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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明:簡析兩种毛派——保皇派與造反派

【多維历史】2011年5月24日,劉思齊(自稱“毛岸英遺孀”)、毛小青(毛澤東侄女)、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等51人,在毛派網站“烏有之鄉”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指控茅于軾為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一書撰寫的讀后感《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以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詆毀中國共產党和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在社會上激起強烈的譴責和憤怒”,“是茅于軾、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動亂”,“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以“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眾”的名義,要求“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同時唿吁“廣大人民群眾和共產党員積極行動起來”,“揭露茅于軾和辛子陵的罪行”。

5月25日,《人民日報》以“中紀聞”的名義发表了《堅決維護党的政治紀律》,稱“極少數党員、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线、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重大政治問題上說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對中央的決策和要求陽奉陰違、另搞一套;還有的不負責任地道聽途說,甚至捕風捉影,編造傳播政治謠言,丑化党和國家形象,在干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這些都是党的政治紀律所不容許的。”“党員必须自覺接受党的政治紀律的約束,決不允許在群眾中散布違背党的理論和路线方針政策的意見,決不允許公開发表同中央的決定相違背的言論,決不允許對中央的決策部署陽奉陰違,決不允許編造、傳播政治謠言及丑化党和國家形象的言論,決不允許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國家的秘密,決不允許參與各种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毛派網站與官方喉舌,一唱一和,配合極為密切。

隨后,“烏有之鄉”的文章稱:5月27日,“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張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體CCTV第一次公開亮相”,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政治信號”。“烏有之鄉”所展示的“公訴”活動則越來越熱闹,各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群眾”分别組团聯署,各地聲討批判會的視頻也上了網。

有人說,劉思齊、張宏良等人的心理狀態、語言類型和行為方式,與文革中的紅衛兵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我要說,文革中的紅衛兵雖然都帶著紅袖章,舉著紅寶書,山唿“毛主席万歲”,但他們所反對的目標和所爭取的目標是不一樣的。有兩种不同類型的紅衛兵——保皇派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劉張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紅衛兵,而不是造反派紅衛兵。

保皇派紅衛兵標榜“根紅苗正”,发起者大多是高干子女,從誕生之日起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階級路线”。他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在學校里批斗“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生”、“狗崽子”,然后到社會上抄資本家的浮財,趕成分不好的人出城,再到使館區冲擊苏聯大使館。在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线”的時候,他們因為“保爹保媽”而被打入冷宮,但很快就因為緊跟掌權的軍隊干部而再次受寵,在“清理階級隊伍”、“深挖五一六集团”、“一打三反”運動中充当打手。文革結束后,一部分保皇派紅衛兵的仕途并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成為“第三梯隊”的優先選拔對象。

造反派紅衛兵則要推翻“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紅色’資本家階級”(本段引文均出自楊小凱1968年初《中國向何處去?》),“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根据筆者了解,河南的造反派紅衛兵從一開始就大力追究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大躍進—大饑荒”中餓死人的政治責任,還有些造反派紅衛兵已經插手底層維權的問題。譬如楊小凱就提到:“一月革命中觸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針問題主要是合同工、臨時工這种資本主義的雇佣勞動制度和修正主義的上山下鄉運動。目前,‘極左派’必须組織人好好總結研究一月革命風暴創造的極其丰富的事物,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雛形。”造反派紅衛兵從1967年起就在政治上反复受到打擊,楊小凱在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更多的人在文革后被判刑。從整體上說,造反派紅衛兵在1976年以后被剝奪了三十年的話語權,近几年來,他們開始在網絡上重新发聲。

劉思齊、張宏良這一類的保皇派毛派,與源自造反派紅衛兵的另一部分毛派,雖然都打著毛澤東的旗幟,二者的社會性質與政治目標則相差甚遠。保皇派毛派,仍然是“保爹保媽”派,以“扞衛紅色政權永不變色”、“代代相傳”作為自己的宗旨。他們仍然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反對民間資本家,反對“叫獸”,反對“黑律師”,反對“反動文人”。只不過是換了一頂帽子,以“漢奸”取代了“牛鬼蛇神”而已。他們反這個反那個,可就是不敢觸及党內的当權派,如果他們也罵党內的某個人,這個人不是已經退休的干部,就是處于政治弱勢的少數派。

1966年的時候,我只是一名初一學生,無緣結識造反派紅衛兵人物,袁庾華是我在几年前面晤過的第一位“老造反派”。他曾是大名鼎鼎的“河南二七公社”的負責人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后四次入獄,坐牢十几年,1989年初出獄,1995年起創立、經營鄭州思想沙龍,與各种思想趨向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廣泛的對話交流。最近,陳宜中在台灣《思想》雜志第18期发表了《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先生訪談錄》,我們正好依据此文簡單介紹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

袁庾華說:“‘太子党’和官僚資產階級是当代中國最右的政治力量,我們稱之為大右派。所謂‘太子党’應該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以高干子女為主的群體,絕不是指所有‘紅二代’。去年在北京有個論坛,談到中國有兩种資產階級,一种是官僚資產階級,另一种是自由資產階級。我們一些人認為:按照毛主席的斗爭策略,只能選擇一個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資產階級。但是中國社科院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卻主張把自由資產階級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時吵翻了。”袁庾華自稱“永遠的造反派”,就是始終把斗爭矛頭指向当權派的人。

袁庾華說:“總有人對我講,就是毛澤東在,也不會喜歡我這個造反派。我承認!但是,要投身中國的革命,還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問題四次被捕入獄,每一次的第一個罪名都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在監獄中也對文革做過全面回顧和反思,几十年的反覆思考,使我更認識到:毛主席在人類社會進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讓6、7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廣泛的民主權利,而不是僅僅為國家和地區選几個做主的人。”“20世紀以后,凡是執政的政党,都尽量去適應官僚機器。結果,各個政党都官僚化了,都變質了,其群眾性、民主性都逐漸失去。所以說,20世紀應該稱為官僚政治的世紀,包括苏聯和中國。……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樣的威信魄力,在共產党這個官僚集团面前也常常顯得無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后,實在沒有辦法,所以他說‘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動群眾,全面揭露我們的陰暗面’,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國家統一的最基本條件(中央的最高權力和軍隊主體),把共產党的官僚集团砸了個稀巴爛,天也沒塌下來!西方的官僚主義所受到的制約也是几百年來民眾斗爭取得的,只是其民眾參與的廣泛性、對官僚主義進行斗爭的徹底性,遠不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官僚主義唯一的致命敵人,就是最廣泛的民眾組織的斗爭。”

袁庾華說:“左右派的區别就在于對現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態度,維護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對形式民主、選舉民主,但我認為還不夠,必须有大民主來補充不足。……今天的條件和已有的經驗來說,把古希臘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結合起來,應該是一种比較好的民主方式。”“毛澤東時代的主要左翼群體,也就是造反派,這几十年來在深受了專制的殘酷迫害后,普遍渴望民主。而對于大多數有左翼傾向的民眾來說,他們只是一時還沒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們自己主張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兩者結合的必要性,但也同樣要求民主。在大陸社會中強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響的廣泛的底層毛派群眾。大陸民主運動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層毛派的群眾運動。当然,僅僅是他們也完成不了這一历史使命。”

袁庾華提出了“234”主張:“2”是指形式民主與大民主的結合;“3”是要求停止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輪功分子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4”是說醫療、教育、住房、養老這四种社會保障必须實現。他認為“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結社自由,到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袁庾華希望毛派能夠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夠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條件地尊重對方的民主”。“黑龍江当年文革奪權后的省紅色革命委員會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華更進了一步,“不但公開批評毛主席的錯誤是沒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張憲政民主”。

由于造反派毛派從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質(維護現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著‘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導民眾‘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義來為修正主義保駕護航!是以搞亂左派思想的手段來維護官僚資本主義的現狀!”保皇派毛派已經把前者視為自己最危險的對手。張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認自己是保皇派(“他們所謂的皇帝是指誰?如果是指共產党,那么他們說對了”),強調要警惕“左右合流”,聲稱“左右合流的實質是充当漢奸帶路党,一旦形成潮流勢必要亡党亡國亡百姓”,“左右合流是毛派共產党人無論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在這里,他再次擴大了“漢奸”陣營,給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帶路党”的帽子,并說“左右兩派帶路党已經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難區分清楚雙方之中哪一個更加瘋狂”。

我在2007年的《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线》中寫道:“由于毛澤東的雙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義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選舉’、‘踢開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紅色恐怖’、‘群眾專政’、‘軍事官僚專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臨著一种抉擇的困境。大部分毛派還是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但是在現實中已經無法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對于這部分人來說,現在是否要‘重上井岡山’,尚未作出政治決斷。事實上,他們也受到專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對于統治集团上層還心存幻想。据筆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慮是否可以從階級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憲政平台理念的問題,但仍然處于內部醞釀的階段。”我当時對于毛派能夠作出這樣的分析,得益于我與袁庾華的討論。几年過去了,基于“毛澤東的雙重政治人格”所導致的当下毛派的理論與政治分化,也越來越清晰了。對于袁庾華、范正美這樣的毛派,憲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與他們形成“左右翼聯合陣线”的。至于張宏良這樣的保皇派毛派,他們根本就不屬于左派陣營,他們是形左實右的“專政右派”的别動隊,是納粹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是中國法西斯運動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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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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