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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顧:金日成開展的党內斗爭

【多維历史】4月15日是朝鮮已故領袖金日成冥壽。1945—1969年期間,圍繞著確立、鞏固金日成的領袖地位、樹立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為唯一指導思想,重建后的朝鮮共產党經历了數次党內斗爭。

朝鮮勞動党的前身朝鮮共產党誕生于1925年4月17日。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加上党內派别斗爭不斷,致使党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無法繼續展開活動。1929年6月,朝鮮共產党被共產國際解散。

朝鮮共產党解散后,分散在日本、中國和苏聯等地的朝鮮共產党党員,根据共產國際关于“一國一党”的原則,大多朝共党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了僑居國的共產党,在參加僑居國革命的同時,繼續從事反日复國活動。少數原朝共党員仍然留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從事反日复國斗爭。

二戰結束、朝鮮光复后,1945年9月8日,以朝共元老朴憲永為核心的朝鮮共產主義者重建了朝鮮共產党,朴憲永被推選為党中央責任書記。

1945年9月19日,具有中共党籍(1931年起)、苏聯軍籍(1942年起)的金日成從苏聯回到朝鮮。12月,在駐北朝鮮的苏聯軍事占領当局的指導和扶持下,金日成出任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責任書記。

1946年4—6月期間,朝鮮共產党分立為兩個共產主義政党——南方的朝鮮共產党和北方的由北朝鮮分局更名的北朝鮮共產党。当年8—11月期間,兩個共產党再分别演變為北、南兩個勞動党。朝鮮戰爭爆发前,在苏聯的撮合下,1949年6月兩個勞動党又合并為一個統一的朝鮮勞動党。

從朝鮮共產党演變為朝鮮勞動党的過程,是金日成與朴憲永爭奪領袖地位進行較量的過程;同時,也穿插了金日成為首的抗聯派與党內其它政治派别的較量。

在朝鮮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后,圍繞著追究戰爭初期朝鮮方面失利的責任,樹立金日成的主體思想,鞏固金日成的領袖地位,確立金正日接班等問題,金日成與党內以朴憲永為首的國內派、以金枓奉為首的延安派、以許嘉誼為首的苏聯派等政治對手繼續進行較量,并且获得了勝利。1960年代后期,金日成又清洗了抗聯派內部以朴金喆為首的甲山派和以金昌鳳為代表的軍內反對派,為樹立自己的主體思想,為金正日接班掃清了障礙。

朝鮮党內的不同派别

由于朝鮮勞動党是由許多不同派别的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政党合并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許多派别。

國內派:這一派以日本占領時期在朝鮮國內秘密堅持地下活動的原朝鮮共產党員為主,首領是朴憲永。朝共解散后至1945年八一五朝鮮解放,他們留在朝鮮國內堅持地下革命工作。國內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朴憲永、李承燁、玄俊赫、吳琪燮、朱寧河、鄭達鉉、金鎔范等。

朝鮮解放后,國內派在朝鮮南方和北方進行建党活動。1945年8月20日朴憲永率先在漢城(首爾)成立了朝鮮共產党籌建委員會,朴憲永為委員長。同年9月8日又成立了朝鮮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朴憲永被推舉為責任書記(總書記)。在此前后,國內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玄俊赫、金鎔范、張時雨等于1945年8月組建朝鮮共產党平安南道委員會,玄俊赫為書記(9月玄俊赫在平壤被暗殺,張時雨繼任平安南道党委會委員長)。國內派還在北方的咸興、元山、清津、新義州、海州等地建立了党的地方組織。

苏聯派:這一派以在苏聯出生和取得苏聯國籍(苏共党籍、苏聯軍籍)的朝鮮人為主,首領是許嘉誼(俄文名:亞历山大.伊万諾維奇.許嘉誼)。朝鮮解放后,他們陸續被苏聯当局派往朝鮮工作。苏聯派的代表人物有許嘉誼、朴昌玉、朴永彬、朴義琓、南日、金烈、方學世。其中包括:直接參加對日作戰回國的苏軍軍官鄭律、崔宗學、崔興國、鄭學俊、崔表德;作為苏聯諜報員在朝鮮國內迎接解放的金元吉、朴昌玉、李學龍、韓日武、俞成勳、金燦;作為苏聯駐軍政治部民政部要員的吳基燦、李奉吉、趙基天、田東赫、林河、金元鳳、金世一、金成和、朴基鎬等人。苏聯派還包括:1945年11月后從莫斯科回到平壤的李春白、朴永彬、朴泰燮、許學哲、千律、千義琓、朴吉龍、朴椿、金丹、嚴成烈、韓成泉、朴泰俊、許嘉誼、朴義琓、南日、金宰旭、金承化、奇石福、金燦、金烈、方學世、李輝俊、金永洙、朴英、李東建、許彬、許益、金澤泳、金東哲、金學仁、鄭國祿、金哲友、千治億、俞道騰、金永三、朴昌植、高熙万、李春百、朴德煥、安東哲、朴一、金基石一行,以及后來于1947、1948年期間回到平壤的李文日、南昌燮、朴炳律、金海瓊、金光、池容洙等。還有單獨被增派回平壤的人員。

截至至1949年1月1日,当時苏聯籍朝鮮族人干部約427人。這些人不僅被安排到党政機構、軍事機关,而且也被安排到新聞、通信、廣播、出版等思想宣傳部門中。

延安派:這一派以抗戰時期參加過中國共產党及其軍隊(八路軍、新四軍或后來的解放軍)、1945年至1950年回國的朝鮮人為主,首領是金枓奉(金白淵)。其代表人物包括:金抖奉、武亭、崔昌益、朴一禹、朴孝三、韓斌、徐輝、尹公欽、金昌滿、李相朝等。

抗日戰爭爆发后,在中國关內敵后抗日根据地活動的朝鮮籍中共党員和朝鮮革命者,于1942年8月在華北建立了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金枓奉任朝鮮獨立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武亭任朝鮮義勇軍總司令。朝鮮義勇軍與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和華中并肩作戰。日本投降后,奉八路軍總部的命令,1945年11月初,朝鮮義勇軍由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政委)率領到達沈陽,并准備進兵朝鮮。但是,当時占領朝鮮的苏聯駐軍只同意金抖奉、武亭、崔昌益等少數朝鮮獨立同盟領導成員和主要骨干79人以個人名義從中國返回朝鮮。而他們率領的朝鮮義勇軍7000余人卻未被获准返國(經過一番周折,1946年3月,這些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朝鮮義勇軍部隊的三分之一共2000人,获准由朝鮮義勇軍副司令朴一禹、朴孝三率領回到朝鮮。其余未能回國的朝鮮義勇軍則被編入東北民主聯軍地方武裝,投身中國東北地區的國共內戰,后來发展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6、第164、第166師以及第38、第40、第47軍和炮兵縱隊、鐵道縱隊、工兵、后勤等部隊的一部分(第164、第166、第156師先后于1949—1950年間回到朝鮮,編入朝鮮人民軍序列)

回國后,1946年2月16日朝鮮獨立同盟改組為朝鮮新民党,選舉金抖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崔昌益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

抗聯派(或游擊隊派、滿洲派):1932—1945年期間在苏聯、滿洲(中國東北)邊境和朝鮮北部地區從事抗日游擊戰爭的一批具有苏軍軍籍、中共党籍的原屬東北抗日聯軍(后為苏軍第88旅)中的朝鮮人。其首領是金日成。抗聯派的代表人物包括: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安吉、金一、徐哲、朴成哲、吳振宇等,他們当時是苏軍第88旅(即抗聯教導旅)的軍官。

朝鮮解放后,苏聯当局出于在苏軍占領區進行建党、建政、建軍的需要,安排金日成率苏軍88旅第一營(朝鮮營)部分官兵回國,從海參崴乘苏聯軍艦于1945年9月19日回到朝鮮元山。当月21日,金日成被任命為苏軍平壤衛戍副司令。

雖然勢力最為弱小,但因與苏聯軍事当局熟悉、首先得到朝鮮苏聯占領區軍事当局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優勢。 

從共產党的分立到兩個勞動党的成立

抗聯派和苏聯派回國后,在苏聯軍事当局的指導、參與和支持下,經國內派中央的同意,1945年10月10日—13日,在平壤舉行了朝鮮共產党西北部五道(省)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會議,大會向漢城的朝鮮共產党中央发送了“推選朴憲永同志為領袖”的電文;通過了《关于加強政治路线及加強組織的決議》;對当時党內外反朴憲永的活動、言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并指出其錯誤所在;表示“大會宣誓忠實地服從中央的領導

大會決議指出,鑒于北方的特殊性,為加強布爾什維克活動的靈活性和擴大布爾什維克運動,決定北部朝鮮各党部聯合成立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于10月13日在平壤設立,金鎔范任責任書記,武亭、吳琪燮任第二書記。10月23日,漢城的朝鮮共產党中央承認了北朝鮮分局的成立。

尽管北朝鮮分局名義上接受漢城朝鮮共產党中央領導,實際上為苏聯軍事占領当局及其代理人金日成所控制。

12月17日-18日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金日成提出把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改為北朝鮮共產党的議題。但是,以吳琪燮為代表的國內派堅決反這項議題。

吳琪燮認為,“三八线”不是國界线,雖然“三八线”能將朝鮮分為南北兩部分,但是共產党不能存在兩個。主持會議的國內派鄭達憲更是斷然否定了所謂把北朝鮮分局更改為北朝鮮共產党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不需經過討論直接通過的要求,并認為這一要求是非法的。鑒于意見分歧大,因此,與會的苏聯軍事当局代表決定將分局更名的提議暫時保留,沒有付諸表決。

但是,由于與會的苏聯派支持抗聯派的提議,這次會議給國內派扣上“地方主義者”、“家族主義分子”的帽子。鄭達憲受到党內嚴重政治警告處分,并將其調離咸鏡南道党委責任書記的崗位,改任平安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會議改選金日成為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執行委員會責任書記。

因為更改党名稱的提議符合苏聯軍事当局直接指導與控制苏占區共產党組織的意圖,因此,延至1946年6月,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最終改稱北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党組織的更名意味著從此時起,北朝鮮共產党脫離朝鮮共產党的領導,抗聯派在苏聯軍事占領当局的支持下,已將統一的朝鮮共產党,分立為“北朝鮮共產党”和“朝鮮共產党”。也意味著從此時起,朴憲永和金日成的上下級的关系,變成了平起平坐的對等关系。抗聯派的地位開始上升,國內派的地位開始下降。

1946年7月,北朝鮮共產党與朝鮮新民党合并為北朝鮮勞動党。1946年8月28日—30日,在平壤召開北朝鮮勞動党第一次代表大會。8月31日舉行的北朝鮮勞動党一屆一中全會選舉延安派的金抖奉為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抗聯派的金日成、國內派的朱寧河為党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容范当選為中央檢閱委員會委員長。在第一屆朝鮮勞動党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內,苏聯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國內派有2人,抗聯派(游擊隊派)有2人,從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時各派的力量對比。

北朝鮮勞動党的成立,意味著朝鮮半島共產党人的領導中心已經從朴憲永為中心的朝鮮共產党轉移到以金日成為中心的北朝鮮勞動党。北朝鮮勞動党的成立,還意味著,金日成為代表的朝鮮北方外來的共產党人的實力大大增強,由于抗聯派、苏聯派、延安派實現了暫時的聯合,國內派在北方只能充当配角。致使朴憲永為首的朝鮮共產党失去了對北朝鮮共產党的指導權。

面對当時苏聯、美國分别占領朝鮮北方、南方的政治現狀,面對苏聯当局支持北朝鮮勞動党的現狀,出于無奈的朴憲永在訪問平壤后于1946年11月23日,將南朝鮮的朝鮮共產党、朝鮮人民党(1945年11月12日成立)與南朝鮮新民党(1946年7月14日成立)合并為南朝鮮勞動党,許憲任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朴憲永、李基錫(均系國內派)任党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

對北方國內派代表人物的批判

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前后,國內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吳琪燮多次受到抗聯派、苏聯派在党的會議上的批判,吳琪燮被攻擊為“民族主義分子”、“托洛茨基主義左傾分子”。1946年4月16日舉行的朝共北朝鮮分局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上,吳琪爕被苏聯派扣上“反苏分子”的帽子,受到降職處分,由朝鮮共產党北朝鮮分局第二書記調任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宣傳部長。但是,吳琪燮并沒有因此而拋棄自己的政治信念,更沒有向金日成俯首稱臣。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宣傳陣地宣傳自己為有識有能之士,反擊抗聯派和苏聯派對他的攻擊。面對吳琪燮的宣傳攻勢,金日成與苏聯軍事占領当局感到壓力倍增。

1946年6月,北朝鮮共產党與朝鮮新民党合并前夕,金日成為在党內樹立自己的政治地位,顯示自己重用人才的胸懷,重新啟用吳琪爕,稱其為北朝鮮勞動党創始人之一,將其選進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大會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員會,并任命其為勞動部部長。但是在1946年9月舉行的北朝鮮勞動党一屆二中全會上,吳琪燮和鄭達鉉卻再度遭到党內苏聯派朴昌玉、金烈等人的批判。稱“鄭達鉉、吳琪燮同志打著支持中央的旗號,否定北朝鮮分局的領導。在苏聯軍隊進駐的有利形勢下,獨立的北朝鮮為什么不能領導南朝鮮呢?”這次全會對在朝鮮北方工作卻又支持在漢城的朝鮮共產党中央的國內派都進行了批判。

接著,同年11月28日召開的北朝鮮勞動党一屆三中全會的議題之一又是討論吳琪爕的左、右傾錯誤。在由延安派金枓奉主持的這次中央全會上,由國內派的朱寧河在大會上发言批判吳琪爕刊登在《勞動新聞》的文章,認為吳琪燮的文章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組合論運用于社會主義,宣稱這絕對是故意煽動民心。

吳琪爕為自己辯解,聲稱他完全是遵照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寫的文章。聲稱如果某些人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他們非要污蔑自己的話,將奉陪到底,進行還擊。当延安派的朴一禹緊急提議討論論文時,金日成連发言權也沒有申請就直接上台宣布沒有審查的必要,說吳琪爕是反党分子,是自由主義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毒瘤分子。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這次中央全會宣布這項議題另外討論而告閉會。

對吳琪燮的批判一直延續到1948年3月27日至30日召開的北朝鮮勞動党第二次代表大會。金日成在大會上強調要繼續有力地開展反宗派斗爭,加強党的統一和团結;大會選舉了由67人組成的党中央委員會。在3月31日舉行的党的二屆一中全會上金枓奉繼續当選為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金日成当選為党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全會選出由7人組成的政治委員會委員;選出了檢閱委員會和各部門負責人。

雖然在這次党代會上,吳琪燮和朱寧河都再度当選為党中央委員。但是,這次大會也成為他們政治生涯開始走向沒落的轉折點。

朝党的二大后,作為朴憲永在朝鮮北方根基的以吳琪爕為核心的國內派基本陷于瓦解。國內派的李周淵、張時雨等人為避免惹禍上身,開始與吳琪燮保持距離,并對金日成大獻殷勤。

考慮到吳琪燮是國內派在北方的頭面人物又是北朝鮮勞動党的創始人之一,金日成在公開的場合,仍然經常稱吳琪燮為“有才識的共產主義戰斗勇士”,并對其繼續加以任用。直至1956年4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還仍然安排選舉吳琪燮為中央委員,同年5月,又任命其為內閣糧政買賣相(糧食采購銷售部部長)。直至后來因為吳琪爕對遭到肅清的延安派持有同情態度,才被解除党中央委員和糧政買賣相的職務。1958年4月吳琪燮被降為平安南道中和郡生產合作協會副委員長,其后,從政坛上消失。

朱寧河被批判為“以國內派領袖自居”,犯了“宗派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錯誤。1948年8月,他被驅逐出党的核心領導層。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朱寧河任內閣交通相,不久調任朝鮮駐苏聯大使,后降為輕工業省屬下管理所的負責人。1953年8月,在對國內派原南勞党集团李承燁等的公審記錄中,朱寧河被指控為朴憲永—李承燁集团推舉的政變政府的副首相人選,因而被撤銷中央委員并被開除出党,自此他的政治生涯完全結束。

金日成領袖地位開始的確立

1948年4月,南朝鮮勞動党在斗爭中遭到全面地削弱。為了躲避美國軍政府的追捕,南朝鮮勞動党領導成員除了留下金三龍、李舟河兩名政治局委員員繼續在南朝鮮領導地下活動外,其它人大多轉往北朝鮮。当無法繼續在南朝鮮作為政党存在下去的南朝鮮勞動党中央領導成員朴憲永、李承燁等大多數人撤往北朝鮮的時候,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已經落入了苏聯軍事占領当局全力支持的北朝鮮勞動党領導者金日成手中。

雖然直到北朝鮮宣布建國前,朴憲永并未參與北朝鮮的政治,但是朴憲永并不甘心將自己的党和領袖地位拱手相讓給金日成。因而,党內一度形成了朴、金對峙的局面。

1948年夏天,在北朝鮮勞動党党校畢業典禮上发生了南朝鮮勞動党學員酒后唿喊“朴憲永万歲!”的事件,北朝鮮勞動党把這一事件與朴憲永搞宗派主義結合起來在党內大肆宣揚,南北勞動党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后來,經過苏聯当局出面撮合,寄人籬下的朴憲永只好承認現實,答應充当第二把手的角色。同年8月初建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的南、北朝鮮勞動党聯合中央委員會。

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為大總統,李凡奭為國務總理的大韓民國政府在朝鮮南方的建立。当年9月9日,朝鮮北方宣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金日成為內閣首相,朴憲永為副首相兼外務相、金策為副首相兼產業相,洪命熹為副首相兼無所任相。內閣其他組成人員:崔庸健為民族保衛相,朴一禹為內務相,崔昌益為財政相,鄭准澤為國家計划委員會委員長,張時雨為商業相,朱寧河為交通相,朴文圭為農林相,李承燁為司法相,金元鳳為監察相,許成澤為勞動相,李炳南為保健相,許貞淑為文化宣傳相,白南云為教育相,遞信相金正柱。

內閣成員中除了朴憲永充当二把手外,還有6個相(部長級人物)也屬于國內派南勞党,他們分别是:朴文圭、李承燁、許成澤、李炳南、金元鳳、白南云。內閣成員中還有2位原屬國內派关北集团的人物:朱寧河、張時雨。

1949年6月27日-30日,在南北朝鮮勞動党中央聯合全體會議上金日成作了題為《关于南北朝鮮勞動党合并成為朝鮮勞動党》的報告和結論。北、南朝鮮勞動党合并為朝鮮勞動党。7月1日舉行合并后的朝鮮勞動党二屆一中全會,全會選舉金日成為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選舉朴憲永、許嘉誼為党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抖奉、朴一禹、金策、李承燁等当選為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委員。至此,金日成開始集党政大權于一身,不僅掌握了政府的實權,而且当上了名副其實的党的領袖。朴憲永與金日成平起平坐的历史宣告結束,金日成與朴憲永較量的第一個回合以金日成領袖地位的確立而告結束。

在全會上,抗聯派元老金策為金日成順利地当選為党的一把手起了关鍵的作用。由于金策既是朝鮮共產党的老党員,又是中共東北党組織和東北抗聯后期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資历和威望很高。因此,当他堅決支持金日成為党領袖的時候,金日成的主要競爭對手金枓奉和朴憲永都難以進行有效的反對。

金日成與朴憲永的分歧

1950年朝鮮戰爭爆发的原因既有國際上的因素:二戰后苏、美兩大國之間的冷戰造成了朝鮮的分裂;也有國內的因素:南、北雙方都決心通過武力實現統一。李承晚不斷鼓吹要“收复失地”和“北進統一”,并聲稱在1950年實現南北統一;金日成也認為,實現統一只有走武裝解放的道路。金日成與李承晚的差異僅僅在于,金日成能夠將其計划付諸實施,并且能夠及早進行軍事准備。促使金日成決心通過武力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相关因素還有:第一、受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鼓舞;第二、認為美國不會介入戰爭;第三、1949—1950年經濟計划未能實現預期目標;第四、金日成與朴憲永之間互不信任各有打算。

南北勞動党合并后,金日成與朴憲永之間形成了暫時的合作局面,朴憲永對金日成是無可奈何的“臣服”。金日成希望借武力統一之機,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提高自己威信,鞏固領袖地位。

朴憲永想借武力統一之機发揮原南朝鮮勞動党的相應作用,為南勞党立功,恢复南勞党的組織基礎,壯大南勞党的隊伍。擺脫寄人籬下的困境。彼此都想通過完成統一大業進一步增強各自的力量,提高各自的地位。

因此,尽管金日成和朴憲永都認為必须通過武力解決國家的統一問題,但是具體的方案卻有著明顯的分歧。据說“進攻南朝鮮方案”中有金日成和朴憲永兩個方案。

金日成的方案是,要以軍事力量一舉占領韓國,然后在韓國建立人民委員會式的政權形式。他主張只要客觀形勢成熟,就從軍事上征服韓國,在韓國施行朝鮮的人民政權形式。

朴憲永的方案則是,在占領“三八线”附近的軍事紛爭區的同時,與韓國当局共同商討政治和解道路,并點燃韓國自发性人民起義的燎原星火,這樣做不會引起外國的武裝干涉。他主張先軍事占領“三八线”附近的軍事紛爭區,再與李承晚政府展開政治協商,并同時引发韓國的人民抗爭,內外配合取得勝利。

兩者分歧的實質在于如果實施金日成的方案,原來的北朝鮮勞動党是實施的主體;如果戰爭取得勝利,歸功于以金日成為首的北勞党。而實施朴憲永的方案,原來的南朝鮮勞動党是實施主體;如果戰爭取得勝利,主要歸功于南勞党。利害关系由此可見。

1949年9月—1950年3月,韓國境內的反政府游擊隊活動日益頻繁。但是隨著金三龍、李舟河于1950年3月27日被韓國政府当局逮捕,他們領導的游擊隊活動遭到了失敗。朴憲永寄希望于韓國爆发革命的願望也最終遭到破滅。結果是金日成的方案获采納并付諸實施。

處分延安派軍事骨干武亭

朝鮮戰爭爆发后,1950年6月28日朝鮮組成了以金日成為首的包括朴憲永、洪命熹、金策、崔庸健、朴一禹、鄭准澤等七人在內的朝鮮軍事委員會,金日成為委員長,國家一切權力集中于軍事委員會。隨后又頒布了戰時動員令,任命金日成為人民軍最高司令官。9月下旬,党中央常委會決定為在人民軍中建立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由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兼任內閣民族保衛相。利用戰爭爆发后的特殊需要,金日成獨攬了朝鮮党政軍大權。

由于朝鮮方面准備充分,戰爭初期僅用兩個多月,朝鮮人民軍就從“三八线”以北打到韓國東南部的洛東江畔,“解放了”韓國90%的地方。直至1950年9月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成功,才使戰局出現了不利于朝鮮方面的逆轉。一個月間,朝鮮軍隊就從韓國南部的洛東江邊撤退到朝鮮北部的鴨綠江畔。直至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才使戰局重新得以扭轉。為便于中朝兩軍統一作戰,經苏聯出面協調,12月上旬,成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簡稱中朝聯司),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副司令員為朝鮮方面的金雄(后增加中國方面的鄧華),副政委為朝鮮方面的朴一禹。中朝聯司的成立,使朝鮮戰爭的指揮權從金日成個人手中轉至以彭德懷為首的中朝聯司。

朝鮮戰爭初期的失利,是因為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勞動党領導層在統一祖國這個問題上急于求成,對形勢作了不完全正確的估計所致,戰略指導思想的錯誤往往導致全局性的失敗,這并非杰出的軍事指揮員所能左右的。由于戰爭的失利,金日成的領導地位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1950年12月21日-23日朝鮮勞動党在北部邊境鴨綠江畔的江界舉行二屆三中全會。金日成发表了長篇講話,一方面批評了軍事將領指揮不力,指責党政軍干部的無組織行為。另一方面,考慮到因為志願軍的參戰,未來的戰爭有可能重新伸展至韓國的土地上,屆時仍然需要原南勞党的全力支持和幫助,因此在批評抗聯派、延安派、苏聯派的同時,卻對朴憲永的親信——李承燁大加贊揚,稱其為“功績赫赫的組織者”。李承燁当時是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党中央書記和人民監察委員,戰爭初期他還兼任朝鮮人民軍第2軍团軍事委員會委員(政委)。其后,1951年1月31日,李承燁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這次全會后,朴憲永取代金日成的親信——抗聯派的金一兼任朝鮮人民軍總政治局主任。1952年2月14日還以表彰朴憲永對政治組織工作的加強有特殊的貢獻為名授予其一級自由獨立勳章

這次全會被批評和受到指責的包括抗聯派的金一、崔光、林春秋、苏聯派的金烈和延安派的金漢仲、武亭以及國內派的許成澤、朴光熙都名列其中。金日成在緊張狀態下對這些官員的批評顯得有些急躁。但最后,只有延安派軍事骨干武亭中將一人,不僅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并被永遠開除出党。

武亭(1905—1953)是延安派的軍事骨干,更是一位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共,長期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并參加過紅軍長征知名度極高的朝鮮革命家、朝鮮獨立運動領袖人物。抗戰期間,曾任八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炮兵团团長。1942年起,擔任朝鮮義勇軍司令,也是朝鮮獨立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回國前,曾缺席当選為朝共北方分局第二書記。回國后,一度出任北朝鮮五道行政局副委員長。1946年2月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取代北方五道行政局后,他將自己的位子讓給了金抖奉。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后,退出党中央領導核心層,致力于軍事工作。1948年2月朝鮮人民軍建軍時,任炮兵司令;9月被任命為朝鮮內閣民族保衛省副相,被授予中將軍銜。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发后不久,任朝鮮人民軍第一方面軍司令。

金日成斥責武亭犯有“軍閥主義”,指責其應對戰爭初期的失利承擔責任,結果武亭被撤銷党中央委員等党內外一切職務。武亭后因病赴中國長春治療,彭德懷為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醫院。病危之際他要求返國,經金日成同意,武亭回朝鮮。1953年,他在朝鮮一間軍隊醫院病逝。其后,朝鮮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喪禮。

批判苏聯派首領許嘉誼

為追究朝鮮戰爭初期党組織工作中存在的渙散和党員人數急劇減少等問題,1951年11月朝鮮勞動党舉行二屆四中全會。金日成批評許嘉誼有“关門主義”傾向導致無法擴充党員,擴大党組織活動。免去了許嘉誼的党中央書記職務,調任其為內閣副首相。

許嘉誼(1908—1953)是具有苏聯國籍和苏共党籍的朝鮮族人,生于俄國濱海邊疆區波謝特。曾在苏聯中亞地區任地方党委書記。1945年12月,被苏聯当局派赴朝鮮工作。苏軍占領当局一直將其視為党的組織專家。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后,許嘉誼在党內的位置不斷提升:最初在党中央委員會內排在第五位、在政治委員會和常委會內位居第四。1948年3月北朝鮮勞動党二大時,他已經成為了党的第三號人物,僅次于党委員長金枓奉和副委員長金日成。不久,他被任命為檢閱(監察)委員會委員長。他創立了党內核心權力機关之一的組織委員會,并負責其日常事務。緊接著,他取代了朱寧河成為党中央的副委員長。1949年7月南、北勞動党合并后,許嘉誼除了繼續擔任党的副委員長之外,還躍升為排名第一的党中央書記。許嘉誼與金日成共事期間,憑借自己與苏聯的关系與實力,非常蔑視金日成。

1950年12月,在党的二屆三中全會上金日成发表了措辭強硬的演說,認為經過戰爭的洗禮,忠誠的党員和不忠誠的党員已經顯現出來,他要求既要嚴懲不忠誠的党員,同時又強調對于不忠誠党員的處理要依法進行,要寬容基層党員,切忌不問青紅皂白進行大規模清洗,并指示這件工作由許嘉誼領導的党中央檢閱委員會負責實施。

但是,從金日成下達清洗指示開始到1951年11月党的二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一年時間里,許嘉誼對基層党員進行了殘酷的清洗,60万党員中有45万遭到了開除或者處分。

在1951年8月1日党中央組織委員會會議上,圍繞重新建党問題和如何處理“不忠誠”党員問題,金日成與許嘉誼爆发了激烈的爭吵,這也是金日成與其它派系之間的首次正面冲突。

金日成曾勸告許嘉誼不要使用那些殘酷的方法,但是許嘉誼拒絕這一勸告。

許嘉誼為了保持農民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平衡,拒絕吸收農民入党。金日成認為“應該根据朝鮮的實際情況,建設一個大眾性的共產党;許嘉誼不應該去尋找朝鮮根本就不存在的產業工人,而拒絕吸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加入共產党”。金日成強調“機械地照搬不符合朝鮮國情的外國模式是不正確的,是一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行為”。

1951年11月党的二屆四中全會,許嘉誼被免除党中央書記職務,調其擔任朝鮮內閣副首相。金日成当時保證“這并不意味著對苏聯籍朝鮮人清洗的開始”,許嘉誼擔任的許多重要位置都由金日成委派其它苏聯籍朝鮮族人接替:勞動党中央機关報《勞動新聞》主編朴昌玉被任命為党中央書記;朴永彬被指定為党中央組織指導部部長。

1953年初,当金日成在內閣會議提及對農民糧食實行強制收購問題時,許嘉誼對此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為避免農民生活貧困應立即中止強制性收購政策。這正好成為金日成找到了清洗的契機,為清除許嘉誼,金日成指使金一將苏聯派的二號人物朴昌玉爭取過來,指責許嘉誼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雇佣主義思想,將攻擊矛頭指向許嘉誼。

金日成對許嘉誼的評價是:雖然無所不知,但只不過是一個連朝鮮話都說不好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党的">党的ersonName>博士”而已,他嘲笑那些認為許嘉誼熟知有关党組織的所有事務的觀點。金日成還說“許嘉誼的處事方式就好像自己是從苏聯歸來的所有朝鮮人的代言人,他犯了個人英雄主義錯誤”,同時金日成還認為“包括党的事務在內的所有事務,許嘉誼都喜歡搞暗箱操作”。

金日成和許嘉誼的對立不是簡單的對立,而是源于許嘉誼對金日成領導地位的挑戰。金日成與許嘉誼的矛盾不是金日成的抗聯派和苏聯派的集體對立。而是為了在朝鮮建立一個強大的共產党,許嘉誼不惜違背金日成的意志,施行他所認為的最為正確的政策,這是他與金日成對立的本質。

1953年4月,揭露李承燁“叛國集团”時,金日成宣稱許嘉誼支持、參與國內派搞未遂政變。金日成主持召開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對許嘉誼進行了審訊式的批判。會上,許嘉誼請求給予几天時間做准備,然后再向党交待自己的問題。但是他回家之后,持槍自殺。同年8月召開的党的二屆六中全會在揭露李承燁“反党叛國間諜案”的同時,公布了許嘉誼自殺的事件。并指責許嘉誼的行為很不光彩。

清洗“延安派”骨干朴一禹

朝鮮戰爭停戰后,金日成批判了延安派另一位骨干朴一禹。

朴一禹(1904—?)早年在中國參加革命,并加入中國共產党。抗戰時期,擔任過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据地薊縣縣長、中共淶涿縣縣委書記,后成為朝鮮義勇軍的政委兼副司令、朝鮮獨立同盟執行委員、朝鮮革命軍政干校副校長。1945年4至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团成員出席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并在大會上发言。

回國后,1946年8月起任北朝鮮勞動党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党中央干部部部長,北朝鮮人民委員會內務局局長。1948年3月,朝党二大被選為北朝鮮党中央常委會委員。同年9月北朝鮮建國后,出任內閣內務相、被授予大將軍銜。1949年6月南北勞動党合并后,当選為朝鮮勞動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50年12月就任中朝聯合司令部副政委(司令員兼政委是中國的彭德懷),相当于人民軍的總政委,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但是,面對朝鮮政局變換,金日成逐漸大權在握的情況,朴一禹卻不知收斂,自封為從中國回國的朝鮮革命者的代表,拉幫結派,隱隱有與金日成分庭抗禮之勢。1953年2月,朴一禹的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職被崔庸健取代;3月,朴一禹又丟掉了內閣內務相這個頗有實力的職位,被調任為遞信相(郵政部長)。1953年8月在清洗朴憲永集团后重組的朝党中央常委會成員中朴一禹落選。

1955年4月舉行的朝鮮勞動党二屆十六中全會上,朴一禹作為“反党宗派分子”被撤銷党內外職務,并被開除出党。全會補選崔庸健為党中央常委會委員。12月舉行的党的二屆十七中全會增選崔庸健為党中央副委員長。

清洗“國內派”領袖朴憲永

削弱了苏聯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轉而對付國內派。為進一步推卸朝鮮戰爭失利的責任,戰爭后期金日成又將党內清洗的矛頭指向了朴憲永為首的國內派南勞党領導層。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國內派受到攻擊和指責,認為他們應該對朝鮮人民軍在美軍仁川登陸后的潰敗負責。

長期以來,國內派南勞党集团一直認為,朴憲永代表了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力量,朝鮮共產党是正統的共產党,而金日成的朝鮮勞動党是共產党內的外來勢力,甚至將其視為苏聯的代言人。朝鮮戰爭期間,隨著金日成武力統一國家的目標未能實現,國內派南勞党集团更加增長了對金日成的不滿情緒,對他的領袖地位提出質疑,試圖通過集體努力打倒金日成,讓朴憲永取而代之。

同床異夢的朴憲永和金日成,為了爭奪領導權,也一直在進行著較量。朴憲永在積極地扶持党和政府機关內本派系勢力的同時,在金日成集团內安插了李康國等耳目;而金日成則在朴憲永集团內安插了具載洙等耳目,雙方互相刺探情報。

朴憲永集团還通過朝鮮戰爭的機會壯大自身的實力。在1950年6月至9月朝鮮占領韓國的3個月期間和1951年1月至3月志願軍再度解放漢城期間,朴憲永的親信李承燁返回韓國利用自己擔任漢城市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的便利,在韓國各地恢复、建立党組織,并將自己一派的干部安排到各地党組織中。

1951年,当朝鮮戰爭在“三八线”附近進入膠著狀態后,李承燁利用對南方的工作之便,掌握了設在平壤的朝鮮勞動党中央聯絡部。該部專門負責處理與在韓國境內進行游擊作戰的有关事宜。部長裴哲、副部長朴勝源、尹淳達等都是忠于朴憲永的原南勞党的干部。

為了指導朝鮮在韓國開展的游擊戰爭,朝鮮勞動党中央聯絡部在“三八线”北側的黃海北道成立了金剛政治學院,負責培訓即將派赴韓國的政治工作隊和武裝游擊部隊的干部。該學院共有學員1500多人,所有教職員工均為韓國(南朝鮮)人,學院為朴憲永集团把持,院長金應彬是李承燁的心腹。

李承燁為了推翻金日成政權,于1951年9月就開始進行軍事政變的准備,他在平壤自己的辦公室與聯絡部和金剛學院的負責人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就討論、制定了軍事政變的計划:由李承燁任最高司令,朴勝源任總司令,裴哲和金應彬分别負責軍事機关和武裝力量,趙一明和林和分别負責通訊和宣傳工作;決定動員金剛政治學院學員參加政變。

1952年2月,朝鮮党和政府命令在南延白地區組建并訓練一支新的對韓作戰的游擊隊,借此機會李承燁有計划地招募訓練了一批游擊隊員,建立了第10武裝游擊隊,由其親信孟钟鎬任隊長,政治副隊長柳原植也是原南勞党成員。3月,動員原駐扎在江原道錦江的准備用于潛入韓國境內的洪玄基部隊參加政變,移師平壤附近20公里的中和郡。9月,李承燁已經糾合11000多人的兵力。此外,至1952年末,還有正在訓練培養中的4000多名游擊隊員隨時聽候李承燁的調遣。上述武裝部隊不是服從金日成命令的軍隊,而是直接服從李承燁指揮的别動隊。

1952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李承燁及其親信們在朴憲永的寓所里碰頭,確定了政變后新政府的主要人選:首相朴憲永,副首相張時雨、朱寧河,內務相朴勝源,外務相李康國,武力相金應彬,宣傳相趙一明,教育相林和,勞動相裴哲,商業相尹淳達。李承燁為新成立的朝鮮共產党第一書記。当時不在平壤的朴憲永未參與這次碰頭會議。

對李承燁一伙的活動金日成有所察覺,對他們一伙假借對南方(韓國)斗爭需要為名,暗自結党營私壯大自己的力量的活動深惡痛絕。他一方面指示党中央書記、苏聯派的朴昌玉調查原南勞党干部的動向,另一方面,在1952年12月召開的朝鮮勞動党二屆五中全會上,作了題為《党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鞏固是我們勝利的基礎》的報告。報告有針對性地要求党員加強党性鍛煉,強調“全党都要對妨礙党的統一团結的宗派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提高警惕,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對宗派主義分子進行堅決的斗爭。”朝鮮官方宣稱:通過貫徹党的五中全會精神,“党員的党性大大提高,党的戰斗力進一步加強,宗派主義等一切反党傾向被克服,朴憲永、李承燁間諜集团長期潛伏在党內進行反党反革命陰謀活動的罪行被揭发出來了。”

李承燁企圖利用自己建立的别動隊,并借助駐扎在平壤近郊的部隊发動軍事政變,但是政變最終以失敗告終。1953年初,金日成逮捕了朴憲永和李承燁,并將李承燁創辦的培訓游擊隊員的金剛學院師生全部逮捕。

其親信林和最先被捕入獄,其后,尹淳達、李源潮分别于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被捕。其它成員也在年內被悉數逮捕。

審判朴憲永李承燁反党叛國集团

板門店签訂停戰協議后不到一周的時候,1953年8月3日至6日,在平壤最高審判所(法院)舉行了特别軍事審判。李承燁、趙一明、林和、李康國、裴哲、朴勝源、薛貞植、趙鏞福、白亨福、孟仲鎬等10人被判處死刑;尹淳達、李源潮2人分别被判處15年和12年徒刑。

李承燁一伙被控的罪名主要有三項:一是為美國進行間諜活動;二是破壞和鎮壓南朝鮮革命力量;三是試圖以武力顛覆共和國政府。這三項罪名,只有試圖顛覆政府這一項罪名看起來能夠成立,而間諜嫌疑和破壞革命力量的指控卻是站不住腳的。尽管所有的被告后來都承認了強加到他們頭上的罪名,但是所謂的事實和證据都是“莫须有”的,簡直就像是天方夜譚的故事,給人留下啼笑皆非、非常滑稽的感覺。

1953年8月5日至9日,朝鮮勞動党在平壤舉行的二屆六中全會上,宣布“撤銷反党叛國分子、破壞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朱寧河、張時雨、朴憲永、金五成、安基成、金光洙、金應彬等人的中央委員職務,并開除他們出党;撤銷權五稷的党中央候補委員職務,并開除出党。”

党中央檢閱(監察)委員會委員長張順明和副委員長李基錫因為同屬國內派而被解職。

全會還對党的組織結構進行了改造:廢除了党內權傾一時的書記制及組織委員會;改為副委員長制;并且重新設置了党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遭到清洗的南朝鮮勞動党成員的位置多由苏聯派接替,他們中主要有朴昌玉、朴永彬、南日、林海、金承化等。

對朴憲永延期兩年多才提起公訴的確切理由不得而知,据傳首要原因在于当時苏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不贊同肅清朴憲永,一度進行過干預。為此,金日成集团考慮到朴憲永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尽可能避免因為處置這位曾經作為朝鮮共產党領袖的標志性人物而受到國際的非難和指責。另一原因是金日成集团為了保持党內的穩定,防止发生原南勞党出現集體性的反抗和叛亂,因而并沒有讓朴憲永與李承燁等人一同受審。在開除其出党后,將其另行監禁,尋找其罪證。据說朴憲永反而一一列舉了金日成集团決策不当導致朝鮮戰爭失利的錯誤。在朴憲永的12名追隨者被提起公訴之后的兩年零四個月,即1955年12月3日,法庭才對他提起公訴。

對朴憲永的審判進行得很迅速,審判于1955年12月15日上午10時開始,当天晚上8點就宣讀了判決書。朴憲永拒絕了法庭為其指定的律師,審判是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法庭卻傳喚了9名證人,這些證人的證詞對朴憲永都是不利的。他與他的追隨者一樣被指控有同樣的三項罪名。此外,他還被指控濫用職權在朝鮮駐苏聯和駐中國大使館內安插自己的親信,唆使其追隨者制定計划顛覆朝鮮政權以建立新的党和政府。最后,還指控他沉湎于奢華的生活,被不是被查出來路不明的87万元朝幣現金和1600克黃金制品。朴憲永在承認了強加給他的所有罪狀后說:“因為沒有權力讓意圖武力推翻政府的人成為自己的同伙,所以并不清楚政變的准備情況,但是意圖推翻金日成政權的人都是自己信任的同志,所以自己對他們的行為負一切責任”結果,法庭判處朴憲永死刑,并被沒收全部財產。

至于何時對朴憲永執行了死刑,朝鮮官方從未正式公布過,外國傳媒一般認為朴憲永是在宣判后立即被秘密執行了死刑。唯一有据可查的是在朴憲永被判處死刑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12月18日晚苏聯莫斯科廣播的新聞第一次報導了朴憲永的死訊。

對朴憲永集团的審判結果,給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朝鮮戰爭是因為以朴憲永為首的原南勞党被美帝國主義收買,陰謀叛亂,致使戰爭進展失利、國家未能統一。

金日成與朴憲永較量的第二個回合結果以朴憲永淪為階下囚,并被處決而告終。

肅清李承燁、朴憲永等南勞党領袖人物后,金日成集团開始依次肅清南勞党的中堅力量,并將肅清對象划分為三類。第一類:選定一部分有利用價值,沒有顯露所謂反動跡象的人,將其送至開城的“松都政治經濟大學”等各級學校進行長期思想教育,其中又將30至40名最有利用價值的人送至中央党學校學習;第二類:選定沒有利用價值但并沒有顯露反動跡象的人送至農場勞動;第三類:選定既沒有利用價值又有影響力的人進行拘禁處刑。

批判“苏聯派”新領導

許嘉誼之后的苏聯派核心人物朴昌玉畢業于苏聯哈巴羅夫斯克的朝鮮師范大學,后当過教員。1945年10月回到平壤后,與許嘉誼一起參與指導北朝鮮建政工作。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大會当選為党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1950年12月起任朝鮮勞動党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長。1951年11月—1953年8月任党中央書記。1953年8月—1954年3月,任党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1953年8月起為調整后的党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54年3月出任內閣副首相兼國家計划委員會委員長。

但是朴昌玉成為党內第四號人物后不久,便遭到了金日成的批判。1955年后,金日成宣稱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維護和傳播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大搞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在党內進行反對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確立主體的斗爭。批判其“不承認無產階級文學的價值,貶低朝鮮藝術同盟和國內進步作家的貢獻”,“夸大資產階級反動作家李光洙、李太俊的成就,藐視韓雪野、李箕永等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

1956年1月朴昌玉被解除國家計划委員會委員長職務。1956年4月朝鮮勞動党第三次代表大會朴昌玉未能繼續進入党中央常委會僅当選為中央委員。同年5月,朴昌玉被任命為內閣機械工業相。

金日成在對勞動党機关報《勞動新聞》總編輯奇石福的作用提出了質疑的同時,還批判了戰后爬上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組織指導部部長高位的苏聯派朴永彬,說他“支持與西方和平共處”。

金日成還舊事重提地批判了已經自殺的許嘉及其伙伴金載郁等其它苏聯籍朝鮮族人。

與許嘉誼、朴昌玉并稱為苏聯派領導人物的金烈喜好酒色,在政治方面是一個很有手腕的人物,并且對金日成也很蔑視。金日成對金烈傲慢不遜的態度非常反感,便動員內閣內務省和党中央組織指導部對其進行內查,結果查出金烈任黃海道党委員長時貪占國家財產,并強奸過多名女子,金日成便以降低党的威信為名,將金烈交由沙里院人民裁判所公開判決,判處其八年徒刑。

擊敗“延安派”“苏聯派”的聯合挑戰

在清洗國內派、批判苏聯派時,金日成充分利用延安派。使延安派成為暫時的同盟者。朝鮮戰爭時期,由于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參戰,延安派勢力一時猛增,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部門占据許多要職。

1956年6月1日到7月19日金日成率領一個党政代表团,對苏聯和東歐九國進行國事訪問。

金日成回國后,8月29日朝鮮勞動党舉行苏聯東歐歸國報告會,8月30日至31日舉行党的三屆二中全會(又稱八月全會),延安派的崔昌益聯合苏聯派的朴昌玉等在會上向金日成的領導權威发起了挑戰。

崔昌益(1900—?)早年參加朝鮮“三一運動”。1927年加入朝鮮共產党,屬于“漢城派”。1928年被捕入獄六年。1936年流亡中國,后到延安,任抗日軍政大學教授,并加入中國共產党。1942年參與組建朝鮮獨立同盟,任副主席。1945年旁聽中共七大。日本投降、朝鮮解放后,同年11月返回朝鮮。1946年1月建立朝鮮新民党,任副委員長。同年8月共產党與新民党合并,出任北朝鮮勞動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党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1947年2月,任北朝鮮人民委員會人民檢閱局局長。1948年3月,在北朝鮮勞動党二屆一中全會上当選為党中央常委會委員。同年9月北朝鮮建國,出任內閣財政相。1952年11月升任內閣副首相(1954年3月,再度兼任財政相)。1956年4月在朝鮮勞動党三屆一中全會上繼續当選為党中央常委會委員。

在八月中央全會上,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提出了在党內反對個人崇拜、建立集體領導體制、放寬金日成個人對党的控制以及改變以重工業為主的发展國民經濟方針等問題。

党中央委員、朝鮮職業總同盟委員長徐輝在发言中提出“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如果必要,職業同盟所屬勞動者應該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和擁有罷工的權利”。

党中央委員、商業相尹公欽指責金日成的政策路线,公開批評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他認為朝鮮應該學習苏聯建立集體領導體制。

崔昌益對尹公欽的主張表示支持,崔昌益指出“朝鮮濟发展遇到的難題,尤其是過分重視重工業給普通勞動者帶來許多難以忍受的困難”。

面對挑戰者的发言,金日成進行了反擊,他認為徐輝的論調與吳琪燮十年前的論調很相似,他說:“在徐輝眼里,職業同盟比党還重要,他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

他反駁崔昌益說:“崔昌益甚至想拋棄共產主義體制,建立南朝鮮那樣的以中立化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參與這一挑戰活動的涉及党政軍一些部門、院校、部隊和平壤市、黃海道等方面的領導干部。

在與會者中占大多數的抗聯派的支持下,金日成立即對延安派、苏聯派的挑戰者進行報复,將崔昌益、朴昌玉、徐輝、尹公欽等人開除党籍、撤銷職務。

接著,金日成對延安派的其它成員也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重點批判了延安派的首領金枓奉。

金枓奉(1899—?)是朝鮮獨立運動的元老,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共產党領導的華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朝鮮獨立同盟,当選為執行委員委員長。1945年11月回國。1946年2月將朝鮮獨立同盟改組為朝鮮新民党;同年8月新民党與共產党合并后当選為北朝鮮勞動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当了三年党的第一把手。当金枓奉擔任北朝鮮勞動党中央委員長時,金日成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委員長。1949年7月南北勞動党合并后為朝鮮勞動党中央委員會政委會(政治局)委員。1948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出任首屆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

金日成批判金枓奉對党毫無忠誠可言,只信任韓斌和崔昌益兩個延安派。金日成指出“雖然韓斌在党內已經受到批判,但是金枓奉繼續重用他。金枓奉每次會見韓斌之后,其修正主義思想就愈加膨脹”。金日成還指責金枓奉試圖將自己擔任委員長的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凌駕于党之上。

金日成批評朴義琓為了實現其破壞党的目的,不斷對党的干部進行清洗;

沒有證据表明國內派吳琪爕參與了這次未遂的政變陰謀,但是金日成批評吳琪爕一直是眾矢之的,說“雖然党給了他足夠的時間,但是他毫無悔改之意”。

当時韓國流傳的消息說,延安派的領導人意圖通過手中掌握的武裝推翻金日成勢力。延安派成員向朝鮮駐苏聯大使李相朝和苏聯駐朝鮮大使伊巴諾夫密報了政變計划,金日成获悉這一消息后,為了粉碎政變,立刻中斷對東歐的訪問提前回國。

延安派是否想通過武力推翻金日成還沒有定論,有人說“如果政變取得成功,延安派崔昌益將成為政府首相,苏聯派朴昌玉將成為党的書記”。這是毫無根据的猜測。金日成雖然談到了崔昌益和他的同伙准備发動政變,但是并未提及延安派准備進行軍事冒險和武裝暴動。

后來,金日成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1956年我訪問苏聯等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回國后,有一天,副官長李乙雪對我說,現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在背后鬼鬼祟祟的,有些不正常,需要對他們特别注意,并一個個地揭露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南日也給我打電話說,崔昌益和朴昌玉的形跡可疑。”后來,金日成還說過:“參與政變陰謀的人都是新民党以前的成員,他們都屬于延安派”,“只有崔昌益才是野心勃勃的反党反革命的大陰謀家,是他蠱惑他的部下向党的領導地位发起了挑戰”。

“八月事件”发生后不久,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員、苏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先后訪問朝鮮,對此事件進行了調解。之后在9月23日舉行的党中央全會上金日成又恢复了崔昌益、朴昌玉的中央委員職務和尹公欽、徐輝的党組織生活,并做出了這場斗爭是政策對立而非領導權對立的結論。

但是,第二年金日成還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延安派全部清洗。并且在朝鮮全境開展思想整肅。解密的苏聯內部文件記錄了金日成的清洗過程:在一個月內,有兩千多人遭到整肅。

金日成為了對党內的宗派分子進行有效的控制,采用了許嘉誼曾經使用過的方法,一种以前曾受到他批判的換发党證的方法。通過換发党證對所有党員進行審查。這項工作從1956年末開始,到1957年初結束。參與八月事件的延安派、苏聯派不予煥发党證,實際上等于被變相清除出党。這一做法與清洗國內派朴憲永南勞党集团的不同之處在于,雖然對挑戰者進行了批判和處分,但是并沒有判刑。只是將他們被從党政軍的各級領導崗位上驅逐下來。

另据研究冷戰历史專家沈志華證實,清洗延安派導致了1958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從朝鮮撤軍。

1957年9月20日,通過朝鮮第二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的選舉,崔庸健取代金枓奉成為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議長。

1958年3月3日至6日舉行了朝鮮勞動党第一次代表會議,金日成公開了有关延安派陰謀的詳細材料。揭露了党中央第一副委員長金枓奉支持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進行“陰謀活動的罪行”,決定將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開除出党。

至此,金日成和他的抗聯派已經清除了對他們可能構成威脅的所有派别集团。朝鮮官方聲稱:這次會議通過党內斗爭“樹立和鞏固了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核心”,鞏固了金日成對朝鮮勞動党的領導地位。金日成將這一連串事件形容為一大勝利。1959年6月,勞動党中央全會解除了苏聯派朴義琬的党中央常委會候補委員職務。

在此前后,苏聯派中仍保留苏聯國籍的党政軍干部大部返回苏聯,延安派的朝鮮駐苏聯大使李相朝已經留在苏聯政治避難,而延安派的徐輝、尹公欽也早在八月全會后流亡中國。延安派和苏聯派在党內斗爭中失利的一個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許多新党員抱有民族主義觀念,認為延安派和苏聯派屬于外國勢力,其成員是外國党的代理人,因此選擇支持金日成

清洗國內派、苏聯派、延安派后,朝鮮勞動党領導層內組成人員基本上不再來自“五湖四海”,而是由金日成為主體的抗聯派獨占領導地位。

1961年9月,朝鮮勞動党第四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85名中央委員中,原來第三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71名中央委員連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聯派。其后舉行的四屆一中全會選出的11名党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委員中,抗聯派占6名(金日成、崔庸健、金一、朴金喆、李孝淳、金光俠);苏聯派占2名(朴正愛、南日);延安派占1名(金昌滿);技術干部占2名(鄭一龍、李钟玉)從此,抗聯派獨占了朝鮮党政的領導地位。

清洗“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為首的抗聯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漸分化為兩派,一派是以朴金喆為代表的抗日時期由抗聯党組織和祖國光复會派遣回國,在朝鮮北方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簡稱“党務派”或“甲山派”)。

朴金喆是金日成的同齡人,曾任朝鮮人民軍第4師政治副師長、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朝党中央干部管理部部長、党中央組織指導部部長、党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

另一派是以金昌鳳大將為代表的一直追隨金日成在東北和苏聯從事抗日武裝游擊斗爭的軍事干部,后來被稱為“軍事反對派”

金昌鳳比金日成年輕七歲,曾任朝鮮人民軍第12師团師团長、第7軍团軍团長、第2集团軍司令、總參謀長、民族保衛相和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1962年12月在朝党四屆五中全會上,金日成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并舉的方針。1966年10月舉行的朝党第二次代表會議又決定根据当時形勢的要求,改組社會主義建設的全盤工作,進一步加強國防建設,而將原計划1967年完成的发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七年計划延長三年。

金日成重軍事、輕經濟的政策轉換引起甲山派與軍事派的對立,軍事派主張繼續強化國防,而甲山派主張发展經濟優先。

朝党二次代表會議后1966年10月召開的党的四屆十四中全會決定設立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改委員長、副委員長制為總書記、書記制;組建處理党的日常工作的機構——党中央書記局。選舉金日成為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朝党組織體制更改后,甲山派在党中央政委會常委會中占有兩個席位,在中央書記局中占有四個席位,成為党內的實權派。朴金喆負責党務組織指導工作;李孝淳兼任党中央檢閱(監察)委員會委員長、內閣檢閱相、職業總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并負責對南朝鮮滲透工作。在新建的書記局中,金道滿掌管宣傳工作,朴容國負責對外聯絡工作,許錫宣負責科教工作,成了党內的核心勢力。

與此同時,軍事派在党內的地位也得到提高。金光俠成為党中央政委會常委,金昌鳳、崔賢、李永鎬等升為党中央政委會委員,許鳳學、崔光、吳振宇等為党中央政委會候補委員。軍事派還在中央書記局占有兩個席位。

甲山派與金日成的對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經濟政策優先的主張,反對金日成的國防和經濟并重的政策;反對不切實際地歪曲党史、軍史,夸大金日成個人作用,在全國到處大建紀念碑、史跡地;反對內定金正日為金日成的接班人,認為搞世襲繼承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一大忌諱。

但是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聯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使金日成錯誤地認為,要保留自己政治遺產的唯一方式是將令牌交給自己的兒子。因此金日成下定決心肅清甲山派。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党召開四屆十五中全會。以反對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樹立金日成主體思想為朝鮮勞動党的唯一思想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全會揭露朴金喆在日帝統治時期是變節者,擅長夸耀自己的革命斗爭历史,無視領袖金日成的光榮斗爭历史;任党中央副委員長之際未能忠實執行党的軍事路线;道德腐敗,品性惡劣。日本傳媒透露,朴金喆為了抗議這些指責,当場自殺未遂。

揭露李孝淳的罪狀沒有朴金喆嚴重,主要指責他與金日成思想不一致,對党的政治路线心存不滿。任中央聯絡部長時阻礙對南(韓國)工作,否認對南工作的積極性,工作失誤嚴重,造成大量犧牲者。

朝鮮官方稱,這次全會徹底揭露了朴金喆、李孝淳、金道滿等反党修正主義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們給党的組織、思想工作、祖國統一和對外工作造成的極大危害,撤銷它們的党內外職務并開除了他們的党籍。

受到牽連并被撤職的還有:党中央書記兼党中央國際部部長朴容國,党中央科學教育部長許錫宣等人。

對甲山派的肅清波及全國各地,至1968年,朝鮮地方党政干部約有三分之二受到牽連。

通過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終于實現了把自己的主體思想樹立為朝鮮勞動党唯一思想體系的目的,并掃除了確定金正日為自己接班人的障礙。

批判軍內反對派

肅清朴金喆、李孝淳等甲山派首領之后,確立了個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統一祖國的名義下,對韓國開始采取過激的軍事恐怖暴力行動。1967年起,軍事分界线非軍事區內朝韓冲突大增。苏聯解密文件記載,這些冲突大多是由朝鮮方面挑起的。-

朝鮮曾精心策划了“襲擊韓國總統府”的計划。朝鮮軍方花九個月時間對2400名士兵進行了“地獄般的訓練”,然后在這群人中精挑細選出了31名校級陸軍軍官,組成特遣武裝小分隊,秘密滲透到韓國,任務是襲擊青瓦台,刺殺韓國總統的朴正熙。

1968年1月21日內閣民族保衛省偵察局長金正泰直接負責這次有戰略意義的行動,挑選出由“124軍部隊”所屬特戰敢死隊31人組成的特遣武裝小分隊,暗中穿越朝韓軍事分界线透入韓國,以全副武裝的韓國野戰部隊打扮,進入了可以對青瓦台一覽無遺的漢城市北岳山路。但是,計划再詳備也有疏忽的時候,小分隊不巧遇上了下班路過的韓國钟种警察派出所所長,識别出野戰軍服的肩章屬于無法擅離的駐守前线部隊,于趨前盤問時,導致雙方開火,這驚動了駐守在北岳山路防守青瓦台的韓國軍隊,經過激烈槍戰,31名特遣小分隊隊員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僅3名生還。当時生還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還健在的朝鮮人民軍大將朴在京)冒死逃回朝鮮。青瓦台突襲事件以失敗告終,刺殺朴正熙總統的計划化為泡影。此事件震撼了全球。被稱為“朝鮮武裝分子青瓦台襲擊事件”,又稱為“1?21青瓦台襲擊事件”。据被俘的特遣隊員的供詞,金日成認為只要干掉韓國總統朴正熙及其主要追隨者,那么南方人民就會隨著蜂起革命。

“青瓦台事件”失敗后,11月4日朝鮮又派遣武裝間諜船載約120人入侵韓國東海岸地區登陸再次遭到失敗。此外,朝鮮軍隊奉命在軍事分界线非軍事區內大量挖掘軍用隧道通向韓國方向,企圖利用隧道突襲韓國,但隧道也為韓國方面发現

為此,金日成以“左傾盲動主義”、“軍閥主義”和不執行党的軍事路线為由,追究軍方領導對這些失敗所負的責任。批判與處理了軍內反對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舉行的朝鮮人民軍第四屆党委會第四次(擴大)全會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党內和軍內的反党修正主義分子和軍閥官僚主義者的陰謀”。

會議宣稱這些竊据軍隊要職的軍閥官僚主義者以“軍隊特殊”為由,拒絕党對軍隊的領導,歪曲党的軍事路线,濫用軍權壓制軍內党組織和政治機关,而且企圖糾集阿諛奉承分子來奠定其軍閥官僚主義基礎,甚至還通過攝制宣傳自己的電影,妄圖抬高自己。

全會撤銷了党中央政委會委員、內閣民族保衛相金昌鳳大將,党中央政委會候補委員、人民軍總參謀長崔光上將和党中央政委會候補委員、中央書記局書記、原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許鳳學上將等高級將領的党內外職務。其后,金日成的老部下吳振宇、李乙雪、全文燮逐步成為軍內實權派。

遭受整肅的人中較為幸運的是崔光。撤職后,他被下放到煤礦勞動。但是,1978年崔光又被金日成恢复使用,任命為黃海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1980年升為政務院副總理。1988年2月,崔光以七十歲的高齡重返軍界,接替被認為“右傾”的吳克烈,再度出任人民軍總參謀長,并被晉升為大將軍銜。1992年4月晉升為次帥。1995年2月接替病故的吳振宇元帥,擔任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并晉升元帥軍銜。直至1997年2月病逝。

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鮮勞動党通過清除甲山派的朴金喆、李孝淳,清除軍內反對派金昌鳳、許鳳學,以及后來通過落選、放逐等方式讓金昌滿、朴正愛、金光俠、金東奎等人從政坛上消失,終于達到將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樹立為全党唯一思想體系的目的,也為1974年確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掃除了政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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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盛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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