河南確山會見省主席張軫時,我才知道十二月六日那天指揮部臨時變更計划,只有我一個兵团突圍,杜主任他們仍在原地作戰。如果我知道杜主任變更決心,我絕不會違抗命令單獨突圍的。至于截斷電线一說,那純粹是有些人推卸責任的遁詞,我知道邱清泉曾責怪十六兵团撤退太早造成后方車輛遭受重大損失。有人說我切斷電线,那是無稽之談,须知当日突圍時兵慌馬亂,人車爭道,冲過敵軍火網時,我身邊的兵团參謀長張益熙都腹部中彈陣亡,在人馬車輛爭相奪路時,誰能保證通訊暢通?說我只身逃出,也是出于想像。我轄下一二五師是機動師編制,有載重四噸的卡車三百多輛。第十六兵团冲出重圍的部隊有四万人,其余未突圍的三份之一約兩万人由兵团副參謀長熊順義收容,合編為第一二二師,他們在原地奮戰至最后一刻;四十一軍有八千人突圍抵達河南永城,我自己率領的兵团司令部四百多官兵經河南確山換乘火車到了武漢。我的同袍部下在共方俘虜營里對我作不實之描述,我不忍指責他們。作為統領廿万人的徐州剿匪總部前线指揮部副主任,對這一場慘敗我自有無可推卸的責任。然而我們自己的官書——《戡亂戰史》,拾人牙慧而歪曲史實,使我几十年來一直骨鯁在喉。例如再版本的《戡亂戰史》云:“……孫司令官乃乘勢突圍而去,但因部隊混亂,又未與邱李兩兵团預行協同,終不免為匪截擊潰散……”。讀者很容易誤會為:“突圍的停止實施,并非由于杜主任拗不過一個人的臨時反對所致,而是由于孫兵团過早單獨突圍所致”。這当然不合事實,再版本刪去了初版本上“邱清泉司令官忽又反對突圍,力主拚戰到底以死殉國。杜副總司令決心動搖,乃罷突圍之議”一段。徐蚌會戰是國軍徹底失敗的一役,參戰的各位將領皆應負戰敗喪師之罪責,絕無可逭。故我絕無為自己辯護之意。但為懲前毖后,作為信史,使后代以古為鑒,則紀錄必须翔實。
鄭義:到武漢后,宋子文有沒有找您麻煩?
孫元良:我到南京是卅八年一月十日,斯時宋子文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已鞭長莫及。想当年抗戰勝利時,我兼任過軍長的第廿九軍首先被編散。在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日寇搖撼陪都之際,這支部隊孤軍奮戰奪回獨山,因而全軍受到國府嘉獎,我亦获頒青天白日勳章。不料廿九軍卻被陳誠以“整軍”名義取消番號,以達其排除異己的目的。我從蕭縣突圍后,陳誠去了台灣任省主席,自無暇北顧。總統知道我已尽職,并未怪責我,他叫我馬上到川東万縣尽速重組第四十一、四十七兩個軍。
鄭義:后來您怎樣離開重建的十六兵团呢?
孫元良:這事說來話長。八年抗戰的第一仗淞滬會戰和最后一仗反攻獨山我都與有榮焉。勝利后,由于陳誠妒賢嫉能,我被解除兵權,做了近一年的常(熟)鎮(江)地區守備指揮官,做了十八個月重慶警備司令,有些人在抗戰中沒打過硬仗卻因巴結陳誠而做了大官。卅七年初,戡亂戰事吃緊,我又被起用擔任整編四十七軍軍長,八月調任十六兵团司令官開往徐蚌前线。按軍功來計,升任兵团司令官統率六万人馬,與軍中同輩相比,可說毫無遜色。但說來慚愧,我統率的軍隊卻是家叔德操先生(川軍孫震上將)的廿二集团軍班底。当時有人向当局進讒,稱吾叔企圖保存實力,于是吾叔名義上晉升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實際被解除兵權。該集团軍屬下的四十一、四十七軍都是川軍,后者是“水晶猴子”(比喻精靈滑頭)鄧錫侯舊部,起初叫我去当整編四十七軍軍長是為了整合這兩支川軍部隊。要是沒有家叔的部隊做本錢,我在參謀總長陳誠底下是做不成整編軍軍長和兵团司令官的。這和我們從前在廣東做連排長時儼然以党國大事為己任、掌權者以天下為公的革命精神,已大相逕庭。我雖是孫震之姪,畢竟和川軍并無淵源,其戰力也同黃埔軍人相差甚遠。卅八年春,第十六兵团重建后,駐扎川東。重慶陷落后兩周,吾叔飛赴台灣,將川鄂綏署主任職交我代理。成都陷共前六日,川鄂綏署副主任董宋珩與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六万人在四川金堂投共。我即指揮六十師董兆均部乘大卡車五十多輛冲入什邡,想調度各軍假道彭縣、灌縣西撤,以與胡宗南部并驅西康云南,或相機突圍進西藏打游擊,不料四十一、四十七軍官長均避而不見,且警戒森嚴。四十一軍軍長嚴翊本是蕭縣突圍時的一二四師師長,突出重圍后我帶他入川重建四十一軍,因原軍長胡臨聰被俘,便升他做軍長。不料嚴翊見利忘義,受董宋珩策動在馬腳井設置陣地准備同我決戰,董宋珩派人送來一信,略謂:“全兵团已經起義,不願西行,你快走吧!”我方知大勢已去——川軍有濃厚的鄉土觀念,他們安土重遷,不願出省作戰。我即率部乘原車冲出什邡,行至成都北郊新都唐家寺,將車隊分散,令六十師董兆均去金堂歸附六十七軍胡長青。我本人再回成都,欲在鳳凰山機場搭機,結果機場关閉,這次才是只身化裝到了香港轉赴台灣的。
鄭義:您知道胡臨聰嚴翊他們的下落嗎?
孫元良:大陸長期消息封閉,我在台灣隱居,音訊全無。
鄭義:胡臨聰在“戰犯管理所”关押十二年整,還当上了“學習組長”,于一九六O年“特赦”釋放。嚴翊投共后又反水,事敗后判刑十年,民國四十六年由重慶轉押公安部北京監獄,五十二年四月“特赦”,三年后病故北京,年僅六十二歲,他比您小一歲,但少活四十年多。
孫元良:這也是天意啊!時隔五十六年,我對于苦戰四十天、曝骨沙場的二十万袍澤仍然永難忘懷;我對此役全軍尽墨也終生感到無比的恥辱,這是我畢生之最痛。想來想去,還是要歸咎于我們從上到下沒有做好保密防諜工作!
鄭義:劉斐郭汝瑰出賣軍機情報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可是中共始終大力宣傳他們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并未重用他倆,也忌談他們的通共行逕,直至劉斐死后十五年,他女兒劉沉剛撰寫《劉斐將軍傳略》一書,程思遠為之撰寫序言,才露出一段“為章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議,存心作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党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郭汝瑰在國防部任職期間,與中共地下聯絡員接頭一百多次,提供了遼西會戰、徐蚌會戰以及長江江防的大量軍事機密,但這些事在他的回憶錄中都絕口不提,倒是他死后陝西出版之《中共党史人物傳》中的〈杜聿明傳〉泄露出以下天機:
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遇見郭汝瑰,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動地說:“郭汝瑰呀郭汝瑰,我們吃敗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著說:“各為其主嘛!”
不過,劉郭二人晚年并不安逸,劉斐在文革時飽受皮肉之苦,他妻子被紅衛兵強迫剪成陰陽頭,夫妻倆都挨鞭打,被罰跪,存折現款全被搶走,還被迫在北太平莊國務院宿舍掃街;郭汝瑰僅僅充任南京軍事學院教員,肅反時有一投降留用軍官檢舉他是潛伏特務,審查一年才結案;反右時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又被殘酷批斗……
孫元良:這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真是老天有眼呀!你從香港來,我想起一個人……民國卅六年我当重慶警備總司令時,偵悉中共地下市委准備在六月二日暴動,企圖煽惑青年學生擾亂治安。我搶在他們前面,于六月一日深夜一舉傳訊了中共嫌疑份子一百六十七人。原擬遣送他們到共區。不料他們對身份都供認不諱,可誰也不肯離開繁華都市重慶去貧瘠遙遠的陝北。于是我們接納他們的自新悔過書,一律予以開釋。其中有個名叫曾敏之的大公報記者,聽說現在是香港左派報紙的頭兒了?
鄭義:噢,曾敏之已經八十三歲了,他因為在重慶寫了一篇〈十年談判的周恩來〉而竄紅,当上了重慶大公報采訪主任。可是中共建政后他并未春風得意——民國四十六年被打成右派,六十七年來香港定居,至七十八年退休也位止副總編輯而已,历四十二年才升了一級。在報業比他資历淺的,如張作錦、馬克任等,在台灣都升至大型報紙的社長一級,江春男(司馬文武)還当上了國安會議副秘書長。
孫元良:当年我出于憐惜人才,不忍斷送他們的前程。可是中共對待我們的新聞從業員就沒有這般仁慈了,据說上海《新聞報》總經理詹文滸死在青海勞改農場,總編輯趙敏恒病死于江西獄中,連他們共產党自己培養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都被逼自殺。這樣一比,就善惡分明了。
鄭義:近几年到奉化蔣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澤東韶山故居參訪者只有前述數字的十份之一,這便是真正民意的表露呀!今日相擾三個小時了,真想不到老將軍這般思路清晰、反應敏捷,條分縷析,出口成章,請問您的長壽之道是……
孫元良:噢,我平生不抽煙,不飲酒,不吃辛辣,不吃蔥姜蒜,不吃泡菜醃菜,不吃腐乳醬瓜;不吃冷盆、涼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調味汁,不吃未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醬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雖有這些忌口,倒也無病無痛。我平生只進過兩次醫院,一次是因腳癬入廣州公醫院,適逢廖仲凱先生遇刺,我親見他的遺體抬進醫院;另一次是当排長時在興寧城根中彈負傷住院。此外,我與醫生、醫院無緣。
我嗜好園藝,喜歡栽种剪花木,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我好讀历史書,從而探究文明的興衰規律,所以人世間的榮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開。這五十多年我無官一身輕,心理平靜、平衡,心平才能氣和。回溯我來到世間一百零二年的經历,捫心自問,我對得起党國、對得起領袖、對得起天下蒼生,唯一深感遺憾的是安徽蕭縣突圍的那一幕,我今日對你細談因果,是希望中國人,不論在台灣、香港、大陸抑海外都要尊重历史,絕不可像某些当權者那樣恣意竄改历史。



(甄嫣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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